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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三十万重兵,曾国藩为何不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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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9-3-8 10:16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掌控三十万重兵,曾国藩为何不称帝?





  曾国藩(1811~1872年),字居武,号涤生,湖南湘乡县人(今属双峰县),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他从湖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进京赶考,二十八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以后,他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直到一品官位。

  

  曾国藩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由乾隆盛世走向没落、衰败的转折时期,此时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交相煎迫。曾国藩曾因母丧返乡。却恰逢太平天国横扫湖湘大地,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曾国藩趁势在家乡组建了一支湘军。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清王朝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至一品。死后谥“文正”。

  他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先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大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

  曾国藩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两位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对其褒扬有加。蒋研读曾国藩著作。终身不倦,还摘录曾国藩及胡林翼言论编成《曾胡治兵语录》发给黄埔学员,人手一册;毛早在青年时代就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

  曾国藩的湘军集团在攻占天京前后,达到鼎盛。据此,不少人认为曾国藩当时已具有自立的实力。但曾国藩为什么没有反清自立呢?

  

  一是曾国藩要做的就是中兴名臣、儒家典范

  曾国藩出生的湖南,在清中后期以前,经济文化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直到道光年间,仍落后于全国多数省份。当时,湖南“财赋全盛时,才敌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曾国藩本人也称湖南为“山国荒僻之亚”,所以,“道、成前湘士殊少知名”。既远离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很少往来,遂使湖南士人思想保守,消息闭塞,很不容易接受外部思想影响。这种情况造成湖南学界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一是注重经世济用。清代乾嘉以来汉学风行海内,“而湖湘允依先生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湖南的这种学术风气对曾国藩这一代士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曾国藩集团形成的思想基础。当时湖南有两个名气很大的书院: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清代乾嘉以来,这两大书院都讲习宋学,注重实用,实际成为培养曾国藩集团的思想教育基地。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刘蓉、罗泽南、郭嵩焘、刘长佑、曾国荃等都在这里学习过。

  曾国藩祖父曾玉屏对其影响亦颇大。玉屏教育子孙“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以懦弱无刚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这些都成为曾国藩做人的格言。曾国藩“自八岁起侍府君于家塾”。其父曾麟书是个忠于封建礼教的教书先生,经常向儿子灌输封建思想。道光十三年(1833),曾国藩入岳麓书院学习,在这里,开始比较系统的接受封建思想教育和湖南学风的熏陶。对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进士后,曾国藩开始了十二年的京官生涯。他在诗歌中经常抒发感慨,表白志向,自比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在给亲友的信中说得更为坦率,“凡仆人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又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并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铭于座右,用来鞭策自己。

  可见,曾国藩的思想,就是要按修、齐、治、平的儒家准则,为清廷干一番事业,成为忠实维护封建秩序的一代圣贤。要他起兵反清,无异于反自己。

  不过,思想上的原因,是主观的,并非主因,重要的还是客观因素。就当时的客观环境来说,曾国藩如果反清自立,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就要看政治和军事形势啦。

  

  二是曾国潘所处的政治形势

  太平天国革命本身并无什么建设性,其对社会及对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的破坏作用却是巨大的。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对其评价就不怎么样,“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天国)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甚至与洪教主同一阵营的另一起义领导人苗沛霖也看不起洪。苗曾有一联讽刺天国与清廷:“什么天主教,敢称天父天兄,丧天伦,灭天理,竟把青天白日搅得天昏,何时伸天仪天威,天才有眼;这些地方官,尽是地痞地棍,暗地鬼,明地人,可怜福地名区闹成地狱,到处抽地丁地税,地也无皮。”洪教主定都天京后,据说,除了封杨秀清为“万岁”那次外,至死未出过天王府。

  直到天京陷落前不久,李秀成劝其“让城别走”,但教主迷恋他的安乐窝,不肯移驾,并斥责李秀成说:“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打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帜,以保卫儒教和忠君爱国相号召,取得了士人阶层和部分民众的支持。

  蒋介石在《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中也说:满清王朝之所以能够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并非人才消长的缘故,而实际上是道德事业兴盛衰替的证明。曾国藩如果反清自立,首先在道德上就处于劣势,不会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曾国藩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道德劣势必然会转为政治劣势。此其不利处一。

  早在咸丰十年(1861)七八月间,曾国藩为扩大围攻安庆的湘军,特在湖南设东征局,于湖南本省厘金之外加抽半厘,解送曾国藩大营。由于重复抽厘,致使商贾疲困,民怨沸腾,一开始就受到湖南各阶层绅民的攻击和反对,有人甚至扬言要将该局烧掉。曾国藩无奈,只好与士绅约定,待攻陷天京后即将东征局裁撤。湘军攻陷天京后,湖南方面立刻要求停收东征厘金。曾国藩以归还欠饷为由,拖延了将近一年。才正式奏请清廷停收东征厘。而后来又发生新的情况,湘军另一著名将领杨岳斌(即杨载福,为避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讳而改名)。时任陕甘总督,在甘肃镇压回民起义,杨奏请改东征局为西征局,将原解曾国藩大营之厘改解甘肃。这样,名称虽改,厘金并未废除。湘人对曾国藩的怨气可想而知。

  湘军在攻陷天京后,对天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天京浩劫。 “淫掠之惨,具载各书,湘军各载金银子女,联樯而上,万目共睹”。其行为与后来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并无二致,不同的只是杀人数量没日军多(因为那时天京城没那么多人)而已。曾国荃部下重要将领李臣典更是极端,随意掳掠妇女,竟因奸淫过度而致病,十余天后死亡。当时李臣典才二十七岁,壮年遽亡,引发种种议论,曾国藩兄弟为其多方掩盖,但终究隐瞒不住真相,实情还是广为人知,“公(李臣典)恃年壮气盛,不谨,疾之由也”。曾国荃在天京陷落后,“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余悉辇于家”。此后,曾国荃在家大量抢购民田,广起宅地,一副暴发户派头,致使民怨沸腾,舆论大哗,“老饕”之名满天下。而曾国藩却为其弟抱委屈,说“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珠为好笑。曾国藩本人廉则廉矣,其弟国荃却实不堪一“廉”字。曾国藩小女儿曾纪芬说,她九叔“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湘军所作所为,不仅为民众所痛恨,也引起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的不满。稍后的理学家夏震武就斥责曾国藩说:“行军以纪律为先,立国以纪纲为重,救民水火之中而不戒淫掠,兵亦贼矣!”甚至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湘军在天京的所为是一场浩劫,“自五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逾于今日”。

  由上可见,曾国藩若反清自立,在政治上很难得到广大士人及民众的支持。而失去这种支持,其军事上又能有多大作为呢?

  

  三是攻灭太平天国后的军事形势

  军事实力才是决定曾国藩能否反清自立的最主要因素。那么,在湘军攻陷天京后,军事上的优势是否在曾国藩这边呢?

  曾国藩能直接指挥调动的军队数量较少。湘军占领天京后,总数达到三十万人,这是广义上的数量,即整个湘军集团的兵力。曾国藩直接指挥的军队才十二万人,且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左宗棠的四万人早已成独立状态;江中义、席宝田两军一万人已拨归沈葆桢,而早在攻陷天京前,曾、沈二人已因江西厘金之争闹翻;鲍超、周宽世两军二万余人也在赴援江西不久,即拨给沈葆桢管辖。不过鲍超是曾国藩死党,如果曾国藩造反,他是极有可能归附曾国藩的。这样,曾的嫡系部队不过只有曾国荃的五万之众。

  湘军内部分化严重。天京陷落前,湘军集团多名重要将领已位至督抚,根本就没有造反的动力。彭玉麟(1857年授安徽巡抚,力辞未就)、沈葆桢(1861年任江西巡抚,沈是福建侯官人,林则徐外甥。此处把他列入湘军集团,是因为沈属下兵勇多为湘人)、李鸿章(1862年江苏巡抚)、左宗棠(1862年浙江巡抚)、刘蓉(1863年陕西巡抚)、刘长佑(1860年任广西巡抚,1862年两江总督,1863年直隶总督)、杨岳斌(1864年天京陷落前一个月,授陕甘总督)、刘坤一(1864年江西巡抚)。其中,只有彭玉麟可以称得上是曾国藩死党。

  曾国藩弟曾国荃与湘军多位将领关系不和。湘军克复金陵,尤其在处死李秀成后,众人“争指目曾国荃”,“诸宿将如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欲告去,人辄疑与国荃不和且言江宁辎货尽人军中”。这些人对曾国荃成见很深倒是不假,不过多隆阿在克复金陵前俩月即已战死。王闽运此处把他列出来。恐也因与曾国荃有旧隙使然。

  要这些督抚们冒生命危险去跟着曾国藩造反,可能性不大。即便造反成功又如何?又不可能人人做皇帝。

  左宗棠、李鸿章的立场。此处把左、李单列,是因为他们的重要性和能力远非其他湘系将领可比,曾若欲反清自立,不取得左、李的支持,是毫无成功希望的。

  曾国藩若反清,自然不能再打着道德的旗号,因为以当时社会眼光看,他造反本身就不道德,那就只能高举民族旗帜。但早在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义后,汉族广大知识分子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因为他们看不到满清有如元朝那样迅速败亡的迹象,政治态度已产生根本性变化,对清廷由反对或不合作转为拥护、归顺,甚至主动、自觉地去维护清廷的统治,逐渐将自身利益与满清连为一体。这种情况下,民族旗帜已不可能对汉人中的精英阶层产生很大的凝聚力。尤其左宗棠,在多种场合对曾国藩都颇有微言。自1861年至天京陷落,两人几乎不通音讯(其间,1862年,曾国藩仍举荐左任浙抚)。曾国藩曾作联嘲讽左:“季子自称高(左宗棠字季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辄相左。”左则反唇相讥:“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君经济有何曾?”虽为戏言,但也说明了两人关系并不太融洽。李鸿章就更是个投机派,可以推测,曾国藩造反,初期李会不偏不倚,倘曾国藩顺利尚好,倘一不顺,李极有可能背后捅刀,帮助清廷对付曾国藩。

  其实,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曾经料到,“清命不过五十年,想要南北朝也不可得”。既然曾国藩选择了这样的复国道路,那么他一时表达对清王室的忠心也自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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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FS 发表于 2019-3-11 09:49 | 只看该作者

===他本人也不具备这个单当独斗的先天条件而已,  类似只能当配角的人, 还有如 : 周恩来 ;  汪精卫, 等...

他本人也不具备这个单当独斗的先天条件而已,  类似只能当配角的人, 还有如 : 周恩来 ;  汪精卫,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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