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警察我怕谁

我是警察我怕谁

陈九

不久前去宾州探望儿子，他在那里参加一个少年写作营。刚停好车就听到一声大喊：陈九，你怎么在这儿！一抬头，原来是刘新平，十多年前的老邻居。那时我们都是单身汉，住在纽约市的科罗那，一个西语移民聚集地。那里租金便宜，当年不少华人艺术家都在那儿住；诗人翟永明，杨炼，画家何多苓，艾轩，何宁，还有雕塑家魏天渝，钢琴家施壮飞，很多。我们大家常聚在一起开派对穷欢乐，借酒撒疯载歌载舞，共渡一段漂泊生涯中的美妙时光。

老友重逢格外惊喜，忙询问分手后的经历。新平说他在花旗银行工作，做项目主任。我说我在纽约市政府分管数据，目前正协助市警局更新他们的数据系统。‘警察局’？新平叫起来，我恨死他们了！来的路上刚吃张罚单，罚款不说还非给我记点，好说歹求都不行，美国警察真是惨无人道。惨无人道？我不禁莞尔。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听我聊几句和美国警察互动的经历如何？

乍到纽约警局还真有些紧张。这里出出进进净是人高马大之辈，个个腰间夸着盒子枪。这种枪是特制品，弹夹长装弹多。狭路相逢你比对方多一发子弹就主动。我的使命是帮他们改进数据库系统，以适应政府不断调整的作业规范。我一到他们就张罗为我办工作证。我说急啥，可他们说要马上办，好像不办我就无法工作。工作证上有我的照片，还有警徽标志，虽比不上真正警察的金属警徽，但也看着威风八面。就这个东西让我从另个侧面见识了一把美国警察。

几个月前从佛吉尼亚州渡假回来，经过跨越哈迪逊河的瓦利桑诺大桥时，正赶上大堵车。儿子吵着要上厕所，他越叫我越烦，脑子一热，索性从旁边车道绕到前面插队，想尽快下桥。没想到有辆警车正在我试图插队的地方守株待兔，像约会一样等我。警察严肃示意让我停车。我真沮丧到家，恨不得把车倒回去，让一切重来。慌乱中太太提醒，你不在警察局工作吗，给他看看证件。你是说，给他亮证！没错，不亮白不亮，咱又不骗人，怎么处理是他的事。我于是把随身携带的工作证递过去，心砰砰跳，拼命想着该如何回答人家的提问，好像这证件是假的。

让我跌破眼镜的是，那位警察根本没说话。他把工作证还给我，转身跑回拥挤的车道，嘟嘟嘟吹着哨，无比神圣地拦下所有车辆，接着对我大喊，开过来开过来。我不明白怎么回事，没敢动。他跑过来用力敲我的车头，啪啪作响，喊着，先生，跟着我跟着我。太太叫起来，走啊，人家给你开道呢，傻不傻呀你。我这才反映过来，原来他是优先让我下桥。我受宠若惊地开过去，后面有人对警察怒吼，凭什么他先走，这不公平。警察的回答干净利索：闭嘴，他是当班警察。

我是警察？嘿，我是警察了。一路上我把这情景重温一遍又一遍，生怕遗忘，怎么想怎么透着舒坦，都荡气回肠了。打那以后我食髓知味，总把工作证像护身符似地带在身上。有一次我在长岛铁路道格拉斯顿站附近发信，发完后想也没想调头往回开。那条路是双黄线不准调头，更有甚者，一辆警车刚好打此路过，被我挡个正着，嘎地一声来个急煞车，接着警笛就响起来，命我停车。这回我不那么慌了，把车靠在路边。一位胖警察面带怒容走向我，你怎么开车？把驾照和车辆注册卡拿出来！听上去大有赶尽杀绝之势。我递上三张卡，除了他要的两张还有我的工作证，工作证放在最上面。他一楞，表情接着就变了。你小子真够呛，下次注意点儿。我连忙道歉，对不起兄弟，我的错。他挥挥衣袖，未留下一片云彩，撤了。

一次两次算蒙的，如果屡试不爽呢。这次更绝，是在与纽约一水之隔的新泽西州，连纽约之外的警察都护着同行。自被‘突击发展’为警察后，不免有优越感。平凡生活中任何一丝特殊都可能让人陶醉。那天去新泽西的纽瓦克机场送朋友，走错了路，找不到高速的入口，却闯进一个安静社区。我急着摆脱困境，当车接近停车标志时，一踩油门就冲了过去。只听呜地一声，一辆警车魔术般跟在身后。我没在意，准备故技重演，给他亮证。谁知马失前蹄，那天竟忘了把工作证带在身上。这下可急出一身汗，拼命解释我在纽约警局工作，是你的同行云云。人家问，

证件呢？给我看。

忘带了，真的忘了。

对不起，这是罚单。

我还能随便胡说吗？

没说你胡说，有话对法官讲去。

他面带嘲讽地把一张黄色罚单交到我手上。交通罚单中，黄色最严厉，我必须出庭接受法官裁决。除了高额罚款，少则三个点，多则五个。问题是，点一多保险公司就涨保费。美国社会是个网，牵一发动全身，活得越小心网就缠得越紧。

这下我可傻了。心说活该，你算个鸟警察，顶多是临时工。证又亮不出来，还敢到外州撒野，看你今后还狂不狂！出庭那天，我还是带上工作证，外加我在警局这个项目上得的奖状，充满侥幸诚惶诚恐地走进法庭。排队登记的人们大多是少数族裔，法警对他们十分严厉。有位老兄说西班牙语声音很大，警察警告了他。过一会儿他又大声，警察转身就要拷他，他左求右求才算了事。轮到我，我把罚单连同工作证一块儿递给办登记的女秘书。她看着我的工作证，困惑地问，你是警察？我在纽约警局工作。你跑到这儿干什么？不是你们让来的吗？那你，跟我来一下。

她把我带到一位西装革履的绅士面前，匆匆对他说，搞错了，人家也是警察，这是友军误伤。那位先生接过我的证件看了一眼，马上面带微笑走上来，给我一个拥抱，吓我一跳。他边道歉边呼唤着，麦可，麦可，开他妈什么玩笑，瞧你办得这事。一位警察走过来。我一看，正是他给我开的罚单。当他闹清怎么回事后，尴尬地说，这不赖我，谁让你那天不带证件。我赶紧借坡下驴，对对，赖我。你做得对。那位绅士说，法官得签个字才能取消罚单，走，我去把他叫出来。

法庭上，法官正在审案。绅士把我和麦可带到法庭侧面，对法官不断做手势。法官让下边人等着，然后走过来。该死的，没见我忙着审案吗。绅士向他解释发生了什么，法官转身对我说，真对不起，让你还跑一趟。你住哪儿？道格拉斯顿。这么远跑过来，你知道什么什么人，那个乔治棒球队的主投手，就是你们道格拉斯顿人。还有环球制片厂创办人原先也在那儿住。可惜我不懂棒球，既没听说过更记不住这些名字，只顾装腔作势地与他周旋。对对对，一点不错。你对那儿满熟嘛。

走出法庭已是满天星光，我有些月朦胧鸟朦胧的困惑。几天之内从老鹰变菜鸟，再由菜鸟变回老鹰，生活竟像一部峰回路转的轻喜剧。我在路灯下给家人拨电话，想告诉他们罚单的事已搞定，可占线。再拨还占线。嘿，你看看，话到嘴边说不出来的滋味很难过，像烟瘾犯了摸不着烟。我恨不能对着路人大喊一嗓子，二十年后又是条好汉。或者，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要不干脆咱这么着，我是警察我怕谁呀！

没喊成，电话这时接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