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为什么怀念“前30年”？ - ZT

习上台不久就说 “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这样的混账话。没经历过“前三十年”的年轻人对共产党在那个年代做的恶没有切身体验当然好骗，但的确有不少经历过前后三十年的人也会去怀念“前三十年”，这就不禁让人纳闷。这篇文章给出一些不错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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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为什么怀念“前30年”？

    老汉虽然开始糊涂，但依稀记得“前30年”的一些事，想说给大家特别是70后的年轻人听听，为你们判断是非做个参考。

    怎么评价前30年？我看应该以林彪元帅的1971年事件为界限。

    共和国成立以后到1971年，以润之先生为首领导者主要做了几件事：

    其 一，完全倒向“前苏联”。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建党到“武装保卫苏联”再到第三国际的领导。49年后，中国可以说是全盘“苏化”，从理论到经济模式 无异于苏联的翻版。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在特殊时期举全国之力完成某些全局性的工作，但计划经济的痼疾使经济发展不可能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短缺经济”成 为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征；

    其二，以虚妄的“保家卫国”参与朝鲜的“侵略战争”，与联合国对抗，导致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的全面 孤立。为了凝聚国内人心，润之先生为首领导者以资本主义国家为对立面，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压迫人民；为抵抗根本不存在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 略，搞劳民伤财的“大三线”建设；60年代以后，又举起国际共产主义领导者的大旗，反修正主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搞“小三线”建设；无视国力 支援世界革命；

    其三，确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架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造成社会的断裂，社会各阶层的差异被引导成对抗性矛盾。在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方针指引下，错过了科技革命带来的发展经济的机遇；

    其四，进行了“三大改造”，农业合作化背离了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且为实行“剪刀差”剥削农业提供了体制前提；“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随之实行的全面“公有制”，扼杀了经济发展的活力。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给社会发展带来灾难性影响；

    其五，意识形态及文化领域实行的专制，使这些领域出现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使民族失去了创造力和思想。同时，社会信息的不对称，使公民成为“愚民”，就如同今天的朝鲜；

    其 六，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国家宏观、中观、微观的决策权、执行权都集中在党和政府，国家机构庞杂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政治挂帅成为管理国家和选拔干部 的最高准则。户籍制度及政治审查制度（包括结婚）使公民失去了应有的自由，公民没有纳税人的概念，他们认为所有一切都是党和政府的恩赐。等等。

    林 彪元帅事件标志着“理想”的破灭，71年到79年，润之先生及继承人的影响力减弱，以小平先生为代表的改良派在与润之先生及继承人的博弈中进进退退，直到 78年才初步确立了改革的目标。纵观前30年的历程，老汉不禁要问：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我们真懂吗？以西欧19世纪为背景创造的马列主义真的 适合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那么，为什么许多人怀念“前30年”？依老汉看，大致有这样几个因素：

    其 一，中国思想传统的经济基础是小生产，他们爱幻想，不稳定。经过多年的战乱，人们渴望稳定、富裕、有尊严的生活。他们并不了解马克思的学说，但如果把马克 思的学说解释成“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平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以“跑步实现共产主义”，他们是拥护的；如果把阻碍实现上述主 张的说成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他们是仇恨的。老汉这把年纪的人“怕”“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中国根本没有资格 复辟，华夏文明根本没发展到那个地步。所以，前30年所有的不是什么觉悟，而是愚昧。记得有一次大家讨论文革，有人怀念“前17年”，我说，没有17年 （49－66年）的愚昧，就没有文革的悲剧。

    其二，盲目崇拜。中国人爱造神。因为是小生产者，他们无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总 是寄希望于神和奇迹。伟大领袖仙逝，可以立刻树立一个“英明领袖”，“东方红”变成了“交城的华政委”。中国人自己造神，然后拜神，在神的身上寄托着期 望，神的破灭也是一代人期望的失落。所以，怀念前30年，是怀念一代人的理想、青春、信仰，一代人的一切都在神的光环里；

    其三， 人的本性。俗话说，人之初性本善；又说，人之初，性本恶。依老汉看，既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性本懒，即惰性。我常对人们说，要是没有冰川期，咱们不会从 树上下来，屁股后面都有尾巴。前30年，什么事情用您操心吗？国家的事，说是需要人民关心，但哪件事是百姓能够左右的，不过就是跟着哄罢了；企业、单位的 事也一样，哪件是您参与决定的？个人的事，吃什么，吃多少是政府定的；干什么，是党安排的；结婚是组织同意的；住房是单位分配的；买个自行车也是组织分配 的。除了干好工作，没有什么是需要您操心的，在社会问题面前我们惰性十足。90年代初，我去一个军工企业听到一件事，一位劳模自杀了，原因是企业效益不 好，让职工“自谋生路”，厂里只发生活费。这位劳模不善交际，什么也“谋不了”，母亲住医院，孩子要学费，无路可走了。改革开发以来，什么都要自己谋划， 真是困难。30年，我们谋生的“功能”退化了，如果能够重来过，我相信我们许多人的智商和能力不会在你们70后以下。

    其四、社会 断裂的结果。无庸讳言，怀念30年的，大多是国企职工、事业单位职工和一般干部中出身较好的人。在前3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态势下，国企职工、事业单位的 职工和一般干部中出身较好的人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他们是润之先生为首领导者确定的革命的主力军。地、富、反、坏、右是阶级敌人，专政对象；知识分子是 改造对象；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是小资产阶级，也属于改造对象。在那30年中，“革命的主力军”看着那些原来在经济、社会地位优于自己的阶层的“遭遇”， 心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惬意”。尤其是文革中，粪土当年万户侯，领导干部威风扫地，虽然是政权内部斗争的结果，但“革命的主力军”也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惬 意”。改革以后，那种“惬意”荡然无存了，怎能不感慨。老汉再多说一句，由于中国没有经历真正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那些 自称是无产阶级（包括先锋队）的人的臀部，大都有小农社会的纹章。

    其五，不可否认，前30年人们的政治热情高涨，虽然有极大“乌 托邦”成分，又因为物质极度缺乏，所以，平均主义是社会主流。老汉常说，中国教育最失败的有两个问题：一是英雄主义教育，从没有教育学生怎么做普通人；二 是集体主义教育，从没有教育学生怎么做一个独立的合格的公民。所以，尽管前30年社会风气较好，但基础存在很大的问题。一旦社会环境变了，经济条件变了， 就出现了“三信”危机：即信仰缺失；信心缺失；信用缺失。

    老汉觉得，应客观对待历史，要以史为鉴，不加分析的怀念是不明智的。我觉得，要坚持改革，中国才有出路。

转自 猫眼看人 彤芯．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