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臭老九们』

记得在中国文革即将结束，中国政治诡异动荡的一九七六年，自己还在草原读中学。虽然那时中国大部分地方社会秩序依然比较混乱，然而在草原的学校却出奇地宁静，学风远较内地大城市浓郁，这也是父母亲让不安分守的我在这读书的主要原因。

自己住的医院家属院有个受管制的清洁工，这个三十多岁的受管制分子单身一人，白天在医院拉灰打扫清洁，晚上进了自己昏暗的宿舍从不出门。听周围伙伴讲，这是一个因为偷听敌台被打为『反革命分子』的医生。我问父亲，父亲叹了一口气对我说，这个医生毕业于内地名牌大学，他的医术在这个医院没人能比。我从父亲的眼神和口气，觉得他非常尊重这个古怪的『反革命分子』。

这个人虽然受政治迫害被管制，晚上家里倒也热闹。有医生去他住的房间闲聊请教，还有一些医生家属和护士给这个『反革命分子』送吃送喝。这个曾经尽职尽责的好医生，被管制后还有很多藏民慕名他的医术，从很远的账房到他那那间黑屋子就医。在那知识分子稀缺的年代里，虽然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被当政者严加防范和打压迫害，但严酷的政治环境并没有让他们成为彻彻底底的臭狗屎，他们依然显得那么宝贵和重要；在那样贬低知识分子的政治高压态势中，『学而优则仕』并未因此失去千百年来形成的强大力量。

有一次快临近考试，我在做数学功课时遇到了难解的题，父亲因担心我的学业让我去找他。我其实有些不太愿意，心里矛盾重重，觉得自己一个长在红旗下的学生，去找一个『反革命分子』帮助自己辅导，心里觉得有些怪怪的。不过到了他那里，看到他态度和蔼，和平常的长辈没什么两样，心里也慢慢平静了下来。他一边给我削苹果，一边用浓重广东口音一步一步给我讲解功课。

我在他的辅导下，不但很快完成了功课，而且还纠正和解决了以前一系列概念中的是似而非的难点，末了，他还和我说起了香港和遥远世界发生的事，但我基本没听懂他在讲什么。

就在我自己整理书本文具准备回家的时候，却清清楚楚突然听到他如歇斯底里一样骂了一句：『他妈的共产党……』，听到这句声调怪异的话，头发立刻竖了起来，心里害怕起来，甚至还感觉到和一个『反革命分子』在一起的恐怖。当我屁滚尿流跑到家里把这一切告诉我爸爸，爸爸紧张地告诫我一定不要把他说的话告诉其他人，否则会打断我的腿。

这也算是我在少年时期在偏远的青藏高原的果洛大草原，第一次和中国知识分子打交道吧！当时尽管年少，但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领教到温文尔雅和歇斯底里的情绪如此突兀转换，当时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分裂及压抑的特质。

这些陈年旧事，其实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给我的第一直观感受，今天在这就是专门谈中国知识分子这个话题的。在即将把话题转入正题之前，交代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大家都清楚，中国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本身就十分隐晦庞杂，今贸然提笔，费脑不说，确是感到有些文浮和自不量力，但不久前答应了我的作家朋友四毛，做这篇『命题作文』，无奈只有硬着头皮落笔。在这么小的篇幅里妄论如此大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题材，实在令自己汗颜，心怯自知！

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有着无穷答案的问题，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就有什么样的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中国知识分子自然离不开其所生存的政治背景，因而政治因素也常常为知识分子带来个人命运悲剧的结局，这种悲剧命运又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宿命，让知识分子的『理想』、『政治功利』及『犬儒主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的人文关系。而在多数情形下，很多知识分子政治理想最后又被政治功利牺牲排斥或吞噬，最后演化为为数众多的愤世嫉俗『犬儒』，从而调绘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剧主色。

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王权衰落，诸侯争霸。为了壮大自己的自身实力，各国积极延揽人才。生死攸关的政治博弈，打破了本来的贵族阶级为主体的政治体制。使得原本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庶民和在本国不得志的贵冑士大夫，有了机会发表自己的政见并参与政治决策，并产生了频繁的人才流动，逐步形成了一个没有阶级差异的知识分子群体。

在这一时期里，这群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社会、个人利害与国家之间的利害交互运用、人生哲学等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思想。他们相互影响及标新立异，各种学说思想纷纷出笼。这群知识分子在『百家争鸣』的宽松学术环境中，既追求政治理想，也追求政治功利，凭籍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的百家人文思想，同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印度、古埃及以及其他核心文明一样，在春秋战国多方力量角力博弈中，营造出一个灿烂的『哲学思想爆炸期』。

在当时，代表中国先秦时期『诸子』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等学术思想，形成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等学术流派的『百家』，也为从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的『仕』和各阶层产生的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了一个可以批评政治、抗衡王侯的价值系统。

然而，儒家的『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腾文公下》的功利主义本质，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使命、功名三位一体的思想结构。而后来的『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理想及责任的充实，衍生出中国耻感特色的知识分子性格形态。而这种知识分子性格，最后亦成为了国家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民族文化性格和知识分子的性格这种相关关系，中国如此，西方也如此。但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对待自己的追求，却是采取某种二元式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即所谓『上帝的事情归上帝管，西泽的事情归西泽管』。现代之前欧洲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是远离世俗利益的，他们不是沉湎在理性知识的世界之中，就是投身于向往上帝天国的神学世界。 无论是他们的理性知识还是超现实的信仰系统，其背后都有一套远离功利的形而上学背景。

然而，中国的文化精神不同于西方，它既不是宗教型的，又非知识型的。从先秦开始，中国文化就表现出消解忽略形而上学及理性批判的倾向，体现为一种道德至上的人文精神。

正如国学大师徐复观指出：『一切民族的文化，都从天道天命开始；但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从天道天命一步一步的向下落，落在具体的人的生命、行为之上。』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不是像西方那样，追求形而上的世界，而是眼光向下，脚踏实地以德立人，将力图实现自己功名及政治理想的实践，浸润于儒家哲理的人文理想。

由于中国文化，缺乏像欧洲文化中那样的法律和约定以及循序渐进的传统，无法从体制结构约束专制。因此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之间，只能依赖儒家所建构的礼治。但礼仅仅是立足于个人的德性，而立足于德性上的东西依赖于自身的道德约束。这就对人性有很高的要求，要求人们有高度的教养，但我们无法让社会每一个人都达致高的道德水平。

这时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发现，人可以没有道德，但完全可以说一套做一套。如果用自己的嘴巴劫持道德，不但可以受到人们的敬仰尊重，还可以通过获得道德及道德带来的各种福利。在嘴巴道德让人获得数之不尽的立身处世的资本之时，有些人还利用道德口术，在勾心斗角的利益角逐中，堂而皇之贬低别人而使自己立于道德高地而不败。

于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程中，『嘴巴道德』大行其道，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贩夫走卒无不为『嘴巴道德』而陶醉。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相比，可谓是『嘴巴道德』的先驱和倡导者，他们或写或画或著书立说，孔圣人、朱熹、纪晓岚等无不如此，不能不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和这些『嘴巴道德』有着莫大的关系和示范。

中国儒家德性文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主要支点，促成了知识分子使命、功名及政治理想破灭的思想结构特征。由于道德尺度只是各人的内心体验和判断，或只靠感觉自己内心安否，而无法作客观的判定。这种只能信自己而无法信于别人的德性，若不上升而向下坠落，便会转为自私自利的自然欲望。

在如此主观的德性文化之下，中国知识分子自然也分化成为几部分人，一小部分是少数怀有人文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无能为力，只有听凭道德说教下的道德沉沦，而这种道德现实又让这群知识分子背上了毁灭其政治理想的十字架；另一部分则是自利自利的个人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既无内在的德性『自力』，也无外在约束他们的宗教或法律的『他力』，最后以欺上瞒下、尔虞我诈的品性，合流汇入权贵阶层或利益既得者阶级。

但最值得说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犬儒阶层，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这是当代一群对伦理、社会风俗、社会体制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以及大众社会中拒绝被收编的愤世嫉俗的人。

『犬儒主义』一词是从欧洲哲学中翻译过来的一个概念。苏格拉底曾经把幸福解释成灵魂的幸福。把个人的欲望下降到最低点，努力作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自主的人，这便是最初犬儒主义者的理念。无疑，作为四大古典希腊哲学流派之一的早期犬儒主义，具有非功利的正面道德意义。

而当代犬儒主义早已和古希腊犬儒主义大相径庭，他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犬儒主义者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不相信别人的热情，不相信别人的义正辞严，不相信有所谓正义的呼喊，他们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他们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他们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冷漠』、一种『不反抗的清醒』、一种『不认同的接受』，独善其身，只要自己不受伤害即可。

现代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各自建立的思想价值观的规范，使得权势政治和大众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经常处于冲突状态。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标榜和令人失望的道德沉沦的现实，使得普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甚至将上层建筑视之为不道德的阶级，以此政治现实形成的知识分子犬儒主义的重要特点，就表现为政治冷漠和潜意识中的抵抗。因此可以说，知识分子犬儒主义就是对现代政治的无可奈何的不满和抗议。

但不管多么无奈，大众犬儒主义毕竟表现了大众某种独立的自我意识。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犬儒主义在其他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中也存在，但是普遍到一般人觉得左手、右手之间的信任都出现了危机的情况却并不多见，这种危机是整个公众政治和道德生活危机的冰山一角。

说中国当代犬儒主义，不由得让人想起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这位几次和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作家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1975年流亡法国，1981年归化为法国公民。他以自己洞察人性的作品在全球掀起了多次『昆德拉热』，尤其受到中国读者的追捧。

在这股『昆德拉热』的旋风中，有一个中国知识界故意没有言明的东西，就是昆德拉提供的一些有别于犬儒主义知识分子的另类思想资源——独立的人格和对『真』的忠诚。昆德拉说：『要活在真实中，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除非与世隔绝。一旦有旁人见证我们的行为。不管我们乐意不乐意，如果我们都得适应旁观者的目光，那我们所做的一切便无一是真了。』对中国当代的『臭老九们』来说，这些力道十足的思想资源华丽而深沉，正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所不能给予的知识分子所必须的人文营养素。而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而言，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又是那么不可或缺。

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态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怀疑戒备心态，而更是一种人们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的生存方式。然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碰撞以及体制的局限，是扭曲产生犬儒知识分子的最主要原因，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不能令人释怀的纠结和悲情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