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机器人、安乐死、人体冷冻……过去国产片不敢讲的话题，它都讲了

聊了聊这些极具争议话题背后的故事。

9月底，一条团队在台北见到了曾宝仪。一身利落黑色皮衣，曾宝仪一分不晚准时到了现场。

在之前的2018年，曾宝仪有一年时间几乎没接其他工作，作为主持人、策划人之一，全身心投入在纪录片《明天之前》的筹备和拍摄中。“我也知道赚钱很重要，但因为这份工作不管是心力还是体力上，都是非常大的投入，无法兼顾。”

《明天之前》这部真人秀纪录片由腾讯新闻出品，共4集。纪录片最初叫做“Tough Jobs”，即“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

在策划阶段，曾宝仪首选了“安乐死”的话题：安乐死是否应该被合法化？人类到底有没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因为近几年家里有老人相继离开，我花了非常多时间去思考生死的问题。”

本来计划只做其中一集的主持人，结果2018年2月，离出发只剩两个月了，节目组问：“宝仪，你要不要把4集都做了？”

机器人伴侣，将来真的会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和好奇心，我们去到美国、泽西岛、英国、荷兰等地，采访娃娃工厂的制作者和使用者，也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有人想跟非生命的物质产生身体和情感上的连结？

2018年6月，我去探访了正在努力建造人工智能机器人伴侣的团队——位于加州的Abyss Creations和它的创始人Matt McMullen。起初他们称要制造最棒的成人玩偶。我去参观时，真的下巴都快掉下来。

可能我看过很多脸，但我没见过那么多胸部、那么多私处，所以当这些器官一字排开的时候，我会觉得人类其实也是由零件拼凑在一起的集合体。

Matt的目标很明显并不只是做娃娃。

因为有了人工智能程序的嵌入，这些娃娃可以跟人类有很多互动，会聊天，还有记忆，可以记得你喜欢什么、昨天你们聊了什么……Matt的终极目标是把硅胶娃娃做成像真人一样下半身可以走动、拥有温度的个体，把陪伴变得更真实。

Matt公司正在研发的第一款女性伴侣机器人叫Harmony，目前已经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神秘人士预订了，我去到这位不愿露正脸的嘉宾家参观，他家里已经有5个Matt工厂出品的真人娃娃，“她们都是美丽的艺术品，很结实耐用。”他甚至让我去尝试触摸、感受这些娃娃的质地。

他是娃娃的使用人群中的一类人：曾经拥有一段婚姻，但最终还是分崩离析，对于两性关系非常消沉，受够了寻寻觅觅、你来我往的捕猎过程，拥有这样的娃娃可以让他们省去很多心力。他也不会对娃娃有过多幻想，偶尔喝喝酒的时候就把娃娃放在房间的角落里，晚上睡觉就选一个娃娃把她扛进屋里。

我在不同国家探访了几位硅胶娃娃的使用者，每个人都是众生相。其中有受过伤的人，他们可能在真实的人际关系上受挫，对他们而言，娃娃和人类最大的不同就是清早起床不用担心旁边的那个“人”不见了，这给他们很大的安全感；还有人愿意把娃娃带进他们的真实生活，把她推进家附近的酒吧、介绍给朋友认识。

在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娃娃的时候，有些人过于专情于现在身边的硅胶娃娃，他们可能不会购买一个“Harmony”，而是只愿升级目前身边有的娃娃。

另一面，Kathleen Richardson，可能是全世界最大声疾呼反对机器人伴侣的人。她是剑桥大学人类学博士、欧洲机器人伦理协会的头儿。

几年前，Kathleen发起了“反机器人伴侣运动”，她说，“这些娃娃是为了商业目的被制造出来。人们一直说，和人建立感情是不必要的，如果这种观念成为一种常态，人类会陷入危机之中。”

Kathleen认为无论如何伴侣机器人都是一种色情产品，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一种把人当作财产、物化女性的意味。

而从Matt的角度来讲，他认为自己设计了一种商品、一种服务，人们在其中得到了慰藉、成长、陪伴，是做了件很好的事情。

如果你现在问我想不想有一个这样的机器人伴侣？我的答案是不要。20年后回看我说的这段话，可能会觉得很可笑，人的未来有无限可能。

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一集伴侣机器人其实是在讨论人的寂寞。

什么时候人与人之间已经失去连结了？什么叫连结？什么是陪伴？什么是性？什么又是爱？你如何证明爱的存在？你怎么能够去说他对娃娃的爱不是真的爱呢？而爱的存在，在现在这个社会又代表着什么？这一切都好难想明白。

所以在我看来《明天之前》最可贵的，就是让这些议题和不同想法放在一起，让观众去真正地思考。

“长生不老大会”现场

 第二集：人类应该追求永生吗？

2018年9月，我去到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参加一个“长生不老大会”的活动，这里聚集着一群激进的生命延续主义者。

所谓激进，是因为他们想无限期延长生命，并不是五岁、十岁就满足了；他们是在冒险，因为一些方法不见得被现在的制度允许，比如美国的FDA（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标准和管控。

大会上聚集的这些人，可能是科学家、理论家，或者类宗教学家，各种讲座、对谈；另一个分会场有很多不同的摊位、脑洞大开的发明，你可以去尝试高压氧舱，还有摊位告诉你吃什么可以回春，让你的细胞恢复年轻时的水准……

47岁的Liz Parrish，2015年秘密前往哥伦比亚，在一家私人诊所接受了两项基因治疗。一个是延长染色体末端随着年龄越变越短的端粒，让基因更稳定，可以预防癌症；第二项治疗注射了肌肉生长抑制素，增加身体中的肌肉量，维护线粒体功能。

我无法证明她是否真的做过这些治疗，以及这些治疗的疗效，但在我跟她的对谈中，她看起来确实比实际年龄更年轻。

人体冷冻过程演示模型

采访完我觉得不虚此行，因为我意识到一件事情，你可能没办法保证你心爱的人会回到这个世界，但这种方式给了你一个希望。有时候人类就是需要一点希望才能活下去，不管是你失去了挚爱的伴侣，还是年幼夭折的孩子，每个人都有一份念想，希望未来还会再见面。

这一集出乎我意料，点击率很高。

美墨边境的隔离墙

 第三集：近邻？近敌？

 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普通人 

我很冒险地提了一个议题，后来曾后悔不已，但最后又觉得很值得——我说我们应该去墨西哥。

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双子城市叫Nogales——美国有一个叫地方Nogales，隔了一道墙，墨西哥也有一个Nogales，两边的人民命运截然不同，我很想去看一下。

一开始导演非常不赞成，因为太危险。我们去到墨西哥，也的确看到了毒枭大本营，荷枪实弹的路人，铁道隔两边不同的黑道……

出发前我甚至在家里默默写好了遗书，我说请他们谅解，我必须要走这么一趟，因为如果不去，我这辈子可能都会很后悔。

当我真的在难民收容所跟这些难民交谈，我意识到难民与边境议题，并不是一张照片、一个标题可以代表的，背后是一个个再真实不过的人生堆砌而成。

Tim Foley（右）

Tim Foley是一位守护在美墨边境的民兵，他把这些非法移民称作”蟑螂”。你跟他说起难民、墨西哥高墙等议题，他义愤填膺；而其他时间，他就像一个国家公园的管理员，开着一台很破的吉普车，边开边跟我讲：这个是一种特殊的仙人掌，那边会有狐狸出没？他给我看他在边境墙上设的隐藏摄影机拍过多少人。

非法移民、毒枭之外，你会看到他的电脑旁还有一个档案夹，里面全部都是夕阳。他说亚利桑那州有全世界最美的夕阳。

所以拍这一集的时候，我心里是百感交集的。在去之前，我对Tim 有很多负面的想法，但事实上他也是人，别人的父亲、别人的丈夫，曾经是别人的孩子，因为生活，他走上了这条路。

但是不管是拿起枪的民兵，还是在沙漠里给难民送水的人道主义者，在某程度上是同一种人。他们都是保持着自己强烈的价值观与信念在行事的人，认为与他们价值观不符的人便是敌人。

 第四集：告别的权利

 安乐死，人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吗？

2018年4月，我们因为《告别的权利》这一集去了伦敦、爱尔兰、荷兰，最后回到荷兰。经历一个月的拍摄，整个团队回到原本居住的地方，结果突然看到一个新闻：104岁的澳洲生态学家David Goodall，宣布5月10号从澳大利亚到瑞士走他人生的最后一程，进行安乐死。

David是澳大利亚最年长的还在工作的科学家，没有绝症，子女成群，并不孤单，为什么选择走上这样一条路？全世界都在关注着。

其实在去瑞士之前，我们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拍到素材。前一晚决定，第二天晚上的飞机就到了瑞士，打听到David下榻的酒店，我们定了同一家。

我们的出租车开进酒店花园时，正好看到护士把David推了出来！所有人抓起机器、冲过去，我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蓬头垢面，却经历了这四集中最珍贵的访问之一。

我其实和David在花园里喝了一个下午茶，就像两个异国的忘年交在瑞士相会，当我问到他离开后会想念什么，他跟我聊起斐济的那段时光，那天下午阳光很美，他也很美。

慢慢地媒体开始多了起来，花园里变得嘈杂，万万没想到我旁边一个国际新闻社的记者拍下了我和David的一张合影，第二天早上我赫然发现我们的合照跟特朗普、金正恩的照片并列，成了各国媒体当天的头条。

事后我问导演为什么媒体们这么喜欢这张照片？他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你帮这个世界拥抱了他。

当天，我们还争取到了跟David的儿子短暂的采访，采访进行到一半他情绪崩溃离席，我也哽咽到无法继续。

那天让我回想起我爷爷过世的时候，那时我在火葬场拿着他的照片、我堂弟拿着骨灰，我们前面也是无尽的闪光灯，而我作为当事人当下想法是“你们真的知道我发生了什么吗？”

而在瑞士那天，我自己成了站在对面的人群，对于到底要不要做采访我有很多矛盾。为了纪录片，我知道我不得不去做，但换个角度想，那天是他们一家人仅剩的相处时间了，我到底要占用他们多少时间呢？我要一直追着他们屁股后面跑吗？我做的真的是对的吗？

David 是在医生Philip Nitschke的帮助下结束自己的生命。

Philip Nitschke是世界上第一名自主、合法实施安乐死的医生，澳大利亚人。1995年到1997年的两年时间，澳大利亚曾很短暂地通过了安乐死法案，后被推翻，在此期间他成功帮4个人执行安乐死。

后来，因为信念无法实现，还招来很多质疑，Philip在2005年烧掉了自己的医生执照，离开澳大利亚，前往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

Philip解释Sarco的工作原理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市郊，我们访问了Philip的工作室。推门映入眼帘的是各种发明设备，他给我展示他写的自杀手册，和教你如何安然离世的网上论坛。

主要项目是Sarco——一个金属做的“太空舱”，人爬进去，戴上眼镜，看到你想要的景象，可以是沙漠、海洋、潺潺流水，然后按下按钮，气体进入舱内，优雅地迎接死亡。

Philip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正在做一件正确的事。他觉得他提供给无助的人最后一点点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权利。

而Baroness Jane Campbell是英国反安乐死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作为英国残疾人权利的领袖之一，她曾公开做演讲反对英国通过安乐死法案。采访完她后，你也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有什么资格去夺走一个人生存的意志？

为什么我们总把死亡看成是隐晦的、痛苦的、被夺取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优雅地死去？

就离世人的亲人朋友来讲，它是魔鬼，夺走了他们的挚爱；而就深处极端痛苦的当事人来讲，它可能是一种救赎。而你的痛苦可以跟我的等量吗？

就像《明天之前》其他命题一样，我无法下一个定论。

有人问我拍摄纪录片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预设的立场？

出发前可能有，但是很多议题当你越深入，你就越发现你的立场一点都不坚固，而且有时候坚守立场是愚蠢又无知的一件事，我怎么能够确定我的立场是对的？所以我常常会提醒自己一句话：我是来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来评断这个世界的。

与以往立场鲜明的纪录片不同，《明天之前》里导演把自己缩得特别小。只是把素材一字排开展示给观众们看：我哭了就是哭了，40度的沙漠里我爬山，吐了就是吐了，我采访不下去就是采访不下去了。站怎样的立场，观众们自己决定。

这一段拍摄经历，它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真实走过的2018年4月到9月的历程，我真实地在世界的不同角落跟这些人一期一会了，在当下我们都真诚地对待彼此，这对我来说就是无可取代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