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业中年

搬进新居后，买了张乒乓球桌。近期目标是培养女儿的业余爱好，通过打球提高她的身体素质；远期目标是想通过提高女儿的球艺使自己将来有个打球的对手，锻炼自己日渐衰老的身体；潜意识里可能还有想弥补儿时酷爱打球却没有球桌的那份遗憾。令人失望的是，女儿学会了基本的推挡技术后就没兴趣了，每次叫她练球都要耐着性子求她，到后来甚至还要按小时给她付工钱，最后我也就失去了耐心和信心，不指望她在这方面为校争光或为县争光，并以此为将来上好大学加点分。崭新的球桌成了废物，还占据着整个客厅。

后来小区里搬来一位广西南宁人，姓谢，我跟他攀上了半个老乡，因为广西和江西都共有一个西字，南宁和南昌都同有一个南字。不管怎样，他与我还真有一些共同之处：都是七五年高中毕业生，读大学前都在社会上闲混了几年，都喜欢打乒乓球。后来，他也失业了，在家吃软饭，又多了一项共同之处，而且是最明显的共同之处。

失业之前老谢常在周末来我家打球，他的球艺总体上跟我差不多，正手大力扣杀命中率很高，堪称“稳、准、狠”，但缺乏“变”，且控制球的能力稍逊一筹。平时练球他还可以，一打“冠亚军争夺赛”他只能屈居亚军，因为我尽量把球搓到他的反手位置上，不给他正手扣球的机会。几局下来，老谢总是毫不服气地带着满身的臭汗扫兴回家。

老谢失业后，整天在网上忙着，起初主要是找工作，偶尔看看别的东西，后来主要是看别的东西，偶尔找找工作。一日，他告诉我有一位前乒坛世界名将也住在我们这个地方，而且跟我们住在同一个县。我的这位谢老乡以前也曾给我带来一些地方新闻或小道消息，诸如健美专家简·方达就住在离我们不远的邻县，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图书馆门前最近停了许多车，某某著名文人将来我们这个城市访问并计划参观《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的故居等。那些都不能提起我的兴趣，惟独这回我兴致勃勃，立马决定去拜访这位乒坛名将，跟他打几盘球，合个影。跟他打球主要是想尝尝跟名将打球的滋味，领教他的厉害，开开眼界。至于合个影，那还有一段值得回忆的往事。

出国前我有个邻居，姓李，在江西省人民医院当医生，平时喜欢下象棋。七十年代中期常在医院大门口的传达室外与我们这些待业青年下棋，还惹一大群人观战，最后总是被他老婆大大咧咧地骂着回去睡觉。后来可以考大学了，待业青年们都忙着准备，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补回来，谁也没心思下象棋。再后来大家都劳燕分飞了。八十年代末期，一次我去他家，托他替朋友开张病假条，见客厅墙上挂着一张他与聂卫平对弈的巨幅照片，我大吃一惊，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能跟聂棋圣下围棋，那可不是一般的水平，没想到我昔日的象棋棋友居然还有这一手。他可从来没告诉过我，看来真人不露相。从那以后我对这位总是因贪玩而在大庭广众之下挨老婆骂的大夫多了一份敬意。出于好奇，我颇想跟他走盘围棋，但我围棋走得不好，不好意思开口。后来我实在忍不住，鼓足勇气冒冒失失地请他跟我下一盘，还说跟他走棋相当于跟聂卫平走棋。他微微一笑，我猜那意思是嫌我太嫩。我也不能强迫人家围棋高手跟我这个业余水平都够不上的人下棋，但我心里还是觉得异常遗憾，高手近在咫尺，我却不能领略他的风采，不能尝试被高手打败的滋味，不知道会败到什么程度。这遗憾一直陪着我来到美国。

眼下赋闲在家多时，不知是闲得无聊还是出于自我安慰，我想起了七五年后在家待业的那两年多游手好闲的日子，自然也就想起了那些日子常与我下棋的李医生，忍不住托人弄到他的电话号码，给他打个越洋电话，问个好，聊聊天。交谈中我还念念不忘没跟他这位围棋高手下棋的遗憾。他说他刚退休，在家闷得慌，无人跟他说话，院子里再也找不到能跟他下棋的年轻人，很愿意跟我这位海外赤子多聊聊。于是他终于说出大实话：八十年代他曾在北京的一家高干医院进修，聂卫平的父亲碰巧在该院住院，还碰巧是他协助分管的病人之一。一天，聂卫平去医院探望父亲，李医生抓住机遇，提出与聂九段合影留念，还专门要拍对弈的架势，老聂欣然答应。两个单人沙发之间的茶几上正好有一副围棋可作道具，于是就有了李医生家挂在墙上的那副令人羡慕的照片。他还特意补充说，他根本就不会下围棋，连围棋规则都不完全懂，说完哈哈大笑，俨然一个老顽童。

老谢除了打球，还经常跟我聊天，谈话内容无所不包。我把这段轶事告诉老谢，希望博他一笑。但近段时期老谢情绪越来越低落，对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他的语言和行为让我猜测他可能患上了抑郁症。我与他惺惺相惜，同病相怜，安慰他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于是我把以前课本上的各种心理咨询理论都搬过来为他服务。他不耐烦地说，我的安慰只是在试图改变他对事实的看法，却改变不了事实，他依然没有工作，依然没有收入，因此他心里依然着急。

我说心理安慰若能改变事实那就不叫安慰了。心理咨询的关键就是要改变人们对事实的看法，这样心情会好些。因为我们是否感觉幸福，并不取决于某种事实，而是取决于我们对该事实的看法。我们是否心理健康，不在于我们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现实，怎样来调节自己的情绪，怎样使自己的情绪适应环境的变化。在找到工作之前，在改变事实之前，我们只能改变自己对事实的看法。许多疾病都是由于长期的精神紧张、焦虑和痛苦引起的，心情快乐可以减缓精神压力，提高人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增强抵抗和防御各种疾病的能力。所以心理安慰具有实实在在的积极作用。看上去我在向他提供心理咨询，其实我是通过安慰他来安慰我自己，我在设法与他共勉。

我劝他珍惜眼前难得的大好时光，好好享受生活，等以后有了工作忙起来就没机会了。我用亲身经历和感受告诉他：现在回想起来，这辈子最值得留恋的日子，是我七五年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的那两年多时间，真可谓美好的时光，美中不足的是当时忧虑太多，担心长期待业在家，担心不能成为工农兵学员。这么多年过去，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坎坷，还有什么没看透？还有什么想不开？我们当时为之担心操心的，到后来却被证明是非常渺小的事情，像评职称，调住房，加工资等。我当时如果把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看淡点，心情定会轻松得多。如果让我从头再来一次，我定会采取视世上万物为粪土的态度，让自己感觉幸福得多。所以趁现在有时间，尽情玩吧。等将来不小心成了百万富翁时回头一看，才发现公元二十一世纪初叶在大洋彼岸待业的这两年居然竟是人生中最悠闲、最值得回忆的时光。

我不希望他整天呆在家里无所事事，总想那些烦恼的事，于是建议他陪我一道去拜访乒坛名将，坐在车上兜兜风看看外面的景色，人的心情会好些，到时候也可以顺便帮我抢拍几张大板扣杀的照片。我要向李医生学习，把照片放大，挂在客厅的墙上，向所有的客人炫耀，让来访的年轻人对我肃然起敬，就像我当年对李医生那样。他愿意陪我去拜访乒坛名将，脸上露出难得的微笑，微笑中带有明显的嘲笑成分。我说世界上“认真”二字有时是非常可怕的，咱俩都不是共产党人，可千万别太讲认真。

车子发动后我请他上车，还没开出大院他叫我回头，说我的车太旧太难看，没有空调，闷热难忍，发动机的噪音太大，像敲锣打鼓接新娘似的，开着这样的破车去见世界乒坛名将有失身份，还是开他的车去。

他的车好，当然是他自己开，开到小区门口他问我该往左拐还是往右拐，其实我和他一样，根本不知道他在哪个方向，只好叫他往一所少年业余体育运动学校开，没准儿他在那里教孩子们打球。

窗外的景色，加上现在的处境，自然让我联想起三十年前待业时与难兄难弟们泛舟于家乡东湖上的情景。我对老谢说，美国公路两旁的景色让人心旷神怡，如果将来哪天海归了，我定会留恋在这异国开车兜风的时光。老谢回答说景色美丽的地方适合自杀，如果哪天他要寻短见，一定挑个漂亮的地方。我说看在壮丽景色的份上，咱无论如何也不能自杀，世上还有数不尽的美景等着我们去欣赏，现在咱们只有时间没有钱，等哪天既有时间又有钱，咱俩一定要去旅游，饱览世界各地的大好河山，饱尝世界各地的美味佳肴，饱看世界各地的漂亮女人。他说我的“三饱”是痴人说梦，痴心妄想。我说这叫满怀信心，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尤其是身处逆境的时候。他停顿一会儿，然后认真地说：“现在回国不经海路，而是乘飞机从空中走，不应再称为海归，而应叫做空归，正好是空手而归的简称。”

说着话不知不觉就到了业余体校，那学校其实就是两间大教室加一个练功房，里面热闹非凡，推门进去立即能够听到震耳欲聋的童声。我现在人到中年，特别怕喧闹的尖叫声，赶紧用双手捂住耳朵。女校长说那位国家级教练曾经在这儿辅导过孩子们练球，后来自己单干，利用业余时间在家当教练，收了不少对乒乓球有兴趣的学生。我连忙问他家在哪儿，回答是“我不知道。”我接着问他的电话号码，回答仍然是“我不知道。”我最后问有没有什么线索与他取得联系，回答还是“我不知道。”我顿时觉得眼前这位女校长简直就是那位“生得伟大，死得光荣”的女英雄刘胡兰。

我哼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继续上路，以前在国内养成一个习惯，只要对方连给我几个“我不知道”的答复，我就爱当着人家的面嘻皮笑脸大声哼“我不知道”这首曲子，既可为自己打圆场，又能聊以自慰或自嘲。

“天上一个太阳，水中一个月亮，我不……”老谢打断我的歌声说，还是那帮无忧无虑的孩子幸福。那些吵吵闹闹的孩子让老谢羡慕了，伤心了，我赶紧开导老谢：“咱们都是过来人，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很幸福，他们像大人一样有欲望，更容易受欲望的支配，他们不懂事，对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处理不好，会为失去一个玻璃弹子、一根橡皮筋而苦恼好一阵子。在他们眼里，那些小东西相当于我们大人的工作、汽车、房子。其实我们成年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像小孩子一样不懂事，终将有一天会意识到我们曾被欲望折磨得死去活来。人到中年，应该是顺利时不得意忘形，不顺时不悲观失望，始终保持平稳的心态。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暂时的，都会变的，健康快乐才是硬道理。再说人生都是以悲剧结束的，许多有钱有地位的人一想到总有那么一死就黯然神伤，咱俩不会，因为咱俩达到了视世上万物为粪土的境界，对吧？”说完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时车子经过一个华人教堂，我急忙叫老谢把“粪土”开过去，请上帝帮忙指路。来美国后我渐渐养成一个习惯，凡遇到尽了全力仍然解决不了的问题，星期天就去教堂坐坐，求神开路，也算是作最后的一次努力，然后把那解决不了的问题交托给神，由他去处理，由他去作决定，请他看着办。所以这教堂我以前来过多次，牧师我也认识，向他一打听，他说那位乒坛高手曾经在周末来教堂辅导过孩子们打乒乓球，说着就翻开通讯录，找了半天没找到他的电话号码。牧师说一定是记在以前的本子上了，但他曾经去过他家探访，还记得大概的位置，说完给我画了一张“仅供参考”的草图。

在草图的帮助下，十分钟后我们驱车来到一栋可能是他家的房子前，从老谢的“粪土”里钻出来时我才忽然想起我把相机和球拍忘在自己那辆破车上。关键的东西没带。“昏招，昏招，肯定是受了老聂的影响。咳。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我自言自语。

老谢反过来安慰我：“结局并不重要，重在参与，关键是过程。”说完开心地笑了。看着他脸上又一次露出难得的笑容，我甚感欣慰，跟着他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