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知青大返城中的悲剧

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年代，不少知青以各种方式谋求生存，主观或客观地攀比“条件”，自愿或不自愿地“相亲”结婚。新浪网上有篇文章《芸芸众生（七）最后的知青》，作者若水以极其平淡的笔调，描写了留守山村的最后的知青之一 ------ 婉儿。

知青“婉儿和卞欣恋爱了。恋爱中的人往往会共同憧憬美好的未来。……1973年，卞欣被推荐上了大学。……他毕业后，国家是包分配的，而婉儿还在农村，他们是不可能结婚的。……这一打击对婉儿来说是致命的。”

命运似乎在捉弄婉儿。失恋，患病……在婉儿人生最绝望的时候，村民关槐向她伸出了援手，“……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深山里，在清冷和寂寥的包围之中，婉儿感觉到了亲情。……婉儿对返城不抱什么希望了。她答应了关槐。婉儿的爸爸妈妈知道这个消息急坏了，他俩风风火火地赶到了这个小山村。他俩赶到这个小山村的时候，婉儿已经和关槐领了结婚证。……婉儿的爸爸妈妈一看闺女这样，五内俱焚，……婉儿的妈妈痛哭着，婉儿的爸爸搀扶着婉儿的妈妈，……在婉儿的爸爸妈妈离开这个小山村的第三天，关槐和婉儿举办了婚礼。……婉儿和关槐结婚才一年多，到了1978年底，1979年，知青大返城的浪潮就席卷了全国。”

无情的户籍制度，就像一道天然屏障，管理并决定了共和国的城乡百姓不合适也少有通婚的可能。这是当时社会的庸风陋俗。在《婚姻法》规定结婚自由的前提下，上了大学的卞欣，思维冷情理性择偶并无可非议；留在山村的婉儿，选择亲情感性结婚更不可非议。然而，在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却有不多不少直接操纵升学或上调工作大权的“现管”官员，他/她有能耐让当事人屈服于权钱淫威之下，迫使你签署红色的结婚证。我意图提出的议论是，在某些合法“结婚证”掩盖下的是，钱权优势者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性”压迫，甚至是强-奸的原罪。

知青女M所在插队组的两名女同学，先后通过招工、招生离开了广阔天地。女M的母亲担心孤单的孩子遭人欺凌，就拜托亲戚帮忙将孩子转调到亲戚居处附近的乡村，祈求安全的广阔天地。谁知“出了狼窝入了虎口”。大队干部男N以“担任耕读教师”为利诱，迫使女M就范他的所谓“爱慕”。性压迫的封建，求生存的现实，令女M的选择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地：“不是也是”“是也不是”。

小小芝麻官们的通常做法是，说教，威逼，胁从，跨越违背当事人意志的性行为的罪恶时空，由非法的强-奸转变为合法的婚姻。假如你不服从长官意志，那么今后就甭想从我的手心里过。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女M就是众多身心受伤害的下乡知青之一。

三十多年前，女M的母亲奋不顾身冲到乡下，机智勇敢地把受伤害的孩子带回了家。然而，侥幸逃出了钱权优势者魔掌的母女俩，却逃不过很不完善的户籍制度和婚姻法规的桎梏。随后的好几年间，女M走投无路，户口粮油一无所有，工作前程茫然无着。女M的母亲苦于告状无门，投诉杳无音讯，不得不无数次地走访 “上山下乡办公室” 请求援助，最终积忧成疾抱憾归天。

“无妻不成家”。没有了母亲的孩子们，从此便失去了家庭的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