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常常在想母亲。最让我不能放下这思绪的，是她这样一个好强又坚强的人由于年龄和病痛不时流露出的无奈。母亲老了，弱了，我油然生出一股深深的内疚，为了她对我的付出，和我在成年后一直离她远游在外，未能尽到应尽的义务。虽然我和老公已邀请父母来加拿大团聚，重温天伦之乐并颐养天年，而实现这个愿望其实非常渺茫。我不时地想象和规划着父母到来后的生活——他们住哪间房，父亲写字作画的案台放在哪里，早餐吃什么，周末去什么地方骑车或郊游——而一想到这些可能永远不能实现，又仿佛听到了心碎的声音，母亲的和我的，尽管母亲是一个不允许自己被击垮的人。
按照通行的标准，母亲不是一个很有“女人味”的女人，虽然面容姣好，声音温婉，却从不注重衣着打扮，语调则永远是严厉果断的。不过，从我记事起，她就有许多不同年龄、不同家境、不同职业和文化教育背景的“闺密”，不少与她一直密切交往着，一同慢慢变老。与她们在一起时，母亲有着平时难以见到的神情，她会睁大眼睛表示惊讶，撇撇嘴表示不屑，还会与她们神秘地咬耳朵说着悄悄话……。这时，我觉得她像一个小孩，和我一样。
在这里要说的就是母亲和她一个“闺密”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她给她的这位密友做了一个媒，做了一件很“女人”的事。
母亲的这位好友叫袁元，又正好面如满月，体态旖旎，就被称为圆圆了。我叫她袁元阿姨或圆圆阿姨，反正听起来都一样。袁阿姨是当地一所中学的英文老师，比母亲小六、七岁的样子，留着齐耳的短发，脸上带着满满的笑容。见到我，总要把我抱在怀里，问道“给圆圆姨做女儿好不好？”或“去圆圆姨的教室表演字母歌好不好？”文革时期，上课本来就不是“正业”；在湘西南这个偏僻闭塞的县办中学，学外语更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学生们常常因为某些字母和单词的发音而恶作剧或哄堂大笑，因而我这个懵懂的学龄前儿童就显得“孺子可教”，很得她的欢心。我至今记得那C大调字母歌结尾部分，中文歌词是这样的“……为中国人民学习，为世界人民学习，为解放全人类，学好外国语。”我纯粹属于鹦鹉学舌，唱了一遍又一遍，但到现在却还记得。
母亲很是关心袁阿姨的终身大事，责无旁贷地要帮助好朋友找到一位政治可靠、品行端正、身体健康的伴侣。几经筛选和考验，方叔叔胜出，最终与袁阿姨喜结良缘。婚礼那天，他们收到了被单、枕套、脸盆、热水瓶等礼物，在学校的会议室举办了仪式，发了喜糖。母亲这才觉得大功告成，松了一口气。
母亲和袁阿姨继续着她们之间的交往，和从前没有什么两样。一天，父亲从乡下回来（他下放到完完全全的农村），母亲马上把他叫进里屋，来不及确认我是否会出去玩，就和他低声说起话来：
“圆圆跟我说起小方来了。”母亲说。
“……哦……什么事？”父亲好像并不是那么感兴趣。
“……”母亲沉默了半晌，似乎不知从何说起。
“什么事？”这会儿父亲反而追问起来。
“……她说……小方老要看她洗澡……介绍他们认识时，我可真没看出他有这个毛病……”母亲的语调充满了迷惑和自责。
这个故事过去几十年了。成年后，与母亲相聚时，我们会一同回忆过去的人和事，这时，母亲也会把我当作大人，与我平等地交流。但尽管如此，我没敢问她现在怎么看待方叔叔，怕她批评我。我很高兴地得知，母亲做媒的这段婚姻很持久、很幸福、很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