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学据说是一门浩瀚的学问，如果一个不是以研究国学当饭碗的理科生敢于对儒学评论一两句的时候，经常会受到某些砖家的责问：你通读过四书五经吗？你凭什么对儒学说三道四？
所以我的第一篇，便是要首先说明这个资格问题。
当你面前摆放了一大堆土坯，然后你被告知这些坯子都是按照同一个模子打造出来的，那么你还需要成为模子专家才能知道模子的形状吗？显然是不需要的。而且你对模子长宽高尺寸的推断，准确率还会非常之高。
这就是一个由结果推出原因的最简单的例子，归纳法的一种。
归纳法的鼻祖当属英国人培根。培根当年书写《新工具》的时候，怀着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相抗衡的决心，立志要“给人类的理智开辟一条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道路，提供一些别的帮助，使心灵在认识事物的本性方面可以发挥它本来具有的权威作用。”
培根提出的归纳法基本原理是这样的：如果大量的A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被观测到，而且如果所有这些被观察到的A都无例外地具有B性质，那么所有A都具有B性质。
比如你抬头看天上的乌鸦，都是黑的，那么你不必是鸟类学家，就可以下结论：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结论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当然是在某一天一只白乌鸦出现之前。
比较高级，数学化的归纳法可以参看贝叶斯逆概公式的例子。在贝叶斯之前，人们已经可以能够算出正向概率。比如假设一个袋子里面有N个白球，M个黑球，你伸手进去摸一把，摸出黑球的概率是多大。而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反过来：如果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袋子里面黑白球的比例，而是闭着眼睛摸出一个（或好几个）球，观察这些取出来的球的颜色之后，那么我们可以对袋子里面黑白球的比例作出什么样的推测。
这种由特殊推导出一般的认知方法，与亚里士多德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式演绎法正好相反。在培根之后，经过穆勒等人的补充，归纳法已经成为现代实证科学的基本手段。那就是：有限的观察 --> 假设 --> 检验 --> 修正假设 --> 再检验。。。--> 假设成立为真或者假设被推翻。
好，现在回到关于儒学的讨论。如果我们讨论的题目是“君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德行？” ，那么我承认，倘若不了解儒学对君子的定义和要求，是没有办法讨论的。
但是，如果题目是“儒学是否可以做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食粮？”，则根本不需要有多么深厚的儒学修养就可以回答。
理由简单得很：我知道在十八，十九世纪，当西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之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却仍然停留在经验和工匠技术阶段；我知道，我们自以为坚实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几架小土炮轰开；我知道，“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共计一百零五年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 （毛泽东）
此外我还知道，儒学自汉代以降，被历代统治阶级奉为显学或者官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近两千年以来，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极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和意识。在我们与外国列强屡战屡败的时候，儒学依然占统治地位。
那么我当然就有理由对此命题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因为儒学了两千年的结果是制度腐败，科技落后。没有看出有任何理由要继续扯儒学这面大旗。
好，接下来，根据一些有限的儒学知识，比如被称之为儒学精华的三纲五常，我可以大胆地提出假设：“儒学强化和加固了家长式的封建制度，阻止了中国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再比如，根据科举制度限于四书五经的内容，死板僵化的八股文形式等等有限资料，我又可以提出假设：“儒学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假设之后，要以证据来检验。列好需要哪些数据，哪些可以用奥卡姆剃刀剔除。好在今天网络发达，信息爆炸，数据的采集和处理都不是难事。在不断得到数据的过程中，我会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结论，直到与数据吻合。
这种归纳的研究方式要比首先通读儒家各个时期的所有代表人物的所有代表著作，收集海量的数据，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计算出各种可能性，从庞杂的数据库中寻求关系，最后再回答“儒学是不是可以做为复兴中华的精神食粮” 这个问题，来得快捷，可行得多。
而且，也让儒学知识有限的理科生，如我，对评价儒学有了话语权。
记得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回程子盯着刚出壳的小鸡出神，别人问他看什么，他说看到毛茸茸的鸡雏，才体会到了“仁”的真意。
可见光读原著也不行，还得找只小鸡来看看，方能懂得圣人说的“仁”是什么意思。博学的国师们，您们有没有看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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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家啊～
花先，回头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