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被忽视的文明(组图)

转自齐欣

　　从现在开始的3－5年间，在中国大运河上，将迎来一个“行走的时代”。随着对大运河了解的更加深入，无数难题都要在田野调查和多方共同参与的前提下找到答案。其中的三个题目既具体又前瞻，代表了大运河的历史纵横感和人类社会价值，结论也就超越了其问题本身。那就是：大运河究竟有多长？是否存在运河文明？中国人可否由此新创物质、自然、非遗“三合一”的世界遗产保护形式？

　　开辟一条徒步或骑行的“大河小道”，可以为保护大运河遗产提供许多意想不到的支持……

　　我在黑夜中醒来，这远远早于我的计划。

　　窗外，在西湖的另一端，大运河静静地等待——许多同样的黎明，我睁开双眼后都要重复同样的思念，仿佛那里就有日夜想念的人，就是我的心爱。与年轻时的情愫激荡完全不同，现在我更愿意默默地着手做些具体的事，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桩也罢，就像我即将开始的那样。

　　这是2008年9月的一个黎明。浓重的水汽渐渐在骑行头盔上布满晶莹的水珠。我穿过杨公堤和雷峰塔，骑向钱塘江边。雨雾交融，人入画中，天地合一。我选择了杭州开始实现思考已久的一个梦想：无论中国的大运河何时能成为世界遗产，我们都在2012年前，借助民间的力量，开拓出一条沿大运河可以骑行/徒步的小路——“大运河遗产小道”，简称为“大河小道”。由于将英译名称定为“Grand Trek”，我们私下里更多地称其为“GT”。

　　GT无疑将是世界上最长的多功能遗产小道；也是能够放纵你最大运动量又减少碳排放的完美方式。一路的气候、景观、风情完全不同。何况，你还能链起沿岸的数千处古迹和自然风貌，了解或重温自公元前486年至今2500年的中华历史与传奇。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越来越多地在上面串走的人群，使不同行政地区和职能部门的规划更真实、更完整和更统一。在当下，这一点非常非常急迫。早在2007年6月，在国家文物局的规划下，中国大运河沿岸的6省2市（按行政区划自南向北分别为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城市为天津、北京）已经开始普查大运河遗产家底。大运河申遗之难，工作量之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其中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难倒了许多人，而且到今天为止，准确地给出一个答案还遥遥无期。那就是：以遗产标准来看，大运河究竟有多长？

　　应该说，京杭大运河还是中国大运河的主体。仅仅一年之前，我会忽略其它河道，将GT的起点定在杭州拱宸桥，北端在通州。由此可以使用常规的1794公里长度概念。但是现在，我伫足在钱塘江边的三堡船闸，这是当代京杭大运河真正的南端终点。而我的目光还是穿越晨曦，凝望南岸。那滨江区东有古镇名西兴，又是杭州经绍兴至宁波的浙东运河北端。三堡与西兴——如同万里长江边的六圩和谏壁——成为浙东运河与京杭大运河的衔接点。

　　在涉及大运河的诸多学术领域，至今已经有非常深入的成果，但多独立存在而没有框于“遗产”的大思路之下。我们现在了解浙东运河，还是较多地源自浙江大学陈桥驿及其《浙东运河的变迁》。2006年4月，也是连绵阴雨的清晨，我们登门请他出山参加最大规模的运河考察。而在家中的一个时辰内，大部分工夫都在目瞪口呆地聆听老先生训问我为何只考察京杭之间。

　　“其它地区都不是主流。”我耐心解释。

　　“这是故意地！”80多岁的人很容易执著。

　　现在，我象征性地将车头指向南岸，扪心自问后郑重地为当时的无知向老人道歉。在随后的考察中，人们陆续发现了各地有许多相互联系的内容。越是在运河的腹地，越能够找到外来文化的痕迹比如伊斯兰清真寺或基督教堂，有时你看到的寺庙小到如普通农家。它们从哪里来？怎么进来的？又是如何慢慢沿河扎下根来还扎得这么深？如果只是从京杭大运河的范围考证，就很难理解和回答。但现在我们明白，自宋元始，高丽和日本的使节，都由宁波登岸，经浙东运河在西兴渡钱塘江，继续沿运河北上直到开封或北京。在河上往来着的商客、僧侣、文化工作者——说不定马可·波罗也来过——有许多来自东南亚和波斯乃至欧洲。虽然1842年之前，外国人在国内转悠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是，由宁波经浙东和江南运河北上，仍是一条主要的通路。现在，走访大运河沿岸的博物馆，你会不时看到许多描绘运河风情的复原油画和铜版画，这大多是北上觐见使团中的画工或传教士留下的珍贵史料。

　　自三堡掉头，我开始折向北方，杭州段是我最有感情的区段。我不但参与了两岸许多调查和改造方案，也熟悉那些为保护运河而辛劳的人们；小区内的许多住户我都能叫得出名字。拱宸桥、桥西历史文化街区、塘栖古镇到运河镇区间的码头区，组成了GT的主要内容：历史遗存、近现代工业代表区段、历史文化风貌区以及自然风光带。尤其是在浙江北部的嘉兴、湖州，江苏太湖东部至丹阳一线，是GT的黄金区段。许多人只识江南古镇为同里和周庄，其实大运河沿岸串起的古镇远远丰富于已有的开放名镇。要知道许多名镇的修复，是成车成车从塘栖等地买来古建木料，现在塘栖人肠子都悔青啦！

　　在这一带，我用很长的时间，为GT寻找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纤道。遥想江南三月，千帆交织，黄花漫坡；纤道青石铺就，遇水搭桥，驿亭相间，这是何等的好景色。仅仅在40年前，当地人还可以“背纤数十里，以人力过坝。沿途河边都有青石板铺就的纤道，相当平整。桥上行人，桥下背纤行船。”（赵大川《京杭大运河图说》）但是现在纤道踪迹非常难找，岸边很少有路，多为农田或工业区所阻隔。除了苏州和绍兴一带还可见到外，这“天然”GT，可能大部分已经永远消亡了。我企望着，在更多探路者或当地人的参与下，能陆续辨识发现新的残留。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条真正的古迹上行走和户外活动，可以让后人惊叹时光无隙和文明的永恒。

　　然而现在，我所做的就只能是叹气、发呆，怀疑眼前的残迹还能留多久，然后蹬车上路。这样的情形，沿途各地到处都会重复，无数次地重复——这短短的几十年过于沧桑！

　　关于大运河的长度，可能还要争论许多年。但GT将有助于加速演算这个过程。骑行或步行在大运河上的穿越者很多，但行走GT则需满足下列基本特征：1、位于运河本体之内，或遵循历史记载路线；2、不破坏任何风貌；3、使用GPS或电子地图，可定位小道的具体方位。

　　其实我们一直在暗中游说，希望GT的开拓和科考，能够和国家的大运河区段田野调查相结合，能够进一步为国家将来的立法提供可靠又可行的依据；而“大河小道”，更可成为未来大运河国家公园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专家们还规划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大运河研究课题，比如鲁西山麓断裂带地势低洼，呈带状湖群的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与运河的关系；两淮盐商为迎接乾隆南巡，曾修建和再建宫殿楼廊5154间和亭台196座，康乾两朝运河行宫现状如何；不同宗教又是怎样在运河沿线传播；小市镇和中转城市研究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大多内容都与田野考古和线型实地调查方法密不可分。自扬州向北经淮安到山东的临清，是大运河寻梦的天堂。

　　我敢打赌，这些调查的最后，都会生成一个共同的结论：河旁每一个科学成就都不会是孤立形成的；每一处遗产形式，大多在各地还可找到许多；每一种文化现象又都具有沿岸的普遍性。在这流淌了2500年的河水中，无数“文化”和“现象”的汇合，构成了南北共通的认同感和价值观。我们其实都是大运河的子孙！大运河是什么？到了2008年末，我们突然意识到，单单用“文化”二字已经容不下了。

　　解答中国大运河上的谜团，需要长期的思考和多学科的支持，更需要一场眼界的革命。

　　运河文明，真的存在吗？

　　南宋景炎三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被俘。次年由广州至金陵，再由长江入淮，而后经“运道”被押送大都（北京）。这是一条在今人看来都充满艰辛的行进路线，何况是条不归路！一路走过一路心潮澎湃，文天祥不经意间恰恰留下了许多沿河的感受。其中一首有重要研究价值的佳作需反复玩味：

　　“中原行几日，今日才见山。问山在何处，云在徐邳间。邳州山，徐州水，项籍不还韩信死。龙争虎斗不肯止，烟草漫漫青万里。古来刘季号英雄，樊崇至今已千岁。”（《指南后录 望邳州》）

　　这是公元1279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的初秋。文天祥在暮色苍茫中被押送经过邳州。邳州在微山湖南淮安北，古镇至今很多。项羽、韩信、刘邦，再加上东汉赤眉起义军领袖樊崇，都生在此或战在此。文天祥思绪纵横一下子想到了那么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的前面，几乎就没有（水）路了。山东的绵绵丘陵，梗隔了南北的通行与融合，更无端生出无尽的仇恨。

　　但是几乎就在同一个时期——《元史》上记载得很清楚——1277年，“丞相伯颜南征，设立水站，命（郭）守敬行视河北、山东可通舟者，为图奏之。”1281年，山东济州河开凿；1293年秋，始自北京昌平白浮泉的大运河最北段及通惠河竣工。但是，这大规模的水工建设中，最有标志性划时代意义的就是1289年“凡役工二百五十一万七百四十有八”建成的会通河。它南起今梁山县张秋，北至临清；与明永乐九年开工的南旺水利枢纽一起，反映了人类在当时与自然相互较量中的最高文明水平。

　　会通河是条非常美丽的人工河——如果你聘请我做导游的话。2008年夏初，我随全国政协考察团前往山东。自德州向南，到南旺再进微山湖，经南阳古镇一直到台儿庄船闸，再向南走几十米就该进了江苏。说实话，唯寻踪会通河无语。它太遥远太扑朔迷离；可看的不多留下的资料又寥寥无几。但是，正是有了这短短的123公里，我们得以用大一统的思想去思考和创造世界。而在那之前，是个什么时代？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的时代；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时代。对立与消除对立，成为那1000年的主题；围绕着这个忧患，又集中和动用了当时所有的人类智慧。而以会通河为始，我们的社会进行了一次大的跨越，思考的主题不一样了：随后的1000年相对安定的时期更多；南北通衢，使政治、经济、文化甚至衣食住行都得到了统一和强化。

　　假如存在运河文明，其成型的标志，就应从会通河开拓算起。隋唐也曾为它积蓄力量和智慧；竣工后又直接促成了中华民族分布格局的3个重要变迁：一，政治中心逐步移至北方；二，经济中心在南方得到确定和加强；最重要的特征是，文化中心逐步由西向东部迁移。明清直到民国初期的文学名著，其内容甚至作者几乎都产生于京杭运河沿岸。中国文学史专家对此早就有定论：九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无不如此。

　　我在一个骄阳午后来到会通河身边，仰天长啸，吟的却是文天祥的另一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指南录·扬子江》）。感谢会通河！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以“南北”为心恨，再也不用时刻盼望收复江山，沿着运河直捣北京——拜托！我妻儿老小全在那儿。时空穿梭，沧海桑田。站在大运河最高的水脊南北相望，唯有有水和无水的区别。水，构成了运河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动力。

　　行走这条运河，其实有个并不强求但很有技巧的问题，就是应该自北往南走还是反过来一路向北。许多专家的考察是从北京出发的——乾隆爷也不例外；但从重温历史的方法来看，漕运，更主要集中于江南的粮草北上京师；而如果你希望顺水势而行，那应该以山东为起点分头逆向并进，因为此地是大运河的制高点和分水岭。也正是在这里，经过的人们心情也从此截然相反：再行向南，可以见到河水，可见百舸争流；而向北跋涉，只能和干涸散乱相伴。夕阳下，伫看大河神往当年，脚下天边，寂寞蜿蜒……所以，许多同伴都理解我的感觉：每次来到江南，思绪是舒展而细腻婉约的；每次去看北方运河，所提出的建议都是激昂而悲怆的。而如果你愿意成为哲学家，嘿，你就应该去看南旺和会通河。

　　从2006年初开始，我逐渐将工作外的近半时光交付给大运河。如果一个个城市走过再走过——尤其是分布于安徽、河南、河北的隋唐运河沿岸——你可知道在我们心底，存留时间最久的震撼将是什么？是孤独！那种被边缘化的孤独，至今仍然伴随着沿岸的大部分城市。对当年辉煌越是激昂歌颂，失落和无奈就越沉重。而这一切，皆是因为水。

　　运河文明，根本上就是水的文明。

　　中国大运河是人工的杰作，这只是表象。围绕着水，人与自然进行了你中有我又我中有你的较量，我们称作“有取有予的史诗般的战争”。人们习惯性认为，大运河有多长难以搞清，是因为黄河尤其淮河经常改道，但是如果你再深入考证河流变迁的背后，就会找到许多按照人类意愿干预的痕迹：你真的认为洪泽、微山、东平湖也就是梁山泊是纯天然的吗？其实它们现在的规模都是作为大运河调水“水柜”的半人工遗留。我先后3次到过沧州，我也强烈建议读者去体验一下那里的“江湖文化”。据说，当年运河上的护镖到了沧州地界都很低调，从不“喊镖”叫板。那里吴桥杂技的传播则与河运有着更直接的关系，是江湖文化和运河文化交织而成的产物：“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南北二京全不收，洮河两岸度春秋；财主种有千顷地，老子玩耍不伺候。（吴桥歌谣）”。在大运河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的过程中，无数独特又相关的人文思想，就这样应运而生而不断更新。所以，如果要论运河遗产的价值，很难将遗存、自然和附着于上的非物质遗产三者分割。世界上目前唯一发现的多遗产形式并存的样本就在这里！只不过当今世界对它知之甚少罢了。

　　知之甚少禁锢着我们的眼界和胸怀。

　　大运河究竟有多长，取决于我们的目光可以看多远。

　　我在一个月黑风高的黎明再次来到淮安。这里并不只是因地处南北地理分界线而引人瞩目。历史上黄、淮、运都是在淮安交汇，各时代河道层叠交错。国家文物部门于是在此聚集了最多的大运河研究力量。我赶到那里的码头镇去和大部队会合。镇上的羊汤非常好喝，却和这个运河名镇一样还不广为人知。我在天亮前到达就是为了能够品到刚开锅的头汤，瞬间忘却一路旅途劳顿。

　　在农家小院的厢房里，我去向领军人物张庭皓报到。他当年主持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发掘，现在又堪称是大运河研究的痴迷者，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半疯”，像他这样达到很高段位的也只能数出寥寥几个。他把我领向其中一个发掘现场。深达6米的坑底，水利史专家谭徐明正在研究不同时代的厚厚河沙淤积。

　　如果我们只是粗放地在河边走来走去，是很难理解这里的一切。乏味和劳累是我的最初感受。但专家们的目标，是在寻找一个系统且通用的方法，借此甄别和解释河上的遗产种类及谜团。

　　自2005年末由罗哲文、郑孝燮、朱炳仁这“运河三老”发出加快申遗的公开信始，我们对运河的认识，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大规模参与的激情期、盘根错节难题的汇集期和剥茧抽丝的方法科研期。现在的局面仍处在汇集和方法寻找的交汇过程。随后，一个全新的综合学科“运河学”可能会应运而生。到了2008年下半年，“运河学”已渐渐成为许多场合专家们谈论的话题。我们用了3年时间在思考中前行。雾霭茫茫中行近更高的山峰时，拨云见日的新机会仿佛就在眼前。

　　但这一切好消息还是步履艰难来得太慢。一定还可以动员更多的力量加快大河命运的步伐。许多人始终不理解为何要开辟GT，何必要幻想以民间力量承担发现和科考的功能。

　　我被反复诘问，直到一个神秘电话打来……

　　其实，还有一个大运河难题已经存在，只不过它一点都不难：是否可以借鉴较为成熟的环保经验，在大运河上形成中国民间遗产文化保护的NGO体系？

　　那个电话来得很晚，我全天的工作几乎都结束了。电话那端从一开始就非常犹豫：“我想告诉你一个消息，他们正在拆仪征运河大码头。”仪征？他们？

　　和许多人一样，我从来没有到过仪征，还没有人特别提起过那和运河有啥联系。

　　“你怎么对这事感兴趣？住在那儿？”许多时候，都是被强拆的当地居民向媒体投诉，这其中和不公正的开发商作为有很大关系。可能这里也不例外。

　　“我可以发誓，与那里毫无瓜葛，只是看着它被拆掉太可惜！那仪征就没有古街了。我会把资料发送给你。”

　　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确切搞清他的真实姓名。但是发给我的图片，却印证了他的话没有错。仪征大码头实际上是都会、商会、河西三条街交会建筑遗存的俗称，仅剩约650米。作为运河入长江的主要口门之一，这里与扬州以真（仪征）扬运河相通。宋乾兴二年（公元1022年）在真扬运河上建斗门复闸。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船闸，比欧洲早180多年。把这里拆了？胆子也忒大了！

　　“我已经通知了《华夏地理》的摄影师。”在第二天的联络中，我兴奋地告诉他可以做什么，“援军马上就到！”

　　“千万不要声张！”电话里急促的语调甚至把“援军”都吓坏了。难道他们还要开打？我还要带上钢盔不成？

　　随后我很快就知道了原因。“刚开始拆迁的时刻我曾经在网上公布了照片，”他说，“但是第二天他们就加班加点把那栋房子全拆光啦。”

　　这正是我讲述这段故事的目的所在。大运河上遗产保存的现实难题是快与慢的矛盾。不幸的是，一般都是拆迁和新建的速度远远快于保护的速度。而其中，许多难堪的局面发生逆转，常常不是专家或媒介，而是当地的百姓显示出了强大的民间力量。

　　“请务必快一点想办法。我们只能再拖延他们几天啦！”在听到这句话的第二天，我就踏上了南行的列车。

　　现场看到的情况还好，没有想象中那么糟，或者说，最糟的时刻已经过去。在我们之前，当地文物专家已设法让拆迁停了下来。与我一起到达的，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孟宪民书记和建筑保护研究所顾军所长。我们考虑再三，还是通知了扬州文物局的顾风局长。这是个强大的阵容：孟书记曾任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司长，而顾风现在还是中国大运河申遗办公室的重要负责人之一。时间紧迫，2008年12月15日中午，我们就站在扬州天宁寺的山门外碰了头。“大家放心，肯定会有办法。”顾局长一如既往地儒雅稳重，为大运河我曾多次访问过他。

　　顾军特意在现场的废墟上流连了很久，通过辨识残存瓦砾的新旧从而判断房子的年代，而其余的人则访问了许多还住在这里的居民。“虽然大部分还算不上重要文物，但这是一个典型的江边古镇，风貌依稀尚存，对阐释大运河的变迁有重要价值。”这是我们作出的判断。

　　在回程中，爆发了一场小小的争论：这个地方到底应不应该保留？“他们”又做错了什么？这是文物保护单位吗？不是；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吗？也不是；大运河沿岸划定的重要遗产吗？那个规划还没影子呢！那么，“他们”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没有做错任何事。这也就是那个神秘的电话还曾经向文物、建设、城管等部门反映情况，却无果而终的原因。那么，谁错了呢？有效的方法又在哪里？

　　2008年12月16日清晨，仪征一行互道珍重，拱手作别。孟书记和顾军向北继续考察洪泽湖大堤；顾风则西进河南、安徽，汇集申遗的进展。我从扬州循河向南，左后是隋炀帝墓，右前是瓜州古渡。这些临时凑在一起的人，位置和责任不同，观点有时甚至相左，但目标一致，心无旁骛。3年前的今天，我正在为“运河三老”发表公开信而忙碌。自那时起，无数人开始为运河而战。到现在，孟书记所在的文物研究所已经演化为中国最高水准的遗产研究机构；扬州已经成为大运河申遗办公室的所在；而我追随着前辈的足迹，逐渐成为河边一个踏实的行走者、大河命运的思考者和现实的忠实记录者。

　　我们正在因之而改变，光荣终将归于梦想。这将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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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运河究竟有多长，取决于我们的目光可以看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