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

近读张维为《中国崛起与文明型国家的逻辑》一文，多受启发，文章为制度自信敲边鼓，不无现实意义。

国内“红”多与喜庆相联系，可理解为正能量。“红”也是国旗、党旗的底色，打着红旗夸红旗亦在所难免，此可谓执政红。从重庆唱红打黑颇受诟病可以看出，执政红所涵盖的种种，既不乏正能量的一面，也不乏强差人意的一面。借用张维为的提法，既不乏良政的一面，也不乏劣政的一面，指鹿为马易混淆人们的红黑价值观。“黑”原不意味贬义，如黑五类杂粮就合于正能量；黑在社会政治层面多被赋予贬义，难脱负能量。历来不乏被黑的冤案，但这并不影响对于黑的认知。

先哲对于国家机器多有阐释，国家消亡作为某一派的假说，完全没有讨论价值。国家机器与执政实践互为表里，执政者在历史教科书中表述为统治者，执政对象表述为被统治者，张维为所指良政，可以理解为合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统治实践，劣政可以理解为逆历史潮流的统治实践。良政须基于合格的统治者，圆梦更需要优秀的执政。张维为良政劣政说其中的定位，远比诸如自我标榜主义，自我标榜先锋队，自我标榜勤务员，自我标榜红色传承等无的放失的奢谈，更接地气。放眼全球，有待借鉴的良政不在少数，但如果脱离中国客观条件生吞活剥，或适得其反消化不良。

张维为着眼中国特色谈了对一党执政的排他性历史宿命，也只有讲明白中国特色才易于达成广泛的共识。张维为将中国表述为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并多角度论述了文明型国家的应有特征。

与张维为对中国特色的红色解读有别，有论者还从中国特色中领略到白色的、灰色的、黑色的等等各色过往年代的消极残留。欧洲先哲所标的的封建社会，自秦统一六国后，在华夏即已完成了过渡。此后的王朝更替，在生产方式上却变化不大，于自然经济框下徘徊。伴随着工业革命兴起的商品经济在华夏举步为艰，时至今日很多国家仍不承认中国为商品经济国家。究其原因在于中国不同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尽管商品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了长足发展，但远未成席卷之势，不少地方自然经济生产方式或多或少地存续着。恩格斯当年曾指出，“我们也同西欧大陆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也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他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类似负面影响在观照中国特色时，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才能有的放矢。

红与黑共生共存，此消彼长，随着时光流转，作日之红或为今日之黑，今日之红或为明日之黑。对于共和国的制度自信，在于对历史潮流的正确把握，既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可一叶障目故步自封。

附：《中国崛起与文明型国家的逻辑》

张维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博士，曾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日内瓦韦伯斯特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复旦大学兼任教授、清华大学特邀研究员。发表过许多关于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比较政治、外交政策以及两岸关系的文章。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

张维为：中国崛起与文明型国家的逻辑

    我觉得，中国的崛起要在国际比较中才能看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第二类是转型经济国家，第三类是发达国家，把过去35年的中国和这些国家进行比较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首先，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取得的成绩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总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挑战是消除贫困。过去30年，按照联合国的统计，世界上贫困的80%左右是在中国消除的。你把印度、埃及、巴西、南非这些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成绩加在一起，也没有中国的成绩大。现在我们国家提高了扶贫标准，贫困人口又变成了1亿多人。但是从国际比较来看，实事求是地看，不是光看现金收入，而是看收入加财产，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经历过土地改革的国家，我们的农民有地，有房子，如果我们把这些都算进去的话，我们贫困地区的很多农民，如果到印度或者埃及去的话，怎么都属于中产阶级。

     第二，与转型经济国家，特别是前苏联、东欧、中亚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比较。基本结论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整体取得的成绩超过这些国家成绩的总和。一个简单的数据就是，我们的经济在前30年，从1978年到2009年，增加了18倍。相同时期内，俄罗斯、东欧、中亚基本上是1倍。改革开放前，苏联经济规模比我们大，现在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只有我们的四分之一，而且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和苏联时期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还是靠能源和军工，而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形成了大量的新兴产业。

     第三，与发达国家比较。我们国内很多人会说，哎呀，中国和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本人在西方，在法国、瑞士生活了20多年，回到上海已经1年多了。我经常在进行比较。实际上有很多地方我们走在他们的前面了。就拿上海和纽约作比较。上海的硬件已经全面超越纽约了，无论是机场、港口、码头、高铁、地铁，完全是不同时代的作品了。软件方面也可以比。比方说人均寿命，上海要比纽约高4岁，上海是82岁;我们城市的治安，比纽约好很多倍;我们的婴儿死亡率也比纽约低。实际上，我们整个发达板块，人口已经与美国相当，完全可以和发达国家比一比。我不是说我们各个方面都很好。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但是今天的中国确实已经没有必要仰视西方了，我们应该平视西方，当然也没有必要俯视人家。我们一些地方不如人家，但确实在很多地方做得比人家好了，甚至好很多。这给了我们带来了自信。

     对于中国经济实力，我建议用另一种方法来解读。我自己是做政治学的，刚才发言的都是经济学家。我从政治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我建议用这样三种办法来解读中国实力。一个是把中国分成两大块，一个叫“发达板块”，或者叫“准发达国家板块”，一块叫“新兴经济体板块”，这两个板块之间形成了高度良性的互补和互动。我觉得这是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关键。

     二是用购买力平价(PPP)的方法。刚才很多学者都引用了安格斯 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统计。我们现在官方正式的汇率的统计是，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但是照麦迪森的算法，用购买力平价来统计，实际上在1992年中国经济规模就赶上了日本。所以他当时预测，到2015年，中国经济规模应该超过美国。现在主要的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都持类似的观点，就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算，奥巴马的任期内，五年之内，中国经济规模应该超过美国。如果不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而是按照官方汇率的方法，包括每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5%，那么十年之内，也就是习近平的任期内，中国经济规模应该超过美国。

     第四，我觉得要看中国人的住房。这个太重要了。尽管今天中国国内的老百姓对房价有很多抱怨，但事实上，多数中国人已经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因为他们大都有自己的房子。刚才张军教授用的数字是住房自有率85%。我看到的最低的估计也是75%。现在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但他们的父母几乎都有房子，独子政策意味着这些房子以后也要传给他们，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不是穷人了。和其他问题一样，在住房问题上，我主张先肯定，再改进，也就是先肯定自己的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存在的问题，中国的问题都说得清楚，中国的问题都有解。我自己在上海经常坐出租车，跟出租司机聊天，40岁以上的几乎都有房子，我估算他们平均是1.5套房子，他们的净资产至少在200万人民币，甚至300万，他们当然比50%的美国人富有，也比50%的欧洲人富有，但他们还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总之，如果你把中国人的房产算进去的话，许多关于中国的排名都要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什么是文明型国家?就是一个世界上5000年延续不断的古老文明，和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国家，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我们讲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两河流域文明，他们都中断了。埃及的穆巴拉克说，我们埃及有8000年文明，但今天的埃及和古埃及文明没有任何关系，今天埃及人是后来移民过来的，语言文字也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而中国人都是中国土地上的原住民。

     我可以用一个不太准确的比方，就好像是罗马帝国，它没有解体，一直到今天。我用另外一个概念，叫“百国之和”，就是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我甚至有这么一个观察，我们内地三座典型城市的人群，上海人、北京人、广州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别恐怕要大于典型的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但是我们在一个文明底下生活了数千年，这种差异变成了一种精彩，大家可以就互相的差异开玩笑。

     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几个特征。

     一个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我们有的时候习惯了“中国世界上人口最多”这种说法。但仔细再想想，这不是一般的多。我们每年都有春运，现在新的春运又要开始了。2013年的春运有31亿人次，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把整个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日本的人口加在一起，一个月里面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人口的压力，同时也是中国巨大的机遇。做产业的人知道，在中国做到最大，你在世界上就可能是最大的，the sky is the limit，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什么奇迹都可能创造。第二个是超广阔的疆域国土。它是一个洲的概念。我们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一般的国家，劳动力工资一提高，它就转移出去了。但在中国，我们是转移到内地，内地的基础也很好，所以现在内地在重复过去20年沿海地区的增长奇迹。

     第三是超悠久的历史传统。就是中国的任何东西都有很强的传统。我不说这个传统是好还是坏，传统是个中性的概念。如果真有缺点的话，大概也是一个趋利避害的问题。要与传统一刀两断太困难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经济，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可以追溯上千年，我们可以追溯到西汉的《盐铁论》，政府对铁和盐的税收等问题，甚至可以追溯到夏朝，4000年前，大禹治水。人民对政府的期待和一般的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政府在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四、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中国的文化的丰富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因为今天在香港，我就以粤菜为例。我在欧洲呆了20多年，欧洲最好的菜是法国菜，其次意大利菜。我们中国是八大菜系。我们八大菜系中任何一个菜系拿出来，都比法国菜要丰富，因为八大菜系是“百国之和”的产物，而法国菜主要是法兰西一个国家的产物。其实，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是这样丰富的。过去我们穷，不容易感受到自己文化的丰富和精彩。现在富裕起来了，你可以感受到了。比如说上海周围那些江南小镇，一个一个都是上千年的历史，这是非常丰富精彩的财富。

     第五、独特的语言。基辛格在《论中国》这本书里也讲到，中国人使用的这种语言，还是3500年前由甲骨文延伸过来的。甲骨文是什么概念?就是比古希腊城邦共和国早1000多年，比古罗马帝国早1500多年的语言。这个语言，它的结构，到现在还基本上是一样的。比如说“孝敬”的“孝”，在甲骨文里就是老子在上面，儿子在下面。你说这是好还是坏?这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传统的一部分。

     第六、独特的社会。西方总是在说，你们社会发展了，社会就要和政府对抗，和国家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是“家国同构”的社会。国家是最大的家。所以我估计中国发展趋势是社会与国家的高度良性互动，而不是对抗，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了。

     第七、独特的经济。刚才几位经济学家都谈得非常好。我这里就不多说了。我就引用史正富教授的观点：一个战略性的中央政府，一个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加上竞争性的企业，这三者合在一起，形成了三维经济，或者叫混合经济。还有一点特别要强调的是，政府能够进行中长期的规划。我们关心中国经济的话，都会关心五年计划的制定，关心中央每年的经济工作会议。这是体制化、新型的民主决策机制，经过成千上万次的上上下下的磋商，这种民主决策的质量西方远远比不上，这一点我们可以非常自信。

     第八、独特的政治。我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谈一下这个问题。西方现在对中国的批评，主要就是民主与专制，它用这个范式，就是说你不是民主就是专制。但这遇到很大的困境。它的预设就是，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而民主是什么，只能由西方来界定。但是世界上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而搞得一团糟的比比皆是。所以我说，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两类，那么只有两种，不是民主与专制，而是良政(good governance)与劣政(bad governance)。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西方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治理还是可以的，而相当多的也没有治理好，否则不会陷入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我们中国大陆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整体的治理水平远远超过可以比的国家。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最烂的伊拉克、海地、阿富汗，到现在破产的希腊，冰岛等，都没有治理好。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如缅甸等。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政权合法性的问题，西方总是强调，你们不是多党制，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就没有合法性。我说你这个观点太浅薄了。中国政权形成合法性的时候，美国根本不存在，英国都不存在。中国合法性的论述核心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人心向背，一个是选贤任能。人心向背是一种长远的眼光。人心与民心相通，与民意不完全一样。民意如流水，但民心大如天，民意可以变来变去，但民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东西，是一个国家整体和长远的利益。

     十八大期间，《纽约时报》约我写一个评论，谈谈十八大。我就写了一篇《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大家从网上可以找到。我说你看一下中国的政治局常委的履历，至少两任省委书记。我们一个省是欧洲四五个国家的规模。你要治理好之后才有可能拿到“入场券”，还不一定真能进。我说你看一下习近平，在三个省做过最高负责人。我算过他管过的人口，大约1亿2千万;他管过的经济规模大约等于印度。在这样的经历之后，他才进入政治局常委，然后又给他五年的时间熟悉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事务，然后再成为一把手。我说这是世界上最具有竞争性的政治模式，一种选贤任能的模式，也就是meritocracy。这样一种制度，尽管还能改进，但已经可以保证不会选出像美国小布什这样低能的总统所以我说，我们现在这个制度水平，都不害怕和你们美国竞争，一点都不害怕。就像现在的上海，一点都不怕和纽约竞争。我们有我们的问题，但你的问题不比我少，我们欢迎政治制度的竞争。

     还有就是一党执政。很多人总是说，中国怎么总是一党执政啊?他们搞不懂这个情况。我们这个党，名字叫“党”，但和西方的“党”完全不同。西方的政党理论说简单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利益集团有自己的代表，这就是多党制的起源，然后通过票决制，你51%我49%，你就赢了。中国历史不是这样的传承。我们可以说，两千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执政。一个“百国之和”的超大型的国家，它的中央政府不可能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如果它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中国人民一定会抛弃这个政府。历史上的儒家执政集团，它也是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它可以是真正地代表，也可能是不一定真正地代表，但它也要说它是真正地代表。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利益，那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如果你一定要套用一党制话语的话，那么过去两千多年里，至少90%的时间里，中国都是一党制，而其中四分之三的时间里——这也是国际上多数学者公认的——中国比欧洲要先进。工业革命之后我们落后下来了，现在又真正地赶上来了。

     中国崛起会产生很多的影响。第一，我认为会形成一种新的范式变化，就是良政和劣政这一范式将代替民主与专制这一范式，因为后者解释不了这个复杂的世界。第二，中国消除贫困的模式会影响整个世界。第三，中国的成功会激励越来越多的国家去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中国未来的预测，和刚才几位学者一样，我也是非常乐观的。过去三十多年，悲观主义的预测都错了。有很多原因，第一，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偏见，放弃不了“历史终结论”的意识形态。第二，我认为，10年之后，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个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异议了。有人说，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照人均GDP一算，也就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但我觉得这样看问题，恐怕不太懂政治。关键的关键，我觉得一个是经济总量、综合国力的变化，这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另一个情况是，我自己计算，我估计到那时候，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应该是美国人口的2倍。我用一个美国人也可以接受经济标准来界定中产阶级，因为世界上关于中产阶级没有统一的指标，我的经济标准就是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加一套产权房，包括所有的“房奴”，因为美国、欧洲的房奴比例比中国还要高。我估计到那个时候，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大概是6亿多，而美国人口是3亿多。所以这个时候情况将出现巨大的变化。西方今天还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愿意承认1949年中国革命的意义，不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这些都没有关系。我们有耐心。但如果10年之后，你还是不承认的话，那就解释不了中国的巨大成功。说句老实话，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在乎你是否承认，其实我们现在也不在乎你承认不承认。

     最后，世界秩序将从纵向秩序逐步转为横向秩序，所谓纵向的秩序，就是说西方在上边，其他国家在下面。这个在上面包括财富，包括思想。所谓横向的秩序，就是大家开始平起平坐，在财富上、在思想上都是这样。

     这里还顺便要谈几个问题，一个是腐败问题。中国腐败问题确实比过去严重。但是我们要注意中国是在财富爆发性增长的情况下，监管一时跟不上，这是一个过渡性、阶段性的问题。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避免过这样的情况。包括香港这样的社会，过去也没有避免这样的情况。但即使这样，和现在可以比的国家，如巴西、印度、俄罗斯、乌克兰等等，他们的腐败情况都比中国严重。而且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我们可以分板块进行比较。我在意大利做过访问学者，意大利腐败肯定比上海严重。

     还有所谓普世价值的问题。由于文化传统不一样，同样的价值，一个民族对它的重视程度、优先顺序不一样。在东亚，民调显示人们在各种价值中，普遍把“社会秩序”放在第一位。在美国，“言论自由”排在第一位。但是我去过美国很多次，美国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国家。政治正确的国家怎么会有言论自由呢?我很好奇。

     还有就是中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总体上满意度很高。我们现在看到网上有很多文章，很多媒体天天恨不得说中国要亡国啦，国家解体啦。但你只要找出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学上可以成立的民调，如皮尤中心的民调，盖洛普的民调，或者是台湾大学的民调，或者是国内做得最大的、袁岳当老总的零点公司的民调。过去十几年情况都是一样的：第一、中国人是世界上对前途最乐观的，最低的时候也有75%的人对前途乐观。第二，中国中央政府在自己国家里威望很高，在世界上大概是最高的。这也从某种角度印证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皇帝总是好的。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这种态度给中央政府以巨大的回旋余地。

     我以一个小故事来结束我的发言。十八大前夕，BBC采访我，这个记者比较资深，比较傲慢，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张教授啊，你认为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对中国的政治预测为什么老是出错?我都想不起来哪次是对的。我说，本人订阅你们《经济学人》杂志有15年了，如果叫我打分的话，关于中国大陆的政治预测，它只能拿C-。就这么个水平，预测了半天还不如我一个人预测得准。我说你最好花时间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四千年朝代史。中国的一个“好朝代”的寿命至少250年，比美国历史都长。所以中国今天的崛起，还是崛起的初级阶段，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