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特务（4）

匆匆吃了早餐，清水煮麦片。我喜欢它的谷香，喜欢它的润滑。

上午我要去趟交通部，因为我的驾照需要RENEW了

跟我预想的一样，那个OFFICER，吃惊地看着驾照上的出生日期和我本人，刚要说什么，却突然好像被什么事情岔开了一样，拍拍自己的脑袋笑了笑，然后就专注到我的证件处理中去了。没一会儿，他抬起头，态度亲切又职业地对我说：DONE！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一直发生着，我都习惯了。我也同样对他报以微笑，说声谢谢，然后，就离开了柜台。

十二月的多伦多已经下过一场雪，今早的天空多云灰暗，看来还有雪。我突然想起要去祭拜一下张国焘。应该就是这几天，我记不太清楚了，是他35周年祭日。他的墓地就在附近，我记得很清楚。

我曾经去过一次他的墓地。那一次，我也不知道我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去凭吊他。后来，我想清楚了。大概是我们都有过背叛的经历，那是种只可以自己反思，而不可以让别人触及的心结。

我和张国焘是曾有过一面之缘的。

张国焘投奔我们国民政府是在国共合作时期，大概是1938年。蒋先生曾交代戴老板对其“妥善运用”。后来，戴笠曾安排他给我们兰州培训班的学员讲过课，我听过一堂，所以算是一面之缘。

可能是由于少年得志的原因，人到中年的张国焘，在他领导的中共内部遭遇到重大挫折后，显然缺乏应变的机制和能力。他城府不深，缺乏谋略，其实他本质上也是一介书生。不过，他投奔到我们国民党这边，并没有主观上给共产党造成任何损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可能也不认为自己是共产党的叛徒。这又和我很像！因为，我虽也曾短暂落水，但我没出卖过任何自己的同志。我也从来没把自己当作过国民党的叛徒。由于这两个共同点，我才会祭奠这位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共元老。其实，我所祭奠的，不过是我自己那段不光彩的岁月。

站在那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墓碑前，我并不为他难过。很多关于他晚年如何凄苦的传闻，我不以为然。什么叫凄苦啊？在我看来，至少直到他去世，都有一位伟大的女性，从1924年起，一直陪伴在他身旁，不离不弃，他们共同走过五十五个春秋。就凭这点，他活得比我好！

没有人陪伴我，我才是凄苦的，而且还要健健康康地凄苦下去。

冬日，异国，枯草，残雪。

瑟瑟的寒风吹着冰冷的墓碑，墓碑上刻着两个人的名字：张公国涛，张杨子烈。

人生如梦，往事如烟。。。

1939年的军统总部位于重庆的小巷子。小巷子是地名，而且名副其实，因为它窄得连一辆小轿车都开不到大门口。而大门口呢，连个站岗的卫兵也没有。不大的二层小楼，东一间，西一间，简陋得不成格局。

当我走进二楼最大的那间办公室，靠窗子边，有一张七只抽屉的大写字台，那是毛人凤先生的办公桌；进门右侧，是一张五个抽屉的写字台，它由第二处处长何芝园先生使用。与这两张写字台成犄角之势的，还有一张只有三个抽屉的办公桌，原本是给局本部书记长周伟龙预备的，据说他连坐都没有坐，看了一眼就拂袖而去了。现在，它被指定给了我，也就成为军统局第三处处长的宝座了。

说是行动处，但我这个代理处长整天就在办公室里坐着，喝茶看报，无聊极了。一直以来，我都是外勤，这冷不丁地闲下来，还真不习惯。由于是大后方，同志们上班都是一身中山装，而我却没有。毛人凤看不下去，把他自己穿过的一套送给了我。他还教我怎么“做官”，教我怎么签、怎么批、怎么办那些文件。也把伺候长官如何得体的那一套诀窍，和如何应付下属许多要求的对策，多多少少传授给了我一些。可惜这些对我来说太玄妙了，我很难学到好处。

毛先生之所以对我如此无微不至地关照，主要是因为我和他弟弟毛万里之间的私交甚笃。可此时的我不会想到，若干年后，我这条小命儿差点儿就断送在这位和蔼而敦厚的毛人凤手中。那是后话。。。

就这么混混沌沌又过了两个月，终于，戴雨农先生派人知会我晚七点到他的公馆吃晚饭。

来吃饭的几个我都认识，除了一个高个子女人。气氛非常轻松，就像一次普通的朋友间聚餐。席间，在那位女客的怂恿之下，我竟而乘兴高喊了四句不大入调的《长板坡》，总算藉此吐出了几个月来憋在肚子里的一块郁积，觉得好不痛快。

连吃带喝，这顿晚饭已经足足进行了两个小时，我以为就这样结束了，有什么事或许明天再说。正当大家准备告辞之际，戴笠单独示意我到他书房里去坐，他马上过来。

过了一会儿，戴笠送完客人，来到书房，神情与刚才吃饭时判若两人。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汇形容合适，因为我看不出他此时的内心和情绪。

在网上不难搜索到戴笠的照片，大多数人会感到他的凶，他的威。这确实是他的一面，天然的强大气场，让人望而生畏。然而，当他把神情放缓时，当他对你微笑时，当他跟你交谈时，他的目光会让你一下子感到信任与被信任。这是一股强大的感召力，这是戴笠的魅力！上至蒋委员长，下到我们这些兄弟，都因此对他充满信心和信任。他以一个黄埔六期毕业生，领导着一大批他的学长，这些学长中有些已是先于戴笠领了将官军衔，但这些丝毫不影响戴老板的绝对权威。说明一下：戴笠直到飞机失事，以身殉职，也只是个少将。之所以会这样，我相信是蒋委员长的一种政治考量：特务工作其本性偏恶。权利不妨多给，但政治地位不宜太高。因此，戴笠终其一生都是军统副职。

本来我认为这回让我留下，戴老板必定会对我河内工作提出检讨，甚至宣布给我的处分了。可是他依然态度不明，在未宣示他的意向之前，先矜持的作了一番沉默，然后再一语破的地说出了他的主旨。

戴笠说：“我们在上海的组织，已经遭受敌伪破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掌握到全部情况，而且仍在恶化中。我决定请你去处理这个问题，要排除障碍，维护工作的继续执行，打击破坏组织的叛徒。希望你明天上午就出发，我们随时保持联络。”

戴笠说话的语气，已充分表示出这是最后的决定，不容许我再作什么考虑。可是当我接受一项任务之前，总该有个了解才行。于是，我请他多透露一些实际情况。其实，他也早就想说了，只是考量如何措词才恰当。

“王天木的事情你还不知道吧？” 我还头一此在戴老板的脸上看到了一种难言之隐的表情。而当他说出王天木这个名字时，我的头“嗡”的一下，因为我意识到这次的任务会是多么的棘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