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逝去了的感情

我可以承爱失败，但不能委屈求全，因为我是个男人


这是一个多伦多博士断肠之声


初恋

1984年，我在安徽大学法律系取得硕士学位，分配到安徽经济干部管理学院。两年后，组织决定派我到加拿大做访问学者。
我30多岁了，仍旧单身。出国前夕，父母、哥哥姐姐、亲戚朋友都为我的婚事着急，给我介绍顾不少年轻女孩，可我却没有看上她们中的任何一个。
1986年的夏天，我回到安徽老家准备出国事宜。有一天，一位好友拉我去剧场看歌舞演出。那天晚上的节目很精彩，尤其是一位女演员的独唱，使我怦然心动。散场后，我的朋友拉我到后台，说那个独唱女演员是他的远房表妹，非要我见见不可。
“这是我表妹季蕊，”他给我们双方介绍说：“这是我跟你提过的大名鼎鼎的胡世凯……”
女孩闪动着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热情地望着我。卸了妆的她，显得更年轻更清纯。我们一见如故，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她是云南省艺术学院音乐系三年级的学 生，那年才xx岁。她早就从我的朋友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很想结识我，朋友拉我去看演出，也是事先策划好的。这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子，一下子使我内心深处涌起了最美好的感觉。我没在想到啊，真正的爱情，会在我38岁这一年，在见了解个莫名其妙的女孩后突然降临。
我把她到家里拜见我的父母家人，并介绍说：“这就是我的未发婚妻。”
我母亲对她却很冷淡。母亲认为，文艺圈的女孩子过于浪漫和轻浮，加上对季蕊一派新潮的打扮看不惯，觉得她不适合做我的妻子。家里几乎所有有人都站在母亲的立场上，反对我和季蕊相爱，姐姐断然说：我的择偶标准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将来一定要吃苦头的。
我已深深迷恋上了季蕊，谁反对我都听不进去。
1986年9月10日，我以国家教委公派到加拿大作为期一年的访问者身份，启程去了多伦多大学。
刚出国的日子，我和季蕊书信来往非常频繁，她给我来的信更多，平均一星期一封信，4年时间，加起来在100多封吧。她还给我寄录音带，声泪俱下地诉说对我的思念，还在她唱的思念歌曲、获奖歌曲。她的嗓音条件非常好，她的美声法获得过云南省业余组的第一名。一年的访问学者生涯结束后，我继续留在多伦多大学， 攻读硕士学位。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情感变得冷静了，观念变现实了。我对是否要和她结婚这件事发生了动摇。如果不出国，我一定会和她结婚。但在国外，情况就不同了。在国外完全靠只身奋斗，举目无亲，太太要承担朋友、生活伴侣、事业伙伴等多重角色，对丈夫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就变得格外重要。天真烂漫的季蕊能胜 任何一个学者妻子的角色吗？我的确没有把握了。
远在国内的季蕊觉察出我的冷淡和犹豫，信和录音带来得更频繁了。我终于被她的执著和坚贞感动了。我开始给她办理出国手续，让她以未婚妻身份办签证，没批下来。季蕊很有办法，在我末在国内的情况下，费尽周折，办妥了结婚证书，签证很快就批下来了。
1990年5月14日的深夜，季蕊乘坐的国际航班在多伦多机场降落。她袅袅婷婷地从机场大厅朝我奔来，我发现她比以前更漂亮了，衣着名牌，浑身散发着一个成熟女人的迷人魅力。
她兴奋地说：“我终于到加拿大了。”
在她来之前，我已在多伦多大学的学生宿舍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条件很不错，卫生间、厨房、阳台应大尽有，她在阳光明媚的房子里跑来跑去地看个没够：“我们这个家真是不错！”
我们度过了一个永远难忘的甜蜜的蜜月。我带着她到著名的安大略湖游览，拍了许多优美的照片。那是我最放松、开心的时候，我有了年轻、可爱、漂亮的妻子，有了一个幸福的家。

情殇

温馨甜蜜的婚姻生活仅仅过了两三个月，季蕊就流露出厌烦的情绪。
1988年原9月开始，我就进入博士学位的学习，这对我来说，压力非常大。我要争取全额奖学金，才能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蜜月一完，我又一头扎进学业里，不敢有丝毫懈怠。季蕊开始抱怨了：“这里的生活太单调了，你一月就这么一点生活费，我们过得太寒酸了，我没想到跟你在国外，还没在我在大陆有钱、过得开心。 ”出国前，她从音乐学院一毕业，就分配到一所职业中学当音乐老师。时间很充裕，每天晚上就到歌舞厅或夜总会去演唱，收入和小费非常高。
我想她们太清闲了，便给她报名到安大略新移民英语班学习英语。我对她说，“你先把语言关过了，然后再到音乐学院继续深造，你的音乐天赋这么高，将来一定有很好的发展。”可她听不进去，也学不进去。更让我不能理解的是，她将出国前寄给我的录音带都洗掉了，信也烧了，。我送给她的项链也转送给了别人，他不再崇拜我：“国外不比国内，这里博士大把抓，没什么了不起了。”
一年后，女儿出生了。生女儿前，我和她的关系相当紧张，她对我最不满意的是，我每天都要在图书馆呆到深夜才回家，不关心她。她因腹中的胎儿太大，应做剖腹 产。国外的惯例妻子生产时，丈夫要在一旁陪着。她生产时那么痛苦，我心疼极了。那一刻，我对她的所有抱怨，都烟消云散了。医院的伙食全部免费，非常干净。 季蕊却不喜欢吃西餐，我就在家做中餐给她送到医院，天天如此。几天后，我看她睡着了，就拿出书来看。可她睁开眼看见我在看书，就大发雷霆：“到这会儿你还 看得进书？你心里还有没在我和女儿？”护士都惊得跑过来，捉不懂我们究竟为什么大吵大闹。
女儿刚刚满月，有一天，夜很深了，还不见她的人影，也没有留言和电话。我心急为燎，一边抱着女儿，一边焦急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在这之前，她是从来不晚上出去的。深夜两点钟，她才回到家。我问她干什么去了？她说一家饭店当服务员。
以后，她每天中午12点左右离开家，到深夜两点才回来。
后来，她才跟我说，她用自己从国内带来的私房钱，又找多伦多的朋友借了一部分钱。开了一家酒吧，自己当了老板。我非常震惊、愤怒。女儿这么小，我的学业负担这么重，她都不管，为了享受为了钱，她什么都有敢做。我请求她不要去了，要工作等女儿稍大些，再去开店也不迟。
她不答应，坚持去。我所愤极了，问她：“到底是要孩子要家庭，还是要钱？”
她那对漂亮的黑眼睛，冷得像一潭冰水。她头一昂，道：“要钱。”
我的心一顿时跌进了谷底。
一天深夜，她回到家来，说看看女儿还要走。出生才几个月的女儿，得了感冒，高烧不退。我看着她梳洗打扮后，又要驾车离去，就求她不要去了，在家照顾一下女儿。她拿起皮包，不耐烦地说：“不是有你在吗？我店里生意忙着呢？”
我愤怒地吼道：“你还像个母亲吗？除了钱，你还爱什么？”
我们都失去理智了，脸对脸地大吵在闹，她推搡我的时候，非说我打了她，然后就打电话报警。警察很快就开着警车直到了，不由分说，就给我戴上手铐。警车“呜 呜呜”的叫声，刺破多伦多大学宁静的夜空，听上去格外使人心悸。长到40多岁，从来遵纪守法，不曾想在国外，我倒要受铁窗之苦了。
当天夜里，没有人来保释，我就在监狱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他花1000加元保释出去了。
回到家，家里一片狼藉。季蕊和女儿都不知去向。后来，我才从朋友那里得知，我入狱的第二天早晨，她就抱着女儿、带着行李离家，求教助于多伦多的妇幼安置所。
那里条件很不好，无法呆下去，她硬着头皮给我打电话，要我接她回安。我马上把她们母女接回了家。
我当时是“虐妻罪”的被告，因各种原因，一直未来得及开庭判决。我的心一直惴惴不安，只要宣判罪名成立，我的事业前程将毁于一旦。季蕊也后悔当初不该报 警。她说：“当时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只想吓唬吓唬你！”她到警察局要求撤诉，可人家不答应，照样开庭。幸运的是，开庭那天检察官有事未到，我的罪名自然 不成立了，撤诉成了自然的结果。
就在我和她闹着家庭纠纷的时候，我参加了全加拿大最高档次的学术会议。在会上，我宣讲论文非常成功。当时，温哥华、哥伦比亚等大学的一些著名教授都听了我 的演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多伦多的一家很权威的出版社要出版我的论文，并规定了交稿的时间。但因我的家庭麻烦，耽搁了近一年时间，不但论文上眼看夭折， 连学业也濒临荒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把母亲接到的多伦多，让母亲来照顾女儿，解决我的后顾之忧。母亲到加拿大一个月，我的论文就全部完成了。但交稿时间已过，没能出版，我又投到美国的一个权威杂志，立即被选用了。美国国务院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对这篇文章给予了高度赞扬，一些权威作者和我成了朋友。

回国

母亲来到加拿大的一个星期后，季蕊却不辞而别。母亲很感意外。我想她可能又去她的酒吧了。事实果真如此，没过几天，她就搬走了她的全部东西，彻底离开了家，在外面给自己租了一套房子。这时，她已经收回了酒吧的全部投资，还清了债务。她终于在多伦多艰苦创业成功。
1992年的冬天，在我的记忆中，多伦多格外寒冷。季蕊打电话约我到她的酒吧，谈与我分居的事情。季蕊说：“我等不及做教授零夫人，我还年轻，我更渴望过富于刺激、享受的生活，希望你原谅我……”
我抑制住难过和悲伤，对她说：“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你有这个权利，我不会阻拦你的。”
几年后，季蕊在多伦多发了财，在富人区买了带游泳池的房子，还花4万多加元买空了一辆豪华轿车，终于过上她梦寐以求的富人生活。几年间，她也交了几个男朋友，有洋人，有香港人，但最终没有他们身上找到她的事情归宿。
1994年，我获得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同年10月，我以独特的中国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成果，在有50多位学者参加的竞争中，以第一名获得加拿大国家 社会科学及人方研究委员会的博士后奖学金，总额5万多加元。那天，我和母亲及女儿在多伦多大学校园里幸福地合影留念，年迈的母亲，那一天笑得最开心。她说 那是她最幸福的一天。
季蕊得知我的情况后，后悔和我分居了，她想回到我身边。我们分居好多年，迟迟没在历代理离婚手续，完全是因为我母亲的缘故。我可以承爱失败，但不能委屈求 全，因为我是男人。经过很长时间思考，我决定回国，走出旧情感的阴影，用自己全部的知识报效祖国，也为了寻找自已情感的新天地。
回国之前，我们了断了名存实亡的婚姻。季蕊和我一样，都被时间的流水冲刷得冷静而客观了，面对离婚，我们都心平气和，彼此祝福，像一对朋友。
毕竟，我们真诚地相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