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比民众更难苏醒 －－ＺＴ

作者:汪元


一个依靠朋友甚至是敌人援助粮食才能活下去的国家，准备在发射一颗星、阅过一次兵之后，一夜之间宣布进入了“强盛大国”之门，正常人会觉得太离谱。但有人相信，并正在这么做。他叫金正恩。独裁者区别于常人之处，就在这里——你不相信的东西，他信。 

上个月有报道说，中国于2月下旬开始对朝鲜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无偿援助，包括粮食、建材等，价值高达6亿元人民币。今天又在新华网上看到朝鲜将举行最大规模阅兵的消息，便产生了说说这件事的兴趣。

独裁者看到的通常是自己的强大

专制体制下，整个国家会变成一个大舞台，表演的主题通常是感恩与强大，表演的形式主要是汇演与阅兵。用汇演来诠释感恩，我们放到后面再说。先说说阅兵。

阅兵，大阅兵，最大规模的阅兵，是纳粹时期的德国人、苏联时代的俄国人以及中国人，都十分熟悉的东西。那震撼人心的场面，没有流血，胜似流血，没有杀人，胜似杀人，不仅仅是在威慑国家的敌人，也是在警告国家的主人——“公仆”有枪。恐惧的来源除了监狱、警察，主要还是军队。无处不在的恐惧，使得民众在独裁者面前显得异常卑微。因此，独裁者看到的通常是自己的强大。只有在毁灭前的短瞬间，他才非常不幸地看到自己虚弱的灵魂。如2003年12月14日从地洞里被人拎出来的萨达姆，2011年10月20日被民众围殴的卡扎菲。

独裁者都有一颗强迫民众感恩的心

现代独裁者不再说“朕即国家”，他们通常这样说，“我打下了江山”，或“我建立了国家”。既然是我打的、我建的，你们自当感恩。如前所述，感恩的主要形式是汇演。在国家这个广阔的舞台上，全体国民都沦为戏子，专业的，还拥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党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可以穿上神圣的制服（军服、警服等），可以被授予将军，或被誉为脊梁。在前苏联和今天的朝鲜，他们还有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称号——“功勋艺术家”或“人民艺术家”。

文革末期，当过小学班长的犀利公，也曾指挥全班同学，每天课前，向领袖感恩。“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大救星”；“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诸如此类。指挥40几名小学生唱歌，在全国众多戏子中，犀利公的声音，卑微得很。那时，我在电影中看到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场面宏大，远远超过我们这群破衣烂衫的乡村孩童们能够演绎出的效果。周恩来任总策划、总导演，参演人员三千多，涉及五大军区的文工团、北京的所有文艺团体，以及数百名工人和学生业余合唱团。为了突出对毛一个人的感恩，周坚决拿掉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场面。

受经济实力所限，朝鲜还难以获得奥运会、世博会一类的超级汇演的举办权。但十万人同演“阿里郎”，是不需要外人授权的。在金家两代人（很快会增加到三人）的巨幅画像前，10万民众“幸福地”歌舞，共同烘托一个主题——感谢金太阳。

独裁者会对自己产生膜拜

28年前，我第一次参观时为江苏省政协办公地的天王府，被讲解员的一句话所触动。她说：“洪秀全后来沉迷于拜上帝教中，相信天兵天将会来救他。”洪第一次在广州应试失败时，收到基督徒梁亚发编的《警世良言》一书，所据多为旧约，文字肤浅，教义不全（据陈恭禄《中国近代史》）。1837年第三次应试失败后，大病一场，苦无出路，便依据这部残书，创立拜上帝教，托耶和华为天父、耶稣为天兄，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这套谎言，为洪打开局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他本人自然是不信的。包括随后的，杨秀清“代天父下凡”，萧朝贵“代天兄显圣”，等等，都是革命的策略，是他们兄弟心照不宣的把戏。由于洪的教义与《圣经》的矛盾之处太多，定都天京后，洪甚至篡改《圣经》，在天国辖区内刊行。可见，这是一套可以随意修剪的道具。太平天国末期，信奉洪氏教义的天国臣民，已经不多了，但洪自己却迷信起来，一方面是清兵围城带来的焦虑，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他前期的成功和强大，蒙住了身居内宫的他的双眼。

读太平天国史，真正的震撼就在这里，为此，我修正了对邪教的定义方式，不再以信众癫狂作为唯一判据，而是增加了一条，那就是，在邪教走向末路时，信众不信教主信。同时具备后一条的，才是邪教中的极品。创立这种极品邪教的教主，通常也有最后的清醒。但这令他清醒的一瞬，仅仅是供他了却自己。城破之前，洪秀全服毒自尽，希特勒举枪自裁，各自捍卫了教主的荣誉。

与拜上帝教和纳粹相比，萨达姆的“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卡扎菲的“人民社会主义”，似乎都够不上极品主义的级别。与洪、希二魔相比，齐奥塞斯库、毛泽东，似乎也达不到极品教主的地位。但萨、卡、齐、毛四人，对自己的迷信，却与洪、希二人相当。

新民主主义论和社会主义论，是毛思想的所谓两大原创性理论。而根据已经公开的历史资料，以及诸多学者的考证，可以看出毛思想的三大来源：一是抄袭（列宁著作及其它苏共理论）；二是拼凑（依靠秘书班子）；三是补充（毛本人的创新）。新民主主义论的本相，可以参见杜光先生《谈谈新民主主义的是与非》一文。《矛盾论》的形成，可以参见陈定学先生《〈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原创吗》一文。即便是这样一套并非本人思想的思想，毛在晚年也深陷自恋而不拔。在相关文章中，笔者曾多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毛对自己“创立”并被手下人拔高的一系列理论，并非一开始就迷信，这一点很像洪秀全。毛迷信自己，有两个关键时节。一是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毛燃起由亚洲革命领袖向世界革命领袖升级的欲望；二是1966年击败刘少奇、成功点燃文革的烈火之后。打蒋（建政）、斗刘（发动文革），是毛自己总结的一生两大功绩，这样的成功，加上无以复加的“万岁”环境，令他迅即进入到欣赏自己、崇拜自己的痴迷状态。即便是“9.13”事件发生，毛的身心遭受重创，高层对毛的崇拜瓦解，中层对毛的迷信减弱，毛也没有改变对自己的迷恋。因为十亿底层民众对毛的崇拜并未受到大的冲击，足以支撑他精神不倒。自始至终都没有迷信毛的人也有，如周、彭、林、朱等，但周不会象彭德怀那样直接表露，更不会象林彪那样大胆行动，而是象朱德一样，选择忍让。

探究独裁者迷信自己的根本原因，当属“总会成功”这一条。这是我在去年2月份拜读到胡鞍钢先生的大作——《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之后，才豁然开朗的。胡无视中共历史上的诸多不成功的事实（如大饥荒、文革），仅从改革开放32年的GDP成功史中，就产生了对体制的膜拜，进而断言“总会成功”。年青的金正恩，从父亲和爷爷那长达64年的成功史中，看到了“主体思想”的坚不可摧，自然也会产生对他们的膜拜。假以时日，如果中俄携手支持小伙子继续独裁下去，他也会产生对自己的迷信。金氏独裁，注定不可能“总会成功”，一如60多年来他们祖孙三人向朝鲜人民许下的“吃米饭、喝肉汤”的诺言一样，从来都没有成功过。中国的现体制也不可能“总会成功”，章立凡先生言简意赅地指出了它的去向——“五年看改，十年看埋。”

民众比独裁者更容易苏醒

极权宣传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愚化民众，也可能误导自己。去年3月，利比亚战争爆发，张召忠主动代表卡扎菲同志，向中国观众做演说：“卡扎菲在利比亚的支持率远高于奥巴马在美国、萨科奇在法国、和卡梅伦在英国的支持率。如果卡扎菲应该下台，那奥巴马早就该滚蛋了！”五个多月后，卡扎菲被民众从一节管道中拖出，群殴致死。张无可奈何地狡辩说：“我被利比亚人民骗了，过于相信利比亚人民对卡扎菲的拥护。”在专制环境下，百分百的支持率，糊弄的往往不是民众，而是统治者自己。独裁者可以长期看到民众弯曲的膝盖，但永远不要指望看到他们真实的内心。

迷失在领袖崇拜幻境中的普通民众，看似无药可救，其实药方极简单，那就是公开。只要公开执政集团的真实历史，公开领袖的真实生活，公开外部世界的真实信息，民众会如初春的眠蛙，迅速发出春天的呼喊。而独裁者，大多无药可救。在《“绝不论”的历史与现实因素分析》一文，我曾经归纳绝不们的五条心病：说谎成性的政治空言、沉疴难起的历史包袱、挥之不去的苏东惊梦、割舍不掉的既得利益、难以平复的社会思潮。前三条其实是在表明一种现象，就是绝不们对真实，心存恐惧。还应当加上一条，那就是对“总会成功”的迷信。

冬天是人们不喜欢的季节，但却躲避不开。朝鲜人民正在经历最严酷的寒冬。作为近邻，除了同情，中国民众对此无能为力，因为我们虽然越过了酷寒，但冬天并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