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本篇小说是作家王鸿听了我们家族真实的传奇故事后，根据故事内容改编而成的，关于这个真实的传奇故事可以看一下散文《童年的回忆》中的记述。而我只是想通过这篇王鸿写的小说，使我们家的这个故事广为传播

2001年

        无处复仇（约2.2万字）

□  王  鸿

对于沙粒般渺小的个体而言，一个家族的仇恨往往比一个国家或朝代延续得更为绵远些。当岁月之河将旧年代冲刷得几乎不留痕迹，当新史撰成，尘埃落定，再大的国恨仅余叹息，家仇还在某一特定人群的心底深埋，渗透他们的灵魂与血液，伴随和影响着几代人的一生。

　　我是在十岁那年的中秋节认识家仇的。此后，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都笼罩着家仇的浓重阴影，直到十六岁那年我考上师范而逃一般离开外婆的老屋。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外婆讲述家仇时脸上那种古怪的表情，不激愤，不张扬，更谈不上咬牙切齿，却有一丝莫名的森冷在她薄而微翘的唇边闪烁。那个月光如水的中秋夜，我紧紧地抓住外婆瘦若枯枝的手，浑身起满鸡皮疙瘩，小小的心里灌满铅一样的沉重。

外婆至今还珍藏着一张早已泛黄的旧报纸，用油布细细地裹着，把它压在床头那只大衣柜的深处。大衣柜是外婆当年的陪嫁物，五十几年过去了，上面的朱红油漆早已黯淡斑驳，可柜子依旧笃实坚固，庞然踞于外婆雕花眠床的左侧，与房间里的其他摆设显得极不协调，顽固得一如外婆那谁也无法承受的犟脾气。

在童年的记忆里，外婆从不让人碰那只大衣柜。她自己也不常动里面的东西。往往是每年外公的生忌日，她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里，小心翼翼地摊开那张裹着油布的旧报纸，长时间地阅读其中的某一片段。往往这时候，一向面容慈祥的外婆脸色变得异常阴郁，眉宇间仿佛被打上一个无形的结。有一回我从紧闭的门缝往里窥视时，发现外婆正背着身子低声读那张旧报纸。她的声调古怪而阴冷，时而缓慢时而疾速，最后竟然抽搐着肩膀低低哭了。

也许从这一天开始，我对外婆床头的大衣柜产生了莫大兴趣。尤其是藏在里头的那张神秘的旧报纸，吸附其上的是怎样的一个片段，能让外婆关起门来阅读乃至伤心落泪？两天后，也就是中秋节的那天傍晚，我趁外婆在厨房做饭时溜进她的房间，并从她的枕头套里摸到那把长满绿锈的铜钥匙。

我踮起脚跟，费了好大的劲才打开大衣柜。翻出里头的东西时，我不由得呆住了。

我不单找到那张用油布裹着的旧报纸。我还从外婆那些叠得整整齐齐的旧式衣物中，翻出一把旧竹笛和一件破烂不堪的灰色长衫。长衫上开着许多口子，还布满大片大片颜色发黑的痕迹。我将它摊开，一股夹杂着陈年霉味的古怪气味扑面袭来，呛得我一阵发晕。我赶紧把长衫往衣堆里一塞，摊开旧报纸看了起来。

这张名叫《闽都日报》的旧报纸上尽是些密密麻麻的繁体字，刚瞅一眼就让我头昏脑胀。可一想这上面有段让外婆那么伤心的文字，我还是硬着头皮读下去。头版左上方的两行粗黑大字在瞬间吸引住我的视线：

　　　　昔日好友見利忘義      興化商人埋屍店內

凭着小学四年级的阅读水平，我约略明白里头说的是一桩杀人案。死者是位名叫余德麟的兴化人，因为带了很多金子的缘故，被他的两个好朋友杀死，埋在客店的床底下。

“慧慧——”这时，从厨房那边传来外婆的叫唤声。

我心头一惊，急忙将报纸往柜里一塞，手忙脚乱的就去拉箱盖。只听“啪”的一声，那只沉重的大箱盖狠狠地砸在柜身上，发出巨大而沉闷的声响。外婆闻声赶来，只往大衣柜瞧一眼，脸色便刷的白了。我唬得大气也不敢出，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尖，脑子里一片空白。外婆一步步向床头走去，打开衣柜，把里头被我翻乱了的所有物件逐一整理好，又轻轻地把柜子合上，重新上了锁。然后，她走到门后取下一把鸡毛掸子，把我叫到跟前，厉声喝道：“把手伸出来！”

我颤巍巍地抬起双手，并让它们在外婆面前尽量伸直。从外婆刚才骤变的表情里，我已意识到自己犯下一个怎样严重的过错。我罪大恶极无可饶恕。我只能听由天命甚至连一丝小小的侥幸都不该自心头闪过。可是，不争气的眼泪还是在刹那间冒出来。

外婆的鸡毛掸子最终没有落下。相反，她将手里的东西往后一丢，把我紧紧地搂在胸前。

外婆在擦去我脸上的泪水时，幽幽说了一句：

“慧慧，那个被埋在床底下的余德麟，就是你没见过面的外公。”

这个月光洒满庭院的中秋夜，在当年坐等外公回来的石桌旁，外婆第一次向我讲起那段被岁月掩埋了三十多年的家仇。

1948年农历八月十二日上午，那位叫余德麟的中年人从台江码头上岸时，脸上也许浮现过一丝隐秘的笑意。因为一到福州，他一直悬着的心顿时踏实了许多。他十三岁就在福州的一家豆腐店当学徒，直到二十二岁那年娶了史桂芬后去台湾谋生。这座飘满虾油味的老城对他而言，那可是再熟悉不过了。

他已经是位地地道道的有钱人了。但上得岸来，他并没有叫挑夫，而是左右手各提一只藤箱，踏着青石板一步步走离码头。走到较为宽阔的江滨路，他才叫了辆黄包车，直奔台江客栈去。一路上，只要车子稍微颠簸一下，他便下意识地扶了扶腿边的两只藤箱。当然，只有他清楚这两只藤箱的份量，一个装着他这些年在台湾苦心经营的全部积蓄，一个装着准备带回闽中老家的几样水果，其中有孩子们爱吃的苹果，有女人史桂芬最爱吃的香蕉。

台江客栈黄掌柜的笑容永远都那么和气灿烂，你车子还没停稳，他就像见了老朋友似的快步迎上来。一边用响亮的福州话和你打招呼，一边伸手为你提东西。——恰好是左边的那只藤箱。余德麟心头一凛，来不及细想便一手按住黄掌柜的手，说不了不了，我自己来。黄掌柜兴许已感觉到藤箱的份量，赶紧缩回那只已触到箱柄的手，不禁有些讪然地笑了。

黄掌柜照例为余德麟安排了靠东边的那间大厢房。大约有十余年了吧，他总在中秋节前几天从台湾坐船到马尾，在这儿住上一两天，会一会朋友、谈一谈生意，然后中秋节那天赶回乡下去。在流水般南来北往的住客里，这位兴化商人候鸟一样的行程，总有那么点耐人寻味。在黄掌柜的印象中，他似乎不是个健谈的人，入夜后也不像其他生意人爱往江滨一带溜达，只是一个人长时间坐着看书，清癯俊秀的脸容透着几分书生气。他最活络的时候是从他的两位把兄弟到来后开始的。他们照例要叫菜喝酒，饮到半酣之际还要和上几曲。他从藤箱里掏出一根横笛，两位把兄弟一个操起板胡一个端起三弦，从《风入松》到《梁州序》，从《江头金桂》到《驻云飞》，吹拉弹三样配合得天衣无缝余音绕梁。耍得晚了，三人便解衣同床而卧，还真有点桃园三结义的味儿。

余德麟在客栈安顿下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掏出几张票子，让店里的小伙计去请他的两位把兄弟：陈乌多和杨天散。

陈、杨二人跟余德麟是邻村，小时候一起念过几年私塾，长大后又都来福州谋生，意气相投，一来二往，就磕头拜了把子。余德麟去台湾发财以后，他们仍在福州卖糯米糕，因为嗜赌，辛苦一年下来手头剩不了几个子儿，对当年差不多出身的余德麟自然只有艳羡的份。余德麟为人厚道仁义，每次从台湾回来，都要路过福州看看他们，离他们住处不远的台江客栈便成了他的落脚点。余德麟这一回之所以这般急切要见他们，其实另有他的想法。从省城福州到他家乡还有近三百里路，眼下并不太平，剪径的匪盗此伏彼出，即便再好的身手，谁也难以预料路上将要发生的事情。倘若两位把兄弟肯陪他上路，那可是再好不过了。

余德麟的功夫在四乡八里是出了名的，一根祖传松木扁担舞起来滴水不漏，据说七、八个汉子都休想靠近他。陈乌多和杨天散论年龄都比余德麟略大，可一直尊余德麟做大哥，其实心里服的还是他那根松木扁担。这几年余德麟发了，不像以前卖豆腐时天天扛着一根扁担，人也稍稍有些发胖，但从那双细长眼里透出的光，还是让人感到一丝无法触摸的威严。他们知道，改穿了长衫的余德麟，腰间除了钞票之外，还藏着一样比松木扁担更厉害的东西——手枪。余德麟也许从未真正用过那把黑黝黝的手枪。拥有枪以后，他似乎没有因此拥有更厚实的安全感。他在决定结束长年的漂泊时，一定憧憬过富足安宁的田园生活，娇妻在侧，儿女绕膝，该是何等的光景。但这乍想起来触手可及的一切，对于只身在外的余德麟而言，好象仍有点山重水复行程漫漫。

据黄掌柜回忆，八月十二这天晚上，余德麟为招待两位把兄弟，叫了很多的菜，猜拳喝酒，一直闹到深夜。不过让他奇怪的是, 这回他们并不像往常那样和上几曲。那天晚上他约摸半夜时分才睡去的。一觉醒来已是下半夜两点多，起来小解恰好碰到陈乌多和杨天散掩上门出来。余德麟的房间黑着，门口的走廊上囚着一角清冷的月光。黄掌柜说两位今晚不在这儿挤铺了？德麟呢？陈乌多说余大哥他喝醉了，让他一个人躺得舒坦些，我们就赶回去睡了。大家是老熟人，黄掌柜就不再问，睡眼惺忪间，为他们开了店门。等他们闪身出去后，黄掌柜这才注意到走在前头的杨天散肩上背着一包东西，而陈乌多却是空着手走的。——他们忘了带走各自的乐器。黄掌柜在关门时想喊他们回来，可转眼间，两人已披着月色走远了。

第二天早上，店里的小伙计照例过来叫余德麟吃饭，敲了半晌房门不见动静。推门进去，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余德麟的人影。昨夜的酒桌上杯盘狼藉，靠窗的一把木椅上躺着陈乌多的板胡和杨天散的三弦。余德麟的一只藤箱在地上敞开着，里头堆满他从台湾带回的水果。

余德麟神秘地失踪了。

这位名叫余德麟的中年人便是我外公。他自上岸到于台江客栈神秘地失踪，头尾还不到一天时间。关于这一天内发生的种种，因为当事人的消逝而变得迷雾重重。前面这段有点不厌其烦的描述文字，一半来自外婆那个不知讲过多少遍的家仇故事，另一半则源于我个人的主观臆测。它和真实情况有多少距离，或许只有我那蒙难半个多世纪的外公知道。

在村里人眼里，1948年中秋节前的史桂芬无疑是位好命女人。这位私塾先生的女儿因为父亲的偏爱，不但未曾下地干活，还偷偷地从《三字经》、《百家姓》背到了《幼学》、《琼林》，成为周围几个村庄公认的“女秀才”。十八岁那年她嫁给溪东的余家，又碰上余德麟这位能干敦厚的好男人。余德麟原先家境清贫，分家时只分到两间旧瓦房。婚后第二年春天，他就跟外乡人搭船往台湾闯荡去了。在日据时代，台湾尚未得到大规模开发，从南部高雄到北部鸡笼（今基隆），到处一片萧条，外省人在岛上谋生之难可想而知。余德麟硬是凭着一身力气一副胆识，从拉人力车、卖水果到开豆腐店，一步步闯出自己的路。他的腰包一天天的鼓起来，但他并不贪恋生意，每年中秋节前都要赶回家去。与妻儿度过几个月闲适的家居时光，第二年开春天气转暖，他又再度挂帆东去。

余德麟去台湾谋生的第十个年头，他决定把旧瓦房拆掉，在村头靠溪边的开阔地带盖一座五间厢大屋。临行那天晚上，他将计划告诉史桂芬。史桂芬听了并不当真，说盖这么一大座新屋，那得花上多少银元？余德麟笑了，笑得有些自得和神秘。他说你把耳朵凑过来，我告诉你咱在台湾到底赚了多少钱。史桂芬说你有多少钱我还不知晓，爽快点说吧。余德麟还是笑了笑，自个儿把嘴巴凑到女人耳朵旁，小声地说了个数字。史桂芬一听顿时傻了眼。她怎么也想不到，平日衣着随便生活俭朴的丈夫，经过十年来的惨淡经营，竟在海那边的岛上拥有一笔令人咋舌的巨额财产。她问余德麟这两年你做的是啥生意，怎么会赚这么多。余德麟瞅着她又笑了，说傻瓜这还用问吗？单单靠卖豆腐，哪赚得了这么多。史桂芬就问那你到底做啥生意。余德麟摇摇头说，明天你就张罗盖新屋吧，今年中秋我回来住新屋时，自然会告诉你。而且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用走台湾了。

是啊，再也不用走台湾了。要是赚够了钱，谁还喜欢离乡背井飘洋过海的日子呢。余德麟知足得太晚些。在决定结束岛上经商生涯的这一年，他刚刚三十五岁，而他知书达理风姿绰约的女人史桂芬，才三十一岁。他们膝下共有三女二男，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尚在襁褓之中。

余德麟临行前还说，新屋的院子里要砌上一张石桌，等他中秋回来，一家子就围着石桌一边赏月一边吃团圆饭。那时节村头溪里的螃蟹正肥，要吩咐隔壁的三叔公多捉几只，蒸熟后摆上一壶陈年糯米酒，那才叫神仙过的日子呢。余德麟爱吃螃蟹，他总说每年中秋节前几天，秋风乍起，田里和溪里的螃蟹已养足力气，个个膏满肉肥，成群结队地往海边爬，他小时候经常一回就捉上一大篓，吃得全家人都嘴油唇黄呢。

1948年中秋节来临的步履似乎比往年慢上许多。打八月初三晚，史桂芬就开始长久地凝望空中的新月了。从一线暗红的细钩，到弯弯的铜镰，到缺了口子的薄饼，再到浑圆明亮的大玉盘，那是一个怎样艰辛漫长的过程。也就这不到半月的时间里，曾经可望不可及的五间厢大厦已然告竣，去年秋天和丈夫一道手植的雏菊也开成满庭的金黄和玉白，上个月还呀呀学语的小女儿也会清晰地叫“爸爸”了……

中秋这天晚上，她特意在院里的石桌上备了一盘螃蟹和一壶陈年糯米酒。可直等到月过柳梢、桌上的螃蟹都凉了，门口还是不见他的身影。

父亲的回来固然盼望已久，但桌上的螃蟹毕竟让人垂涎三尺。孩子们终于等得不耐烦了。史桂芬叹了一口气，只好让孩子们先吃。但见风卷残云，不一会儿，一大盘螃蟹仅剩三只。余德麟仍然没有回来。孩子们吃饱后，在院子里踏着月光嘻嘻哈哈闹上一通，慢慢的一个个困了，嚷着要回房睡觉。史桂芬起身把孩子们安顿好，又回到院里的石桌前坐下，独自一人等余德麟。

劳碌了一整天，可她一点也不觉得饿，就这样痴痴地坐着。月亮已升至中天，明晃晃的，把院子照得如同白昼。史桂芬想着丈夫临行前说的话，眼泪便热热的淌将下来。她千百遍地推测着余德麟迟归的缘由，又千百遍地将之一一推翻。她是如此执拗地相信她的丈夫：相信他一定会如期归来，看看这宽敞气派的新屋和满院盛开的菊花，从此长相厮守直到终老。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对渐渐多起的钱有丝隐隐的恐惧。想象中黄金的光芒总是让她有些眩晕，有些茫然和无措，它将给这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带来的似乎不是更大的幸福，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压力和忧虑。

“阿芬——”

正胡思乱想间，她猛然听到有人在呼喊她的名字。那声音低沉而凄凉，像来自院外的树梢，又像来自遥远的溪岸。当她仔细再听时，分明是丈夫余德麟的声音！

“德麟！” 史桂芬心头一阵狂跳，风一般冲出了院门。

院子外边月白风凉，放眼望去，门前的溪面上升腾着一层浓浓的雾，四下里连半个人影也没有。一阵尖锐的蛐蛐声在脚踝旁的草丛里骤然响起，把她吓了一跳。史桂芬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心想，该不会把吹过柳梢的风声听成德麟的声音了，于是掉头往院里走。脚刚踏上门口的石阶，冷不防一双大手从背后抱住她。史桂芬一惊，猛地回头，竟是自己的丈夫。史桂芬又惊又喜，捶着他的胸膛说死鬼你怎么现在才回来？余德麟不答话，却把她箍得更紧了。史桂芬被箍得快喘不过气，刚说你放手呀我们回家吧，突然感觉自己手臂上一片粘乎乎的，用手一擦，居然是滴滚烫滚烫的血。她顿时害怕起来，一边说德麟你怎么啦，一边定睛往丈夫身上瞧去。这一瞧，把她吓得魂飞魄散：原来，余德麟从头到脚血迹斑斑，浑身都是利器划过的伤痕……

史桂芬啊的一声尖叫起来。

十二岁的大儿子闻声从房里赶出，扳住母亲的肩膀连声喊道：“妈！妈你怎么了！”史桂芬睁开眼，才知道是南柯一梦。周围万籁俱寂，中秋夜的月亮已移到西边的天空，清冷得如同一片圆形的薄铁。史桂芬定了定神，搁在石桌上的双臂一片冰凉，伸手一摸，竟是湿漉漉的一层露水。

她搂住身旁一脸惊恐的儿子，像是大病初愈的人，用极微弱的声音说：

“明儿一早，我就和你大舅去福州。”

史桂芬和她大哥坐着马车赶到福州时，已是八月十七日的清晨。从家乡到省城将近三百里路，他们仅仅用了一天一夜，把两匹拉车的马累得差点趴在地上。

余德麟已整整失踪五天。客栈的黄掌柜起先以为他早起办事去了，并没把事情估计得太严重，心想也许傍晚他就回来。直到第二天早上，还是不见余德麟的身影，他这才慌了，赶紧向当地警署报了案。警署的人傍晚才来，草草地看了下房间，问了些余德麟平日的情况，就拍拍屁股走了。余德麟失踪的事就这样被搁下来。黄掌柜怕出事脱不了干系，偷偷派店里的小伙计去找那两位把兄弟问讯，没想到陈、杨两人也在这一天内失踪了。问他们房主，才知道他们从八月十二那天走后，压根儿就没回来过。黄掌柜心里暗暗叫苦，知道肯定出了事。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余德麟的女人找上门来了。

史桂芬跌跌撞撞奔进余德麟住过的房间。刚往里一瞧，眼泪就扑簌簌的下来了。她看见那只敞开的藤箱里，装的正是自己和孩子们爱吃的几样台湾水果，有一部分已经腐烂，房间里充斥着一股呛人的气味。史桂芬定定地扫视一遍四周的物件，突然抓住大哥的手，咬牙切齿地说：“哥，咱找他们两个去！”

史桂芬和她大哥重新套上马车，真的找陈乌多和杨天散去了。他们首先找到两人的住处，希望能打听到半点蛛丝马迹。那房主说这两个赌鬼昨天还有人找他们讨债呢。妈的突然发财走人，连破铺卷也不要了，他们还欠我两个月房租咧。

史桂芬和她大哥赶着马车几乎跑遍了整个福州城，只找得口干舌躁脚酸腿软，但人海茫茫，哪有他俩的踪迹。掌灯时分，他们无奈何又回到台江客栈。

史桂芬发疯似的在房间里兜圈子。她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有着一副好身手的余德麟，说好中秋节要回来和她团聚的余德麟，就这般没声没影地消失了。正当她急得团团转时，黄掌柜和小伙计进来了。史桂芬一见黄掌柜，突然气打不到一处，冲上去一把揪住他的前胸，大声嚷道：“你赔我丈夫，他哪儿去了，你告诉我他到底哪儿去了……”

黄掌柜猝不及防，一边挣扎一边后退，不巧脚被椅子绊一下，一趔趄就仰面摔下去，屁股恰好砸在眠床前的踏凳上，把偌大一张踏凳砸得偏离原来的位置。小伙计急忙上前去扶。把掌柜扶起时，他惊奇地叫起来：“咦，我的小铁铲怎么跑到这儿？”

大家仔细一瞧，原来踏凳下搁着一把三尺多长的小铁铲。小伙计俯腰拾起小铁铲，口里嘟囔道：“这倒奇了，那天我在门口的花坛锄草锄到一半，掌柜的唤我有事，就扔下铲子走了。办完事回来，咦，铲子不见了。这几天我到处找它，没想它跑到余老板的床底来了。”

原本有些歇斯底里的史桂芬心头猛一激棱。她一把夺过小伙计手里的小铁铲，急急地冲她大哥喊：“快，快搬开这张床！”

大家七手八脚搬开那张眠床，可下面什么也没有。台江客栈地势低洼，又加上毗临江边，床底下湿漉漉的，木质地板上长着一层绿幽幽的苔藓。史桂芬并不死心，索性蹲下身来仔细察看。她用手按了按地板，居然有些松动。史桂芬的心陡然一凉，操起小铁铲就撬起地板。黄掌柜本想说这怎么可能呢，但一想史桂芬刚才那副样子，他马上打消仅存的一丝侥幸，冲着愣在一旁的伙计喊：还不快多拿几把家伙来！

三个男人操起家伙刚动几下，史桂芬就断然止住他们。——在掀开第二块地板时，她已明显感到下面泥土的疏松。不知为什么，就在这瞬间，一股巨大的疼痛像蛇蝎般钻进她的心脏，折磨得她胸口发闷、四肢冰凉。她像一只受伤的母狮咆哮起来：“走开！谁叫你们动手了？你们谁也别碰这地方，你们都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史桂芬又喊又搡，把连她大哥在内的三个男人都推出门外，啪的一声上了闩。

终于，在这间余德麟前几天还住过的屋子里，只剩下史桂芬孤孤单单一个人了。她在重新走向那个不祥之所时，表情无助而悲怆，仿佛一位正被押往刑场的蒙冤死囚，仍在灵魂深处作一次徒劳的祈祷。她是多么不情愿再次走回那里，然而她别无选择，一如即将被献上祭坛的羔羊，等到冰冷的刀刃划开它的躯体，才能证实上苍安排给自己的真正命运。

她缓缓跪在那片已被挖开一个小坑的湿土上，一阵来自地底的阴冷透过她的裤管和膝盖，浸透了她的骨髓。她俯下身子，用双手拼命地刨起来。她死劲地刨啊挖啊，眼泪像断珠一样掉在被翻开的泥土里，不一会儿，便把双手挖得鲜血淋漓。但她一点儿也不觉得疼，仍然埋头发狠地挖着刨着。突然，她那双近乎痉挛的手停住了。史桂芬挖到一只弯曲得好象鸟爪的手。一只冰冷似铁的男人的手。

史桂芬只往那只手瞧一眼，喉咙里“啊”的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人就一头栽在自己挖开的土坑里。

外婆关于家仇的叙述把我生硬地推出童年时代。

我必须而且正在成为一位不苟言笑的小大人。我已不再轻松，我小小的心里，被埋下一粒叫做仇恨的种子，它坚硬、冰冷而又硕大，在外婆一遍遍催促下迅速地生根、发芽。

余德麟、史桂芬、陈乌多、杨天散，他们围绕台湾金子演绎的一出悲剧，于极短时间内占据我的整个心灵，压迫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做恶梦，金子的光芒让人眼花缭乱，强盗手中明晃晃的刀光更令我不寒而栗。有段时间，我甚至害怕看到外婆的脸，因为一看到她的脸，我就飞快地联想起三十多年前那位叫史桂芬的苦命女人，想起她曾经拥有的一切幸福与期待，在一夜间全变成永无绝期的仇恨与伤悲，我的心便犹如被钢针穿透般疼痛起来。

我考上师范后才逐渐明白，我的舅舅、姨姨们之所以都那样刻苦优秀并最终一个个远走高飞，兴许与我上面所说的这种疼痛有很大关系。勿庸置疑，外婆肯定曾千百次地向他们说起家仇，并怀着莫大期望把复仇的宿愿寄托在他们身上。为父报仇的念头，如一副血迹斑斑的枷牢牢套在余家儿女的肩上。可是，在父亲遇害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们甭说复仇，甚至连仇家的影子都不曾碰上。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只能无奈地选择逃避，尽管这样的逃避足以让他们痛疚一生。他们当中，后来大舅成为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二舅成为上海一家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大姨成为西安一个国营大厂的副厂长，小姨则于八十年代初的考研热潮中去了美国，据说现已拥有一笔数额不菲的财产。只有我母亲混得最差，到现在还是闽北一个国营农场的工人。“文革”期间，因为父亲的“黑五类”身份，一家人被折腾得愁云惨淡、生计维艰，为保证两个哥哥足够的营养，母亲只好把刚满六岁的我送到乡下的外婆家。

索居已久的外婆因我到来喜出望外。那年她其实还不到六十岁，但长期的煎熬与操劳使她过早变成一位形容憔悴的老人。她几乎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我，直到那么一天，我被笼罩于家仇的浓重阴影下而将它视为莫大的负担。

出于对几个儿女的普遍失望，外婆只好把复仇的最后一丝希望转移到我身上。我将去师范报到的前一天晚上，在替我打点行装时，外婆突然神色凝重地对我说：“慧慧，你去县城念书，可别忘了帮外婆打听仇家的下落。要记住，害死你外公的那个人叫杨天散，他的右边少了一只胳膊……”还没等外婆说完，我就急急地打断她：“外婆，你自己咋就忘了？害死外公的是两个人，另一个叫陈乌多！”外婆的脸上掠过一丝诡谲的笑意。她把我拉到身旁，贴着我的耳根神秘地说：“我怎么会忘呢。那个陈乌多，早在解放那年春天，就被我雇人给杀了！”说到这儿，外婆神采飞扬，还情不自禁地挥动一下右手，仿佛体验到手刃仇人的痛快。不过很快的，她的眼神又黯淡下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可惜呀可惜，当时只砍掉杨天散的一只胳膊。三十来年了，我一直在暗暗找他，可连他的人影都没找到。老天有眼，千万别让他自个儿死了。”

“你为什么不希望他死？”我不解。

外婆的口气突然转冷：“我不是不希望他死，而是要他最终死在我的面前，把他撕成肉片去喂野狗！”

外婆的话让我毛骨悚然。荧光灯下，她苍白瘦削的脸庞，宛若一块被仇恨凝固的化石。

这天晚上，在我认识家仇已经六年后，外婆又向我披露了一段关于家仇的往事。这段往事因鲜为人知且叙述得过于简略，无形间被披上一层冷峻而神秘的色彩，使我恍如阅读一则迭宕起伏的古代传奇笔记。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

外公遇害以后，外婆昼夜都在盼着复仇，但又束手无策。后来经人指点，在邻县的一座山里探访到一位专门替人复仇的杀手（此类人在旧文学作品里往往被描述成侠客或义士）。此人据说身手不凡但要价高得吓人，而且偏爱黄金。外婆报仇心切，几乎动用了全部家产，才凑足杀手想要的那笔黄金。杀手拿到预付的一半定金后就出发了，临行前说等杀了人再回来讨另一半数。半年以后，也就是1949年的夏天，杀手满脸风尘地回来了，他为外婆带回陈乌多的一只耳朵和杨天散的一只手。杀手不无遗憾地说，可惜只结果了陈乌多，到底还是让杨天散给跑了，只砍下他的一只胳膊。杀手极讲义气，因任务只完成一半，便不好意思向外婆讨另一半数的黄金，丢下带回的东西就匆匆走了。后来，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我问外婆再后来呢，外婆却说：“再后来，就解放了。”

我一直深信一个人的极端性格是和他（她）的命运紧密相联的。比如外婆。

听母亲和村里人说，解放前（准确说是1948年中秋节前）的外婆是个性子极好的女人，知书达理，温文娴淑。然而自从外公遇害之后，她几乎变成另外一个人。她变得暴躁易怒，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打骂孩子，事后又心痛得一个人悄然落泪。若干年过去，随着儿女们渐次长大和离去，她又一天天变得沉默起来。直到那么一天，连最小的女儿也离她远去，人们才发现，当年的史桂芬已经是位孤老婆子，一脸皱纹，表情阴郁，守着空荡荡的老宅犹如守着一座荒凉的古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婆差不多被村里人忽略了。那座日渐破敝的老屋，也因主人的怪脾气极少有人过来敲门。只有邮差手里拿着汇款单高呼“史桂芬”时，人们才恍然想起，老太婆又有哪位子女给她寄钱了。

再多的钱也难以抚慰外婆那颗粗糙空落的心。她期望的不是钱，而是复仇心愿的最终实现与儿女在侧的温暖。可现实总是一次次不无残酷地提醒她：你已经无处复仇。这个家族已经没人能够担当得起复仇的使命。你的执拗只会将儿女们一个个地从自己身边推走，推远。然而外婆始终不明白这一点。她的这种执拗，后来也成为我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使我在和她度过相依为命的十年岁月后，最终还是选择了逃离。

外婆这种形影相吊的生活大约持续了十年时间。这十年中，我的舅、姨们也多次想把她接到各自所在的大城市去，可外婆说什么也不同意。她说老房子住习惯了，哪儿也不想去，再说这屋里供着德麟的灵牌，她就是死了，也要和灵牌在一块。——她一直深信外公的灵魂从未离她远去，而是像空气般浮荡在老屋的每个角落，虽无形迹却随时都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她和他阴阳暌隔又唇齿相依。

尽管外婆如此固执地依恋着外公遗下的老屋，但房子毕竟随时光流逝走向衰败。1996年夏天，一场由台风带来的特大暴雨中，老屋颓然倾覆。好心的邻居强行把外婆拖出来时，发现她怀里还死死抱着余德麟的灵牌。

几个月后，远在美国的小姨给外婆寄来一笔为数不少的外汇，为她在镇上繁华地段买了一幢新开发的商品房。房子一共三层，装修得宽敞明亮。村里人都说史桂芬这下享福了，但外婆搬进去住后，脸上却找不到一丝笑容。房子实在太大了，她一个人住上一些时日，心里空得人都快要病了。亲友们建议她把下面两层租出去，一来收点房租，二来也热闹些。外婆摇摇头说不行不行。人家问她这是为啥，她压低了声音说：“这房子要是住了外人，他（指外公）就不回来看我了。”

话虽这么说，可不到一个月，外婆的新房子就接纳了一个外人。这个外人，就是才七岁的黑蛋。

黑蛋的出现宛如一团燃烧的火焰，轻易融化外婆心底那块积压多年的冰。她的身体和脾气出人意料地变好了，不但腰板挺直，那张时常阴云密布的脸也重新浮现出慈祥的笑容。这一切，仅仅因为她身边有了个黑蛋。

外婆常说，她把黑蛋从垃圾堆里捡回来时，黑蛋简直像只奄奄一息的小狗。那个下着细雨的冬天傍晚，外婆刚从乡下回来，路过街道的拐角时，她听到一阵类似小狗叫的微弱声音。循声寻去，发现街旁的垃圾堆里蠕动着一个小乞丐模样的小孩，光着膀子，骨瘦如柴，看样子快不行了。外婆心头一抖，顾不得垃圾堆里散发出的阵阵恶臭，急忙俯身将他抱起来。这一抱可把外婆给吓坏了，怀里这位黑炭似的小男孩，双目紧闭、嘴唇发紫，浑身烫得简直像块烙铁！外婆颤声念了一句佛祖保佑，抱着小男孩直奔镇卫生院去。

小男孩第二天清晨才苏醒过来。镇上的医生说，这小孩得了很严重的肺炎，要是再拖上半个钟头，可能就没命了。我们这儿技术条件有限，还是尽快送县医院吧。于是外婆当即把小男孩送到县医院。

一个星期后，在医院的治疗和外婆的精心照料下，小男孩的情况渐渐好转。但身子过于虚弱，仍然下不了地，只能靠着病床坐一坐。外婆问他话，他除了名字，什么也不肯说，眼睛里闪动着一丝和年龄极不相称的戒备。外婆看他犟，也不去难为他，只是用小刀削了苹果一小块一小块地喂他。日子一天天过去，慢慢的，黑蛋和外婆的话多了起来。后来，居然还亲昵地叫她“奶奶”，把独居十多年的外婆高兴得直掉眼泪。

黑蛋足足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花去外婆上万块钱不说，还把外婆累得自己都快趴下了。可外婆一点也不在乎，倒像捡了块宝似的将黑蛋接回家去。在回家的车上，黑蛋这才向外婆坦露自己的身世。原来，黑蛋打懂事起就没了爹娘，由捡破烂的爷爷带着四处流浪。爷爷爱喝酒赌钱，有一回跟一个江西的乞丐头赌，输到最后连黑蛋也押上了。黑蛋自从跟了乞丐头后，就再也没吃过一顿饱饭。乞丐头每天都规定他必须讨到一定数目的钱，完不成任务除了不让吃不让睡外，还要罚跪挨打。皮肉经常受苦，慢慢的就不觉得有多疼，可肚子经不起天天饿，他只好常往垃圾堆里刨东西吃。打今年秋天起，他就开始生病了，乞丐头不但不给药吃，还天天逼他上街讨钱去。拖到冬天，他再也撑不住了，趴在街上乞讨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有时连一分钱也讨不到。乞丐头见他没用，就一脚踹开他不管了。黑蛋说：“他手下像我这样的小乞丐有十几个，死了一个半个，他再向人贩子买就是了。”

黑蛋说这话时口气相当淡漠老成，令人无法置信他是个才七岁的孩子。外婆心疼得没办法，泪水一个劲儿往外冒，把整个手背都濡湿了。她又一次将黑蛋紧紧地搂在怀里。

像当年对待我一样，外婆把全部的爱都给了黑蛋。黑蛋喜欢啥玩具就给他买啥玩具，爱吃啥东西就为他买啥东西，到后来简直是在惯他了。我在电话里不无嫉妒地对外婆说：“你别把黑蛋给宠坏了，以前我在你老人家身边时，你好象都没那么宠我嘛。”外婆急忙辩解说：“慧慧，黑蛋是个苦命的孩子，我只是心疼他，让他吃好穿好一点，走出去也不会被其他孩子欺负。”为进一步充实自己对黑蛋好的理由，外婆还向我列举黑蛋的种种良好表现，比如能自己系鞋带，自己叠被子等等。外婆还说你要是不信，什么时候来乡下看看就知道了。我说最近不行，等秋天来了再去吧。

我说不行不是因为自己忙，而是我已有七个多月的身孕。奇怪的是，在我即将成为母亲的这段日子里，我开始不可救药地思念我的外婆，而且程度大大超过对我身居闽北的母亲的思念。

秋天来了以后，当上母亲的我终于去了趟外婆的新居。在我去的前几天，外婆已到镇上正式办理领养手续，还把黑蛋送进一家幼儿园。因年龄偏大，幼儿园原本不肯接收，外婆好说歹说，差点给园长跪下了，人家这才勉强收下黑蛋，顺便收了她一千块钱。

外婆的心情似乎从未这么好过，带着我上上下下地参观她的新居，神采飞扬，兴奋得像个孩子。她的话儿特别多，当然十有八九都关于黑蛋。上午十一点左右，我和外婆正坐着说话，底层的铁门被急促地敲响了。外婆蓦地站起身，喜滋滋地对我说黑蛋回来啦，急忙下楼开门去。

回来的果然是黑蛋。眼前的黑蛋浓眉大眼、脸色红润，健壮得像只小猎豹。外婆把他打扮得跟城里的孩子没啥两样：儿童运动装、名牌球鞋，背着个印有奥特曼图案的双挎书包。

黑蛋一进屋就嚷：“奶奶，我肚子饿了。”外婆摸一下他的头发，忙不迭口地说：“好好，奶奶这就做饭去，你先吃个苹果吧。”在替黑蛋解下书包时，外婆突然盯着他的后颈叫起来：“黑蛋，你又和谁打架了？”我凑过去一看，只见黑蛋脑后的脖颈上，被谁抓出两道约十厘米长的血痕。黑蛋并不答话，脖子像乌龟一缩，飞似的跑上楼去了。跑到二楼的楼梯口，他回头冲我做了个鬼脸，动作滑稽得像猴子。

外婆摇摇头，有些无奈地对我说：“这孩子原先在外头野惯了，现在也是个混世魔王。”我说外婆您还是别太宠他了，现在孩子小无所谓，稍微长大些，惹的祸就不是您老能承受的了。外婆说那是那是，有时我也想对他严一点，可一想他没爹没娘的，心里头不知咋的就软了。说到这儿，外婆的神情突然凝重起来，眼里就有了水雾。我怕又触动外婆心底的伤心事，急忙岔开话题说：“明天刚好是重阳节，我们去栖云寺爬爬山怎样？”

外婆眼中一亮，颇有感慨地说：“好些年没上栖云寺烧香了。咱把黑蛋也带去，让他在佛祖面前磕一磕头，保佑这孩子一辈子都顺顺当当的……”

栖云寺在镇子北边的青云山上。山不高，但山势陡峭，一条石径曲折蜿蜒，爬上去得花个把钟头。山上寺古而多松柏，遂有“古寺苍松”之称。近两年来，县里将青云山列为旅游开发项目，多次邀请专家论证，大做广告宣传，居然在省内吹出不大不小的名气，前来旅游的人数大幅增加。我和外婆上山时，往日的石径已不复存在，取代的是一条宽约五米的水泥盘山公路。由于上栖云寺烧香的人络绎不绝，公路两旁几步就一个卖香火的地摊，喋喋不休的摊主吵得人头皮发麻。外婆是个软心肠，经不起人家几句话，就伸手往兜里掏钱。我赶紧拉住外婆的胳膊说，买香火越往山顶越便宜，咱到上头买也不迟嘛。外婆这才加快了脚步，可再快也快不过黑蛋，我们说话间，他已泥鳅般穿过人群，跑到前头更热闹的地方去了。

时逢金秋，天高气爽，可我们上得山来，还是出了一身汗。走到栖云寺门口，随便问一家香火摊主，价钱果然差了将近一半。摊主是位衣衫褴褛、长得像瘦猴似的老头，正弓腰低头整理地上的东西。他的背驼得厉害，几乎整个身子都歪了。

外婆在摊子上拣了两束香和一副贡银。我问老头多少钱，老头仍然低着头，说一共四块，香两块，贡银两块。我刚要往坤包里掏钱，外婆已把钱递过去，还关切地问他：“四块钱够不够？”那老头有些意外地抬起头，伸出左手来接钱。这时我才注意到，他右边的衣袖原来是空的。

在看清老头脸部的刹那，外婆的表情僵住了。她双眼发直地盯着面前这位瘦猴似的独臂老头，递钱的手微微颤抖起来。老头浑浊的眼睛霎时掠过一丝惊恐的光，手一哆嗦，几张薄薄的纸币差点掉在地上。他有些慌乱地把钱塞进腰里，然后别过脸，颤声招呼起其他香客来。外婆怔怔地盯着他那只空荡荡的衣袖，脸色铁青。我摇了摇外婆的手，问她怎么了。外婆这才把目光收回来，淡淡地说没什么，就提着香袋和我离开了。

才走出七八步，外婆忍不住又回过头去。我顺着外婆的视线一瞧，正好碰上摆摊老头那充满惶惑的目光。老头的肩膀一抖，整个人仿佛登时缩小了许多，慌忙低下头去。外婆于是掉头又走，我诧异地追上她问：“你认识这老头？”外婆脚步并不停下，咬着牙低声说：“岂止认识，他就是杀死你外公的另一个凶手杨天散！”我心头一凛，问外婆你能肯定？外婆默默地点点头，说：“那位杀手到底没骗我，他右边的胳膊确实没了。”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不单是我，就是几十年来天天叨念着报仇的外婆，也是如此茫然不知所措。这样的境地里，停下脚步倒成了一件残酷的事，因为一停下，就容不得你思考，你必须在瞬间与这段冻结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血海深仇对视，并作出应有的抉择。

我和外婆心事重重地踏上栖云寺山门的台阶时，黑蛋出现了。他像皮球似的从台阶上头直蹦下来，转眼来到我们面前。黑蛋脚未停稳，就扑进外婆的怀里嚷道：“你们太慢了，我都到里面逛了一圈，你们才走到这里！”黑蛋的出现使外婆的脸色缓和不少。她擦了擦黑蛋汗涔涔的前额，柔声说：“奶奶老了，怎么能跟黑蛋赛跑呢？奶奶刚才买了一束香，等会儿要到寺里拜佛，保佑黑蛋聪明花早点开呢。”黑蛋听了，不好意思地朝我一伸舌头，就去抢外婆手里的香袋。外婆把香袋给他，说小心别折了。黑蛋从里头掏出一根，凑到鼻子前闻了闻，说真香，在哪儿买的？外婆说就在这门口呗。黑蛋又问门口哪儿呀？外婆被缠得没法子，只好往老头的摊子一指。这一指不打紧，没想到黑蛋像着了魔似的将香袋一甩，人就朝老头的方向直奔过去。在黑蛋跃下台阶的刹那，我无比清晰地听到从他口里弹出两个字：

“爷爷——”

外婆猛地一震，身子就摇晃起来，我赶紧扶住她坐在台阶上。她的手僵硬冰凉，伴随着一阵阵颤栗。

摆摊老头显然听到黑蛋的叫声，他蓦地抬起头来。我无法描绘他看到黑蛋（或者说是黑蛋跟我们在一起）时那种古怪的表情，只见他眼睛睁得老大，嘴巴呈畸型状张开，紧张与意外使他整张脸都扭曲了。

黑蛋几乎是贴着地面冲向老头的，摊子上的东西被他踩得四处乱飞。黑蛋一把抱住老头的腿，凄凄的叫声“爷爷”，接着便是昏天暗地的号啕大哭。老头慌了，一手把黑蛋推开，急忙收拾摊上的东西。黑蛋不让，再次抱住他的腿，哭得更厉害了，口里含混不清地喊：“你不要我了，爷爷，你不要我了，爷爷——”

黑蛋的哭声宛若尖锐的铁器，划破栖云寺门口喧闹的帷幕。不一会儿，看热闹的人就围成一圈。外婆再也忍不住了。她颤巍巍地站起，推开我搀扶的手，一步步向老头的摊子走去。

老头那只还在收拾东西的手忽然停住了。外婆拉起满脸泪痕的黑蛋，细细打量一下眼前这位表情惊恐的独臂老头，吃吃地冷笑起来：“你逃了几十年，到最后连自己的孙子都不敢认了！”

老头犹如当场挨了一棒跌坐在地，左手紧紧捂住前胸，脸色变得死灰。黑蛋摇着他的肩膀喊：“怎么了爷爷？”他却猛地推开黑蛋，踉踉跄跄的挤出人群，跑了。我和外婆尚未回过神，没想黑蛋也爬起来，死命追他爷爷去了。

外婆怔怔地望着他们逐渐远去的背影，直到一道山崖挡住她的视线。一阵山风吹过，吹起地上散开的金箔纸，又纷纷扬扬洒往满是苍松的山谷。远远望去，活像下起大雪似的。

与杨天散猝然相遇，也许是外婆生命中除外公遇害外，最为痛苦的一个事件。它简直是把沉甸甸的铁锤，将外婆累积了近五十年的复仇宿愿，像古老的瓷器轻易敲碎。

从山上回来，外婆几乎整个人都垮了。她斜斜地躺在那张旧式雕花眠床上，长时间一言不发，深凹的眼眶里一次次盛满浑浊的泪水。我默默坐在她床边，心底翻来覆去想了许多安慰的话，但一句也说不出来。

天已经黑了。我把晚饭端到外婆床前，她只瞟一眼，微微地摇了摇头。我说外婆您吃点吧，别饿坏自家身体。外婆还是摇头，却朝墙上的挂钟看了一眼。我知道她是在惦记黑蛋，就说人家有了亲爷爷，可能再也不回这个家了。外婆一听，突然发起火：“谁要他回来了，他回不回来关咱啥事！”我清楚外婆现在的心情，赶紧把话题引开，说都快七点半了，你不吃饭怎么行呢，要不喝点汤吧。外婆不答话，却像小孩赌气似的扭过头去，再也不理我了。

我没法子，只好把碗端回饭桌上去。这时，从楼下传来一阵低低的啜泣声。

我下楼开门一看，原来黑蛋偷偷蜷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呢。这家伙满身灰土，脸上除了泪痕，还被什么东西划了道口子，脚下的球鞋也跑得只剩下一只。我拉了拉他的衣服，说赶紧起来吧，奶奶正担心着你呢。黑蛋瞥了我一眼，还是坐着不动。我说你肚子不饿了，大家正等你回来吃饭呢。黑蛋的嘴唇动了动，还是不吱声。我说你再不起来，连奶奶也不要你了，作势就要往里走。黑蛋这才急了，一蹬腿跳起来，紧紧抱住我的腿，哇的哭了。我抚了抚他脸上的伤痕，忍不住自己也掉下眼泪，说阿姨是说着玩的，奶奶怎么舍得扔下黑蛋呢。走，跟阿姨上楼吃饭去。黑蛋一听，哭得更厉害了，一串鼻涕顺着鼻孔淌出，差点滴在我的脚面上。我又哄了好一阵，这才把黑蛋劝上楼去。

外婆还是脸朝里躺着。黑蛋站在门口连叫几声“奶奶”，她动也不动，似乎已经睡过去。黑蛋当即又哭了，冲过去扑在外婆床前，拉住她的手拼命地摇。外婆被摇得没法子，只好把脸转过来，瞅了他一眼。看清黑蛋此时的模样时，她的嘴唇微微一颤，眼里闪过一丝关切的光。但很快的，她的眼神又陌生起来，冷冷地推开黑蛋的手，重新背过身去。黑蛋不让，摇着她的肩膀直喊：“怎么了奶奶？你到底怎么了奶奶？”任凭黑蛋在一旁怎样哭喊，外婆仍像个木头人似的躺着，一声也不吭。我在一旁看得心酸，于是走过去拉起黑蛋，说黑蛋乖，奶奶今天不舒服，咱吃完饭再过来看她吧。听我这么一说，黑蛋才慢慢的松开手。

一口气吃下两碗饭，黑蛋的眼睛也困得快睁不开了。我把他抱进外婆对门的屋里，脚上的鞋还没脱下，他就呼呼的睡着了。我轻轻走回外婆的房间，发现她的肩膀正剧烈地抽动着，脸上早已淌满了泪。

这一晚，多年不曾失眠的外婆失眠了。

在那张外公曾经睡过的雕花眠床上，我紧紧地贴着外婆瘦骨嶙峋的躯体，仿佛又回到和外婆相依为命的旧日时光。那时候，外婆几乎每天晚上都给我唱童谣、讲故事，一边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让我不知不觉间滑入甜蜜的梦乡。那时候，我是多么热切地盼望每个夜晚的来临，直到那个月光如水的中秋夜，外婆关于家仇的叙述陷我于深深的恐惧中。而今晚，睡在外婆身旁的我已不再恐惧，当年做梦都想着复仇的外婆也已心力交瘁。她就这样静静地躺着，头脑清醒，但什么话也不想说。没有人能够安慰她，也没有人能够从她微弱而匀长的呼吸里，触摸到她全部的心事和无际的哀伤。

也不知有多晚了，在逐渐浓厚的睡意里，我恍恍惚惚觉得外婆起身下了床。我本以为她是去卫生间，就歪过头继续睡，可过了好一阵子还不见她回来，赶紧睁开眼也下床去。

走到门口时我不由得愣住了。借着外头逸进来的月光，我看见外婆斜靠在对面的门框上，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屋里睡得正香的黑蛋，满头零乱的发丝在黑暗中白得晃眼。过了一会儿，外婆终于挪开身子，一步步往黑蛋的床前走去。我唬得大气也不敢出，一颗心顿时凉凉的揪紧了。

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只见外婆轻轻的坐在床沿，为黑蛋掖了掖被子，还往他额头上轻轻的亲一下。

外婆对黑蛋的宽容与慈爱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一个积攒了近半个世纪复仇心愿的老人，当她突然发现自己精心抚养的恰是仇家的后代，内心那种剧烈的冲撞与痛苦的抉择。然而在极短时间里，外婆逾越了那道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从她含笑注视黑蛋的目光中，找到那个唯一答案：当时代变迁将复仇之念推向虚妄时，正是黑蛋的出现唤醒她沉埋多年的母性，让她从一个执拗孤独的复仇者，重新变成一位满怀慈爱的老祖母。

外婆始终没跟黑蛋讲起任何跟家仇有关的事。但打从青云山碰到杨天散后，黑蛋就莫名其妙地变了。

黑蛋似乎又回到刚被外婆捡回来的那阵子, 整天郁郁寡欢，眼神里闪动着一丝超年龄的戒备与倦怠。在学校，黑蛋的表现更让人生气了。不但上课蓄意捣乱，下课后还动不动和人打架，结果每天不是自己鼻青目肿地回来，就是有某个家长找上门来告状。外婆稍微训他两句，他就赌气不吃饭，或者干脆躲到哪儿一天也不回来，害得外婆每一回都找得心急如焚。

外婆几次在电话里忧心忡忡地向我提起黑蛋的事，有一次说着说着声音就哽咽起来。我在话筒这一端听着，不知怎的，心底倏然泛出一丝淡淡的苦涩。我说这里头肯定有原因，咱一片好心收养黑蛋，可杨天散不这么想呀。外婆您没跟黑蛋说余杨两家过去的事，但人家说不定早就跟自己的孙子说了，不然黑蛋也不至于变成这样子。外婆听我这么一说，似乎在电话那头怔一下，不由得沉默了一会儿。良久，她才缓缓地对我说，慧慧你猜得没错，这两天，我几次从楼上瞧见那个老不死的，正在咱家房前屋后荡悠呢。我说外婆您还是留神点，说不准黑蛋什么时候就被他骗走了。外婆一愣，说不可能吧，他如果要黑蛋的话，当时就不会让他当小乞丐了。那天在山上，他不是扔下黑蛋自己跑了？我说他现在连自己也养不活，当然把黑蛋看成累赘了。可黑蛋毕竟是他亲孙子，或许依他看来，黑蛋就是当小乞丐，也比被仇家收养放心些。杨天散逃亡了几十年，您就是明确跟他说不再计仇了，他能相信吗？您现在还对黑蛋这么好，他能相信吗？外婆被我问得答不出话，最后只好说那我小心点就是了。

尽管外婆为黑蛋花上全部心思，但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个星期日的早晨，我刚起床在衣镜前梳头，电话铃急促地响了。我一提起话筒，耳鼓就触摸到外婆焦灼而颤抖的声音：

“慧慧，黑、黑蛋他丢了！”

星期五那天上午，黑蛋和班上一个外号叫胖熊的男孩不知为啥打起来。胖熊是镇上一位暴发户的儿子，人高膘壮，黑蛋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黑蛋打他不过，便随手操起一只小板凳，朝胖熊头上砸去，刹那间砸得他血流满面，直挺挺躺在地上。老师闻讯赶来，黑蛋早已跑得没了踪影。

黑蛋这一砸，让胖熊的头部足足缝了十二针。胖熊爸凶神恶煞，差点没把赶到卫生院的外婆撕掉吃了。外婆千道歉万赔罪，他还是不依不饶，口口声声说没主的野崽你养个鸟，要是让他碰到的话，不一手捏碎才怪呢。生性自尊好强的外婆几时受过这样的委屈，可一想都是黑蛋惹的祸，只能咬咬牙忍下来，气得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后来还是老师出来打圆场，说都是小孩间的事情，要怪就怪我们老师没有看好，责任在我们，你就别难为史婆婆了。大家好说歹说，胖熊爸才慢慢消了气，但开口除了医疗费外，还得赔两千块营养费。老师说医疗费我们出，这两千块营养费也太多了吧。胖熊爸说，这两千块又不是要你幼儿园赔。外婆一听就有气了，说那你肯定是要我赔了？胖熊爸哼的一声冷笑，说是啊，你老人家放着清福不享，宁愿辛辛苦苦收养这么一个野崽，那不是钱多是什么？现在他闯祸了，你不赔谁赔？外婆气得浑身直哆嗦，一跺脚说，这两千块我出，但不许你叫他野崽，黑蛋就是我亲孙子！说完，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外婆窝着一肚子火回到家时，已是中午十二点半。黑蛋还是没回来。外婆又到镇上走一圈，问了好几个熟人，都说没见到黑蛋。外婆走得也累了，顺便在市场上买了点菜，慢慢的走回家去。时已午后一点多，外婆靠在厨房门上歇了两口气，就开始洗菜做饭。偌大的房子静悄悄的，只有厅里的壁钟嘀嗒嘀嗒走个不停。外婆洗着洗着，心里蓦然涌起一股粘稠的酸楚，眼前顿时一片模糊。

这时，虚掩的铁门咿呀一声被推开了，有人蹑手蹑脚的走进来。外婆听脚步声就知道是黑蛋，但仍低头切丝瓜。黑蛋以为外婆没注意到他，把书包往背上一甩，就要溜上楼去。外婆气打不到一处，厉声叫道：“黑蛋你给我过来！”黑蛋知道躲不过，只好撤回脚走到厨房门口。

黑蛋的左脸颊肿得像个馒头，眼睛被挤得都有点歪了。身上那套刚买不久的运动服也撕破了，雪白的前襟沾满从他鼻孔里淌出来的血，活像一块色彩斑驳的画布。外婆只往黑蛋瞧一眼，几乎人都要气炸了。她再也忍不住了，把手里的菜刀往砧板上狠力一剁，歇斯底里地朝黑蛋吼道：“你还知道回来呀你，看我不一刀把你的手也剁了！”

外婆这一剁太用力了，菜刀被砧板弹得脱手飞出，砰的刚好砸在黑蛋脚板上。黑蛋脚上虽然穿着厚厚的球鞋，但这一砸还是把他吓坏了。黑蛋“啊”的一声惊叫，把手里的东西往地上一甩，像只兔子般夺门而出。

外婆也被自己刚才的举动惊呆了，愣愣的望着满地丝瓜片出神。等她回过神出门一看，黑蛋早已不见了。

黑蛋再也没有回来。

关于黑蛋的出走，细细分析应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然而外婆还是感到一次比一次强烈的自责与懊悔。

外婆不止一回跟我说，其实杨天散是拉不走黑蛋的，她自信黑蛋跟她的感情已远远超过和他爷爷的感情。据邻居们反映，她们几次看见一位衣衫破旧的独臂老人，躲在街道拐角向路过的黑蛋招手，可黑蛋漠然的瞧他一眼，就荡着书包自己走了。

为寻找出走的黑蛋，年已八旬的外婆几乎磨破了脚底。由外婆亲自撰写、附有黑蛋照片的寻人启事，在市里的报纸电视上一口气刊播了五天，仍然毫无消息。外婆不死心，花钱复印了两百多份寻人启事，自己提了一桶浆糊，沿着镇子一路张贴过去。有一天时过下午二点了，外婆还空着肚子朝电线杆上刷启事，结果累晕在县城的中心大街上。

好心的人们都劝她别找了，反正不是自己亲孙子，再说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百年之后，这孩子谁替你照看，到头来还不仍是个孤儿？外婆摇摇头说，我不管自己能活多久，只要在世一天，我就不会打消找他的念头。没爹没娘的孩子，可怜哪。

说到这儿，外婆的眼泪禁不住又哗哗流下来。

黑蛋的出走使外婆陷入深深的孤独与煎熬。失去黑蛋，她简直像丢了魂儿似的，整日茶饭不思，没几天就变得神销骨立。消失多年的失眠症又影子般追上她。许多个寂寥的夜晚，她常在一遍遍辗转反侧之后，神思恍惚地下了床，不知不觉摸进对门黑蛋住过的房间。黑蛋睡的小枕头还在，黑蛋穿的小鞋也还在，可人到底哪儿去了？外婆怔怔的望着那张空荡荡的床，与黑蛋共同生活的日日夜夜，又重新梦一样浮在她周围。她再也忍不住了。在这座近乎空堡的三层楼房里，她像梦游者似的打开一扇又一扇门和一盏又一盏灯，然后又逐一将它们关上。

黑蛋从出现到失踪算起来还不到一年时间。外婆忆及这段时光时常常不胜感慨地说，黑蛋这孩子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上辈子也许欠了黑蛋什么，所以上天在他快要断气时，把他安排给我。现在债还清了，我气也受够了，他就自个儿走了，再也不肯回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和杨天散这老不死的一点关系也没有。

虽然外婆把话说得如此超脱，但冷酷的现实是：在当了近一年操心挂肚的老祖母之后，她最终又回到往日那种形单影只的生活。我于心不忍，几次打电话请她来城里住一住，可她都谢绝了。我问她这是为什么，她有些伤感地说，其实我也挺想去看看小曾外孙哩。只是我走了，万一黑蛋溜回来怎么办？慧慧，我想我还是呆在家里好，兴许哪一天，黑蛋他就自己跑回来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黑蛋终究不见回来，外婆也始终没来城里小住。转眼已是1998年的秋天，那天上午我刚下班回到家，外婆却奇迹般地出现在门口。

外婆是为一个来路不明的传闻而来的。这个传闻源于1998年夏季长江流域那场著名的世纪洪水，其内容大体如下：有一批在洪水中失去父母的小男孩，将在政府的统一组织下，送往东南沿海地区让人领养，而且不需交纳任何费用。我所在的这座城市将于明天举行该项活动，地点就设在市体育中心田径场。

该传闻几乎传遍本地区的所有乡村，许多重男轻女的乡下人为此激动不已。而年逾八旬的老外婆，居然也由此产生再次收养一个小男孩的念头，所以急冲冲赶来了。

听外婆说明来意，我不禁哑然失笑。外婆的话让我想起上午在市报上看到的那则澄清启事。我说外婆敢情您是听错了，世上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外婆见我不当一回事，当下就急了，瞪大眼睛辩解道：这事乡下都传遍了，我怎么会听错呢？我只好说今天的报纸都登出澄清启事了，此事纯属谣传。您要是不信，我下午把报纸带回来让您瞧瞧。

我的话刚说完，外婆的脸就刷的白了，背靠着椅子愣了半晌，半句话也说不出。我急忙转移她的注意力，说都十二点多了，外婆我们吃饭吧。外婆无力地摇摇头，说我不饿。我像伺候小孩一样，费了好一番功夫，才勉强把她劝上饭桌。

整顿午饭吃得郁闷而沉寂。我想了好多逗外婆开心的话，可一碰她那愁云惨淡的眼光，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吃完午饭，我搀着外婆的胳膊想陪她去午睡，她却荡开我的手，站起来怏怏地说，我睡不着，我想现在就回乡下去。我一听急了，说外婆您好长时间都不来城里看我了，好不容易把您盼来，可是刚来又要走，外婆您是不是不疼我了。外婆说慧慧你都当妈妈了，哪还用得着外婆疼。我心里堵得慌，在城里也呆不住，你就让我回乡下去吧。

“外婆——”我的嘴刚张开，泪水就像童年在她身边那样，不由分说地涌出眼眶。外婆叹了一口气，伸出手抹了抹我的眼睛，仍然执意要走。我清楚她的犟脾气，也不好再勉强，只好说那我送送你。外婆往我那正在摇篮里熟睡的儿子深深地望了一眼，转身向门口走去。

打开防盗门时，我瞥了一下腕表：十二点三十分。外婆从满载希望而来到怏然而归，前后还不到一个钟头时间。我握着她那瘦若枯枝的手走下台阶时，心里突然针扎似的一疼，眼中刚刚散去的雾又弥漫开来。

我和外婆牵着手走在中午的大街上。秋天的阳光明艳艳地照着，小城的街上依旧是匆碌个不停的人流与车流。从我住处往汽车站的路并不长，可在我的感觉里，自己似乎和外婆走过一个世纪。

我们就这样慢慢走着，一句话也没说，直到一阵急促的锣声吸引住我们的视线。

锣声是从车站门口围着的一堆人群里传出来的。伴随着锣声，有人不断地大声叫好，看样子像在耍猴。我和外婆透过人群往里一瞧，才知道是三个小乞丐在表演杂耍，全是约摸七八岁的小男孩。敲锣的个儿高些，看样子是其中的小头目。另外两个正在合作表演铁锤砸钉板，一个男孩光着上身躺在水泥地上，双手将一块插满钉子的木板紧紧按在自己肚皮上。另一个手里抡着一把小铁锤，正学着电影里头江湖艺人的样子煞有其事地往木板上砸，每砸一下，躺在下面的小男孩便有些夸张地“嗨”一声，把张小黑脸憋得通红通红。外婆心肠软，当即从衣兜里掏出两块钱，挤过去放在地上那个装钱用的塑料盆子里。可当她直起腰将往回走时，我却发现她犹如雕像般僵在了那里。

外婆的目光紧紧地盯在那个躺着的小乞丐脸上。紧接着，我的心也猛烈地跳起来。原来，躺在地上的不是别人，正是外婆朝思暮念四处寻找的黑蛋！

外婆摇摇晃晃地喊了声黑蛋，冲过去将那个正在抡锤的小乞丐一把推开。躺在下面的黑蛋一激棱翻起身，满脸惊恐地看了看面前的外婆，突然“啊”的一声，钻出人群头也不回地跑了。

“黑蛋！黑蛋你回来！”外婆顾不得年迈，竟然撒腿追上去。

黑蛋跑得飞快，没几下便把外婆远远的撂在后面。外婆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哪能跟小孩一样跑，没跑出多远，就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脚步也踉跄起来。我快步跟上她，说外婆您别追了，黑蛋不想回来，你就由他去吧。外婆摇摇头，还是拚命地跑，虽然她跑得并不比走路快多少。

转眼间，黑蛋已顺着人行道跑到大街的尽头，再过去就是横穿这座城市南部的福厦公路了。依我判断，黑蛋是打算穿过公路继续跑往对面的街道的。恰好此时路上的车特多，一辆紧跟一辆，根本没有让行人通过的机会。黑蛋终于停住脚，回过头望了望落在后面的外婆。外婆一见黑蛋停下，不禁喜出望外，甩开我搀着她的手，朝黑蛋跑得更快了，口里不住地喊：“等等我，黑蛋！”黑蛋没料到外婆会这么快接近他，也顾不得路上车多，趁着一辆大卡车刚过，就向前猛冲过去。

这一刹那间，意外的事发生了。一辆紧跟在大卡车后面的黑色轿车呼啸而过，黑蛋连喊都来不及喊，便像个皮球似的被远远的弹出去。

正在奔跑的外婆突然触电似的停住了。接着，她如一只折了翅膀的风筝，摇摇晃晃地栽倒在午后的阳光里。倒下去的那一瞬间，我听到她肝胆欲裂地喊了声“黑蛋——”。这声音让我蓦地想起五十年前史桂芬在台江客栈那声凄厉的惨叫。它尖锐无比，像利刃般长长划过我头顶的天空，使整座城市仿佛都在这一瞬间陷入死寂。

2001年 10月5日初稿

(本小说刊于《福建文学》2002年11期“福建小说新人专号”，同年获第九届云里风文学奖二等奖)

作者简介：

王 鸿，男，1974年冬出生于福建莆田沿海。哲学专业研究生。已在《诗刊》、《散文百家》、《福建文学》、《新民晚报》、纽约《世界日报》等国内外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等逾60万字，并被多种文集选载。主要著作有：诗集《一棵海边的树》；中短篇小说《送秋》、《此生彼岸》、《无处复仇》；文化人类学论文《在主流与边缘间徘徊的文化矛盾》；歌词《相聚在妈祖故乡》、《海岬谣》等。作品曾获第二届云里风短篇小说创作奖一等奖、第五届福建省政府百花文艺奖二等奖、首届中国网络音乐节最佳作词奖、“妈祖阁”海内外公开征赋特等奖。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

电话：0594-5851166/13607512201

邮箱：whong11@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