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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科学箴言报》8月底刊文称，中国观察家们近来都在讨论重庆市长薄熙来发起的“唱红运动”，这其实是让毛时代左派思想卷土重来的一个缩影。许多人担 心这是逐渐逼近的“左转”迹象，犹如回归可怕的文革时代；而其他一些人，比如一些老红卫兵以及他们的新追随者（也就是所谓的“新左派”）对此则倍感振奋， 认为中共重新找到了因发展经济而被抛弃的民粹根源。这两部分人的看法都过于单纯，是错误的。
首先要看中共自建党以来的演变。1921年建党伊始，中国已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快速衰退，国家景象破旧不堪；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最终证明：在建立保 障国民生计和安全的现代国家方面，中国精英阶层只是说是太无能、太腐败，更别提国家尊严何在。然而，依照中华帝国历史，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劳苦大众最终还是 “应对自如”。
中共掌权和固权
外国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创伤就需要一种社会运动予以抚慰，中共就此扮演了独一无二的角色，方式主要是借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推进革命，并最终建 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有所体现，即“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而列宁主义的“组织性工具” （organizational tools）则有效地动员了骨子里就很软弱和涣散的农民阶层。就这样，新中国前30年里，中共巩固了自己的存在。在当代政治词典，中共是典型的左派政治力 量，而那些在1949年同中共抗争的势力以及后来保持异见的人通常被归类为政治右翼。
前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尤为显著，但后来中共逐渐演变为右翼亲资本的执政党，这是国际社会当时未予以重点关注的。 直到江泽民在2000年通过“三个代表”思想明确地进行了表达和正式化，该思想在2002年被写入党章。现在，“凡尔赛条约”签署已过去80多年，一个自 信且富有活力的中国使得中共逐渐成为新精英阶层（包括企业家）的代言人。而且，中共也承认大众利益符合精英利益，并且只有在这两种利益相符合的情况下，中 国才能够取得目前成就并继续追求新的发展。据此，中共已果断地超越了其阶级斗争的“二极心态”。
中共是“政治运动”“政党”这一概念是在19世纪开始引入中国，在夺权和固权的过程中，中共绝对不是“党”这一术语所意指的同类政治组织（political organism）；而是一个左派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政治运动”（political movement）。中共在现代政治学中明显已不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代表“一部分”中国人利益和观点的一个组织，而是代表中华民族“整体”；与其说 中共是“党”，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治理中国的“政治联盟”（political coalition）。
由于其起源于群众运动，所以必然会对精英采取更加包容的方式予以对待，简而言之，就是“由左向右转”。
而攻击中共的人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极端左派人士”（Ultra-leftist）。自“三个代表”成为中共信条以来，对中共执政的大多异见来源于 左派人士，即民粹分子和自由民主人士。多数知识分子和自由媒体以及网络意见表达开始在全国引起一波又一波的异见浪潮，这类浪潮发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由市场 经济导致的贫富差距、缺少福利、官僚作风以及经济成果分享不均或不公等。极端左派人士呼吁放缓经济发展以换取财富的平均分配，他们批评任何类型的特权待 遇，在他们眼里，所有社会的诟病都是中共宠溺精英、抛弃大众导致的结果。但是，这些极左人士其实早在重庆唱红运动以前就曾“唱红歌”。那些只因反对中共统 治而被许多人错误地视为右派的人实际上属于“左派”，他们比中共自身“更红”。
“唱红运动”目的
贯穿“左右派呼声”始终的就是“唱红运动”，中共掀起这种运动就是为了改造（reclaim)传统权力基层，因为传统权力阶层正处于被媒体界和知识 界异见者“招揽”的危险。这当然就是薄熙来所应对的。没有了中国大众的支持，中国就不可能继续保持当前的发展道路，那些精英的自身利益也将处于危险境地。 而“唱红运动”的发展主要有两大含义：
第一：虽然“唱红运动”是对左派反对人士的回击，但通过这一运动，中共很有可能成功巩固自身政治权力。中共同群众也是血肉相连。而随着唱红运动的进 行，以媒体和知识分子为轴心的民粹主义不可能将中共引向“更左”路线。在重庆，“唱红运动”似乎和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步，而经济发展也因大众权力的再肯定而 得以巩固。重庆以外其他地方的“唱红运动”也会向同样方向发展。
第二：哪里有民粹主义，哪里就有民族主义，这在中国也不例外。在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伴随一股激烈民族主义的正是向中共发起挑战的民粹主义思潮。从 主张采取更加强硬的南海主权立场，到谴责中共继续购买美国国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这种“二重唱”正施压中共，促其改变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对外）温 和政策。
而随着中共步入2012权力交接年，一些关键问题仍然存在。在国内，中共是否能够在恢复基层群众支持和保护精英利益方面寻求微妙平衡；在国际上，中 共是否有能力制服或适应愈趋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潮，但同时要保持相对温和的外交政策，以便为中国成功崛起提供重要的和平外部环境。对于中共自身而言，如果能 够真正地由传统政党概念转向一个大国（经济发展最快、人口最多）的稳定统治组织，中共将永远改变中国统治方式以及其中蕴含的政治科学。
(皇金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