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外婆

我读小学的第一天，那是1979年，外婆被人打，在曙光医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脑部开刀，是个大手术，当时不断发出病危通知，但最终还是逃过一劫，遗憾的是半身瘫痪。那一年是我童年时代对外婆印象的分水岭，从那以后，外婆更多时间需要人来照顾，尤其是外公的照料，否则的话，我小时候的绝大多数时光肯定都是由外婆照顾的，而因为这次突如其来的事件，我到七岁那年外婆便不能再做任何家务事了。

外婆姓沈，是绍兴人，她的父亲是民国时期的颇有家底的民族资本家，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外太公，我却未有幸见其一面，他在文革初期就因被红卫兵屈辱而抱病过世。听说外太公在绍兴时就是地主，后来和友人来沪投资开厂，原址就在现黄浦区三门峡路夹丽园路，有两家厂。那时的民族资本家都是白手起家，很辛苦，和伙计们一起干活儿。我外公那时就是在厂里打工的一个穷小伙计，却能头子活络地和老板的女儿-也就是我外婆谈起了恋爱。这段恋情一开始并不为外太公接受，但外婆是个犟脾气，厉害起来比男人还爆，其实性格就像她父亲，吵着非要跟外公。外婆的“坏”脾气听她自己说从小就闻名，在她那年代封建思想非常浓，女儿家是不允许上私塾念书的，所以除了自己的名字，外婆是不识字的。但她的性子犟、脾气燥，胆子特别大，从来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心直口快，因此也受了不少苦、得罪了不少人。她年少时像男孩一样玩，因为没能上学，所以整天“野”在外，加之父亲宠她便有些放任，所以在外婆身上丝毫找不到富家大小姐的样子。更有一次，外婆因与人结怨被人关在大仓房内，整整一天一夜，大喊大叫无人应，最后还是从天窗缝隙里挣脱逃了出去。自那以后，外太公看管女儿比以往勤了，同时也筹划着去上海开厂，带着家小换换环境。

外婆在厂里帮着她父亲一齐干活，和厂里的工人们都混得很熟，而外公当时年纪也很轻，手脚快又好谈，擅长棋牌，这一爱好与外婆不期而遇，俩人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结婚后，他们并没有住在外太公的大院子里，而是搬到了不远处的陆家浜。当中起很大纽带作用的，则是我的外太婆，也就是外婆的母亲，一位非常慈善和蔼的老人。说起外太婆，我只知道她姓孔，据她家谱记载是孔子的七十代孙，而她的面容身姿的印象仍留有些许-娇小的身躯，手执木杖，头发总是盘起露出慈祥的笑容。每次见到我，外太婆总要牵住我的手，来到她的屋内，让我尝柿饼。要知道，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好东西吃的，柿饼属于很不错的啦，而我却并不怎么喜爱这种食物，但又不想让外太婆扫兴，所以每次我都努力地吃着，看到外太婆瞧见我吃柿饼那开心的表情，我似乎觉得柿饼并不那么难缠了。外太婆喜欢她的每个子女，尽管外婆是其中最桀骜不驯的，但外太婆仍很在乎这个女儿，总是在生活上感情上给些关怀。而外公外婆搬出去后，外婆在一家厂里找了一份工，外公也在一家手套厂上班。那是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不久日本人轰炸南市，从陆家浜、斜桥到半淞园、上海火车南站，一片残藉，外太公的厂损失不大，但外婆做工的地方已无法复工，而且马路上死伤无数，义愤填膺之际，外婆尽当起了志愿者，干起了救死扶伤的活儿，她的热心肠在她的家庭里，自上至下，无人能及。

到了1949年共产党攻入上海前，许多资本家都逃离去香港，外太公和他的同乡友人决定再三还是留了下来，解放后没几年厂被政府接管，但当时教育工作做地好，外太公和其他民族资本家也响应政府，即使没收倘大些资产也不怨声，照旧劳作着、支撑着工厂的运营。这种情形到了文革被彻底改变了，资本家成了批斗的对象，戴上漏斗、挂着木牌，被人揪出来示众，家里被抄得底朝天，外太公和他的大儿子也难逃厄运，几经折腾后相继离世。而此时，外公外婆也早已迁入了南市最大的棚户区--西凌家宅，靠政府安排租了间位于二楼的小陋室，并在那生儿育女，直到与人积怨被打住院。外婆很独立，也很慷慨，尽管娘家是资本家，但她却未向父母要过一分钱的接济，更不用说其它人了，倒是她的亲朋好友有事相求时，她爽气得很，不顾自己条件反而出钱出力帮助别人。那段岁月，清贫而艰苦，一间只有十平方米的旧木屋里，共同生活了包括外公外婆在内的六个人。我至今还记得那间位于二楼的小屋--西凌家宅51号2楼，从底楼小门进去，推开往里瞧，漆黑黑的一片，狭隘笔直的过道约七八米长，全是泥地，而且永远是伸手不见五指，走到底右手边是木梯，往上走五六格再右转，登几格就到了二楼，这时有个小窗算是见着亮光了，径直跨三四步就是那间小屋。这间小屋与隔壁人家间只有一堵低墙隔着，毫无隐私可言，真不知这样的生活当时是怎样过来的。屋内家居简陋，而我翻的最多的就是架橱（上海话“ga-si”），因为里面有饭菜。架橱中间的两个抽屉有很多文革徽章，还有大量毛主席语录，当时除了连环画和动物素描画册就属毛主席语录手持的时间最多了，可惜搬迁时不知是宝，都扔了。抽屉里还有些家伙经常派用场的，那便是块头不小的几块磁石，专门用它们来固定东西，不让滑掉。原来外婆家的地板是七拼八凑的，经常坏，脚时不时就会踩空掉下去，有一次我妹妹差点整个人掉下去，就留手臂以上卡在那儿，好险啊，那时她才两岁吧。更有趣的是，整个地面是倾斜的，足有五至十度的斜度，所以屋内橱是斜的、椅子是斜的、桌子也是斜的，放在桌上的东西要是没放稳就会顺势掉到地上，地上又是千疮百孔，顺着缝隙直接掉到了楼下，所以那时外婆家老是少东西，都掉人家家里去了。我仍记得学前住在外婆家的情形，“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晚上吃饭后的半小时，我都会坐在小收音机旁，听半小时的少儿故事，然后在暗暗的台灯下写字、画画，接着看会儿连环画就入睡了... 当时一半时间睡在自己家里，一半时间则睡在外婆家，那是因为母亲要轮着早中夜班，父亲则在公安局经常加班，很少能见着他一面，所以外婆家等于是自己家。外婆因为不识字，没法教我读写，但她却总是夸我，说我聪明，字写得好、图画得好，像我父亲。虽然我在看连环画或是涂写时，外婆一直忙碌不停地做家务，但我总觉得她好像就坐在我旁边正看着我，与我为伴。等到我入睡后，外婆还没歇着，在很微弱的灯光下拆手套补家用，一做往往到半夜，有时母亲中班回家看见外婆还在劳作，会帮着一起做，而早上外婆又是第一个起来。忙碌的还不止这些，外婆还要照料自己弟妹的孩子，得多带两三个孩子，管他们吃喝拉撒，加上我，还有我的三个舅舅当时还未婚嫁，整整一大帮人要照应着，不易啊！看见外婆这么忙碌，幼小的我就想着能帮外婆分担一些，所以平时外婆干活的一些细节看在眼里，一次，我照外婆做饭的流程烧了一顿饭出来，香喷喷的，可自豪啦，却给外婆一个又大又喜的惊吓。

前些日子带儿子去Toysrus买模型玩具，汽车、摩托车、火车等任他摆弄，看着眼前放在书桌上的这些小玩意儿，让我联想起自己孩童时的情景... 那时要是有一样玩具可是当至宝啦，童年时我的玩具很少，除了父母就是外婆给我买了，其中让我最印象深的就是一个橡皮迷你摩托车，爱不释手，假装装开车，开到瞿溪路、开到新开店、开到城隍庙、开到外滩...，甚至开到浦东，“浦东到啦！阿拉要乘摆渡船啦！”听到我的喊声，看见我在摆弄着小摩托车，外婆尽对我说，“涌涌，外婆带侬到浦东去乘摆渡船好伐？”“好呵好呵！”时至今日，我已经不太记得乘船的情景了，脑子里能想起的，就是“江边码头”和浑浑的浦江水，以及外婆那天穿的衬衣颜色-和浦江水一样的袤蓝。外婆疼我是出名的，由于她脾气大，被她带养的孩子们只要闯祸或不听话，都被她打骂训斥过，所以当初父亲还担心自己的儿子别“重蹈覆辙”给训过头，然而外婆却非常“意外”地疼爱她的外孙，未打一下未骂一句，有什么要求总是尽量满足我，哪怕自己条件并不宽裕。去公园玩，上电影院看电影，或是走亲访友，外婆都会带着我。记得有一次，是八月酷暑之际，外婆带我到城隍庙去玩,又看又逛，又吃又玩，简直乐翻了天。小吃过后，我跟外婆上了九曲桥看湖底神气活现的金鲤鱼，可我人小，够不着，外婆的手臂又有伤痛，不能抱起我看。“要是能撑船看就好了！”略感失望之余，我喃喃地嘀咕道。正在我傻傻地站在那儿发呆时，外婆手上的阳伞不小心滑落到了桥下，“阳伞掉了！阳伞掉了！”外婆和周围的游客叫了起来... 没多久，豫园的工作人员来和外婆说会帮忙打捞阳伞，在外婆的坚持下，他允许我们一同上船，就这样，我和外婆撑船游城隍庙九曲桥，要知道，这可是绝无仅有的事。说实话，我到现在仍不敢说外婆是不小心把伞滑落的，还是故意为之，总之那一天那一刻的“待遇”让我至今难忘。许多生活的点滴，随着岁月的延长渐渐地淡忘，但当我拾起笔来重新整理时，那些原本模糊的印象变得愈发清晰，涌动不断，更多的是无法用纸笔来阐述的。我生长在七十年代，小时候生活条件差，什么都是计划经济，布票、粮票、烟票... 样样都限量，甚至连取水都要凭木条牌守候，所以有好东西马上得先购，因此我的很多记忆中都有随外婆排队购物的景象-去南车站路指定的粮店买白年糕、凌晨四五点到长江菜场排队买带鱼、煤饼店里用竹筐装煤饼，还有早上酱油店前排队买酱瓜、腐乳... 可以说，小学前的大多时间都是由外婆带着，上幼儿园每天都是外婆领着去下午接回去，就连学前报名等也是外婆一手操办掉的，直至正式上学的第一天。

外婆住院数月，我仅去过一次，当时的我有点惊慌，好像认不出躺在病榻上就是我的外婆，而我妹妹则被外婆的模样吓哭了。那段时间，母亲和舅舅们轮流陪夜，出院后外婆住在了我们家-瞿溪路一间十二平米的公房里，屋里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很挤，有时舅舅们还会来吃晚饭，家里经常是手忙脚乱，所以连一向宽忍的父亲都难免不悦。有一次，晚饭都准备好了，满满一桌菜放在圆木桌上，我见了是又饿又乐，没顾盼到大人出来吃饭，于是手抓了烤夫准备入口，正巧被父亲撞着，发着无名火的他喝声让我放下，见我没松手，撩起一巴掌打在我脸上，我当时就被怔住了，感觉委屈却又犟，父亲见我还是不松手，又是一巴掌... 整整被扇了五下才作罢。舅舅们有些畏惧父亲，都不敢劝，外婆更是要人护理，无暇顾及，正在我哭地无比伤心时，阿娘（奶奶）经过，看见我脸上红红的手掌印，心疼地把我领走了，在二爸爸家呆了好一会儿，然后直接上阿娘阿爷家过夜了。其实，父亲发火并不真正因为人多事杂，更多是受情绪影响。外婆在做了这么大的脑部手术后，情绪一度极不稳定，加上左半身瘫痪，换成谁都难以承受如此之沉痛，出院后外婆时常大哭大闹，自己想动又动不了、想做又做不成、想走又走不掉，而且附加心脏病、高血压、偏头痛等并发症，那段时间真地折磨着外婆，也折磨着家里的每一个人。其后的一、两年，外婆的病况渐渐稳定，脾气也趋于平和，即使在外太婆去世的时候，外婆尽管非常悲伤但也适度地控制好了自己的情绪，让大家放下了心。

外太婆过世后，外婆住进了丽园路，原本的大院子已经陈旧，屋子里黑压压的，常年开灯，亭子间堆满了杂物，外婆和她的其它三个弟妹家庭共处一院，彼此间难免纠纷，真难想象这是一个曾经富足的大家庭。外婆住在丽园路的那会儿，我们一家搬进了南车站路的新房子，房子变大了，条件也慢慢改善了，平日里过年过节或是某个周末，我们都会接外公外婆来小住几日，外公眼睛不好，总是由我搀着，外婆走地慢，拄着拐杖在后面踱着，母亲和妹妹陪着......那亲情的一幕留在脑海里不再重现。丽园路的那段时光，三个舅舅也都完婚了，可住了没几年，赶上拆迁，与此同时西凌家宅也在大面积拆除重建新住宅区，外公外婆暂住到了小舅舅一家位于黄家厥路的新房子与其同住，而等到西凌家宅住宅楼造好后，他们又搬去与大舅舅一家同住，直至九十年代末才完全搬到我们家，而此时我们已住到了吴兴路。

外公外婆最喜欢住在我们家了，舒坦、轻松，又有的玩-当然是打牌、搓麻将啦！从他们离开西凌家宅起，虽然换住了好几次，但几乎一半时间都是在我们家住，过年过节不算，平时放暑假外公外婆也会来住上几月。从瞿溪路、到南车站路、再到吴兴路，一路走来，除了母亲的孝心打理，父亲的宽仁与善待，也是外公外婆能长时间开开心心住家的原由。难怪外婆一直夸自己的眼力好，找了一个好女婿，彻头彻脚的好。在一块儿时，外公话多，家里好不热闹，外婆自手术后，话语并不多，但喜欢摆弄花花草草，平日里没事就在阳台上赏花浇肥，有些花木是不能注水过多的，但外婆的热情不减，使劲地浇肥灌水，把些花儿全溺蔫了，害得父亲在旁叫苦不迭。外婆虽手脚不便，但特爱动，还喜欢帮忙搞清洁工作，擦擦灰尘、理理物品，拿着个抹布四处转悠，角角落落只要她够的着的地方，每天都会过一遍。一次在擦玻璃壁橱时，不小心把父亲去香港时拍的印在瓷具上的照片给碰坏了，因为这个纪念照既独特又有意义，所以外婆很自责，而且被外公说了一通后，就再没以前那么“忙碌”了。静下来的时间，外婆喜欢“看”报纸，戴上她的老花眼镜，东瞧西瞅地翻弄着报纸，外公老是笑她字也不识几个却像个大学生似的，到底是你在看报纸还是报纸在看你？外婆不买账，硬给她揪出几个她认识的字来反讥外公，其实外婆更多的注意力是在看报纸上的图片，格外的专注。报纸“看”完了，外婆就会独自玩扑克牌，一种叫“通关”的扑克游戏。自外婆病愈后，她就经常玩“通关”，靠它试手气来打发时间，外公在世时两人还玩“争上游”，外公去世后，玩“通关”便成了外婆平日里最大的消遣。在车站路的时候，麻将还未很风行，暑假时我和妹妹就会陪外公外婆打“中怪路子”，外公和妹妹搭档，我则和外婆搭档，外公因为眼睛不好，牌都要一个一个报给他听，他再背下每一张牌，外婆则因为只有一只手能活动，所以打牌时牌都像摆摊头一样摊开在桌子上，甚有趣。外公打牌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但结果老是做“墨家”（末家），其实也难为他了，眼睛不好靠记牌真是不容易，外婆的风格是“猛张飞”，打牌从不算计，一有苗头就冲，最好把手上牌快些消灭光，所以我老是给外婆打掩护，让她摘头家。当然半路还会杀出“程咬金”-我妹妹，她打牌聪明，一直要“拦截”外婆，外婆则“硬碰硬”，结果往往是大牌全拼光了，剩下小牌保底，让我有心“救”她也无力回应。记得一次打牌打的精彩时，门口煤炉上在煮红烧蹄膀都忘了，等闻到焦味才发觉不对，肉不但没得吃，连砂锅都裂底了。我们四个怕被责怪，提议去买个新锅，肉就说全吃了，可我出去晃了一圈也没买着砂锅，最后等母亲回来不得不如实招了。搬去吴兴路后，我们也大了，除了偶尔陪陪外公外婆，对打牌已无兴趣，父母亲则学会了打麻将，我和妹妹的位置被父母替代，陪外公外婆改搓麻将了。外婆年纪上去了，打牌的关注力弱了，只是盯着自己的牌在张罗，不看人家出牌，结果老是“出冲”，要么就做“相公”，这样非但“破财”，还要被“情绪激动”的外公骂，可外婆照旧我行我素，仍津津此道，乐在其中。

都说打牌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此话确实不假。外婆性格冲动，爽快，想法少，做事一概往前冲冲冲，几乎没有防备之心。不管从她的人生际遇，还是打牌风格，都能印证她的特点。还有她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坚强，尽其所能不给别人添麻烦，再大的身体病痛，外婆都不会吱一声，咬着牙挺着，顶多对外公或是母亲说一声，我痛得吃不消了。其实自那次大手术后，外婆身上的疾病很多，伤痛也厉害，但我未见过她抱怨或是异常痛楚的表现，所有一切外婆都自己忍着、承受着。外婆脑部手术时医生曾对她的子女说随时准备后事，成功几率不高，但外婆硬从鬼门关闯了过去；手术后医生说这么大个手术过后会有很多严重的并发症，寿命不会很长，可外婆硬是将自己的阳寿增至耄耋；即使外婆手术后挺了过来，大家依旧担心半身不遂的她可能长期与床椅为伴，但外婆硬是凭着坚强的毅力，长期锻炼，戒掉了香烟，没让高血压、糖尿病复发，不仅起居自立，而且大多的个人生活常规都能自己完成，尽其所能不给子女添麻烦。而平时叫的最多的、也是最能依靠的，便是眼睛已失明的外公，“老头子！老头子！”只有在自己无能为力时，外婆才会呼唤着外公，平日里时常为打牌吵吵闹闹的两个老人就像是彼此的玩伴，玩牌时顶真的“对手”，生活上彼此相扶的老伴，直至外公去世，外婆依旧默默地在空闲时翻着纸牌，只是对面已少了喋喋不休的“老头子”。外婆很坚韧，外公的离去对外婆而言是最不能承受的悲痛，但她平静得让我们出奇，她期望外公一路走好，一切聚散当是一种生命轮回，坦然以对，甚至说劝悲伤过度的母亲。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当年那次大手术后，外婆如重生的平和、宁静的心态，按父亲说，你们的外婆简直变了一个人，现在整个像个活菩萨-和蔼慈祥、与世无争，老是一副笑呵呵的样子。

零七年秋，当我听到外婆辞世的消息后，我哭了。我从未有如此的伤心给与先前而逝的祖父母、外公，我的心像被什么物体深深地闷击，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平复，脑子时刻闪着外婆的影像，尤其是她穿着厚厚棉衣缓缓转身后的背影。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流露出这么大的悲情，尽管外婆的去世已渐渐远去，但一种思念深深地烙在我的心口，牢牢地扎根在那儿，挥之不去。每次思潮来时，脑海里的纪录片断断续续地放着...... 外公外婆打牌时像孩童般吵闹的情形，外婆只有在和外公玩牌时才会有的-偷牌、看牌的“赖壳皮”；外婆和着父亲和妹妹一块儿捉弄外公，在旁幸灾乐祸地笑着合不拢嘴；外公为外婆准备好了热毛巾，叫着“老太婆、老太婆”，而耳聋的外婆并未听见，依旧全神贯注地在“通关”，害得眼障的外公四处兜寻；外婆聚精会神地欣赏着越剧，和在一边专注听苏州评弹的外公如同两个小剧院各占屋内一隅，除了打麻将，没什么能让他们“感动”；麻将大战后，外公外婆各自清理自个儿的“战利成果”，然后外婆小心翼翼地把钱袋压在枕头下，就像放在百宝箱里那样舒心；妹妹小时候吃饭慢，外公外婆想出招谁吃的快依顺序获“金、银、铜、铁牌”，等妈妈回来还要公布“成绩”；上班以前每次过年，外婆尽管没收入，却总是出手大方地给我们压岁钱，还要和外公分开给，“外公是外公的，这是外婆的！”......

外婆走了，我没有能为她送行。我的心里惦记着太多的亲情--逝去的、挽留的、眼下的、将来的，逝去的已不能召唤，唯有留在心底翻阅、留在梦中温习，当自己的角色慢慢更新并开始颠倒时，心里的空间也越变越大了，直到有一刻把它全部装满。

“外婆...” “外婆...”

“嗳！阿拉涌涌最亲，一直叫我，让我觉得自家还勒嗨......”

                         2010-03-12  留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