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的话

年轻人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幻想，希望和幻想在年轻人心目中总是颇为美好的，年轻人因此而陶醉，并为此而奔忙，即使眼下受苦受难也能忍受。而到了我这个年纪的人，未来的想象空间不是很大，也不稀罕那所谓想象中的美好，因为在我看来，再美好的事物一旦得到就不怎么样了。但中年人却有许多往事值得回忆，包括以前常说的话。那些老话即便现在听起来很荒唐可笑，可是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大环境下没人会意识到，并会很投入地说那些时髦话。最近一次钩起我对往日的话产生回忆的是在一次华人教堂聚会上，一位大陆来的慕道友与我攀谈，以下是谈话的开场白：

问：请问您贵姓？

答：免贵姓查。

问：姓张？

答：不，我姓查。

问：哦，您姓常？

答：不，您知道金庸吧，我跟他一个姓。

问：那您姓金？

答：不，我姓查，木旦查。

问：木炭渣？

答：不是，……

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自己姓什么，最后只好用笔来写。若是在三十多年前，这种尴尬事绝不会发生。如果那时有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会用清脆而又响亮的童音，自豪地告诉他，我叫查维成，霍查的查，恩维尔的维，金日成的成。那年代有谁不知道阿尔巴尼亚、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的名字在中华大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那时候国人的日子过得很艰苦，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还要勒紧裤带解救世界上那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毫无怨言地慷慨援助那些兄弟社会主义国家。

除了领导人的名字，那些国家的电影我们也常看，并记住了其中不少的对话，像“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也在燃烧”“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让列宁同志先走”等，只要遇到适当场合或情景，我们就会很自然地引用。

南昌十中那场大火后，我家般到母亲所在单位居住。记得那时候，除了台湾省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叫做全国山河一片红。人们讲究政治挂帅，活学活用，甚至在吵架时都念念不忘引用官方语言。一天，一群农民进城掏大粪，在江西省人民医院门口被值班的老头拦住不让进，老头见农民人多势众，赶紧叫一位正在传达室里关心国家大事的职工家属停止阅读某省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火速给院革委会主任打电话。几分钟后，气势汹汹的革委会副主任气喘嘘嘘地赶到现场，这位通过“吐故纳新”、通过“三结合”当上革委会副主任的造反派头头属于“新鲜血液”，他想用官腔把这群贫下中农唬住，“现在，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形势虽然一派大好，但阶级敌人并不甘心失败，斗争还很激烈，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你们要进来掏大粪，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万一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怎么办？谁来负这个责？回去，回去，统统给我回去。”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贫下中农不吃他那一套，领头的那位农民，高高的个子，古铜色的皮肤，粗壮的臂膀，两眼炯炯有神，如果扔掉肩膀上的那担空粪桶，并在腰间插上两把手枪，绝对像《平原游击队》里的双枪李向阳，他心平气和地说，“我们都是贫下中农，不是阶级敌人，我是生产队的队长，共产党员，出了事我负责。”主任坚持不让进，大声叫道，“你是共产党员又怎么样，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路线斗争，路线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天不讲都不行。”队长镇定自若地对答道：“饭也要年年吃，月月吃，天天吃，一天不吃都不行，不吃饭怎么讲路线斗争？没有大粪庄稼怎么长？所以，大粪要年年掏，月月掏，天天掏，一天不掏都不行。”我们这群在旁边看热闹的小孩都哈哈大笑起来，由衷佩服这位能说会道的生产队长。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把大门堵得水泄不通。后来，进驻该院的工宣队队长来了，他的权力大，负责全院的斗、批、改任务，据说还要永远领导医院。他对副主任说，“这回让他们进去算了，下不为例。”后来我看见他拍着生产队长的肩膀说：“咱们工农一家嘛。”生产队长点着头，开玩笑说，“对，工农联盟，你看那党旗上，镰刀加铁锤，就可以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挑大粪也是为人民服务，革命分工不同嘛。我们不远万里来挑大粪，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这是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那群孩子当时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跟着他们去厕所，怀着好奇的心情观看他们掏大粪，后来实在是坚持不住才离开，但也用实际行动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做屎不臭挑起来臭。这为我们后来写一篇题为“难忘的一件事”的作文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还有一次，一个大小孩欺负一个小小孩，小小孩的妈妈见自己的小孩挨了打，心里很难过，牵着孩子的手去大小孩家里告状，没想到大小孩的妈妈说，“一个碗碰不响，双放都有责任，我们要教育好各自的孩子。”听到这话，小小孩的妈妈非常生气，说，“什么叫一个碗碰不响，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难道不是美国佬的责任，而是双方都有责任吗？苏修侵犯我国神圣领土珍宝岛，难道我们中国也有责任？你这是什么政治态度，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党教育你这么多年，怎么一点作用都没有？”大小孩的妈妈回答说，“怎么没有作用，我是共产党员，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你呢？”小小孩的妈妈显然不是共产党员，反驳道：“共产党员又怎么样？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也曾经是共产党员，结果却是个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最后还不是照样被揪出来了吗？天晓得你是怎么混进去的，总有一天你也会被打倒的。”

那个年代大家都有意无意地学会了辩，学会了讲大话，学会了给对方扣帽子，总而言之，学会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人是环境的产物，我们做小孩的当然也会受影响。一次，我跟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高年级同学中午翻墙进入学校打乒乓球，学校规定午休时间不可进校，更不可翻墙进入，没打几分钟的球就被工宣队长抓住了，他要没收我们的球拍及球网。全校同学都知道，任何东西一经他的没收就不得回来。那球拍和球网都是红双喜牌的，响当当的名牌，两块拍子值十二元人民币，当时我们谁也买不起，是“李玉和”的哥哥文革初期从省体工大队以打、砸、抢的革命名义弄来的。比赛时只要拿那拍子一亮，就可以把对方吓住，从心理上把对手打垮。这么好的宝贝，比密电码还重要，怎能拱手交出？那几个高年级的同学都是脑袋瓜子很灵光的人，他们据理力争。李玉和同学毕竟多次出演英雄人物，虽然这会欠缺点革命正气，但仍能从容对敌，给人巍然如山的感觉。他先来一段最高指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然后质问工宣队长为革命锻炼身体有何不好。鹫山同学在一旁帮腔说，“最高指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利用中午宝贵的休息时间活泼一下，等会儿就能更好地紧张和严肃，更好地为革命读书，更好地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更好地批判资产阶级。”宪兵甲同学也在一旁插话，“毛主席说‘不虐待俘虏’，何况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宪兵乙同学乘胜追击，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少数服从多数，’你今天就高抬贵手，照毛主席指示办一回事吧。”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显得慷慨激昂。工宣队长被激怒了，重重地拍了一下胸脯，大喝一声，“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没想到他引用这句话，弄得大家哑口无言，无言以对，仿佛我们一瞬间就成了敌人，反面人物。再加上他个头比我们高，至少我是抬头仰望他的，犹如山下围困共军的敌军仰望山头。还是老李同学行，关键时刻想起一条毛主席语录，并用标准的普通话背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你把我们当敌人，连革命的首要问题都没有搞清楚。”鹫山同学机灵，赶紧帮腔说，“就是嘛，我们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处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工宣队长感觉理亏，不该敌我不分，被我们抓住了辫子，只好给自己打圆场说，这次就原谅我们，下次再犯一定严肃处理。后来我们把这次虎口脱险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而收到的立竿见影的效果。

那年代胆小怕事的人都不得不特别小心谨慎地说话、过日子，生怕被人上纲上线。学习毛主席语录和其它一些政治口号，就像人们学武术一样，主要是用来防身的，它们本身并不能给人带来任何乐趣。而人总是需要乐趣的，即使在极“左”年代人们也想方设法找乐。那时候全国各地都流行一段话，我们小学也不例外。高年级同学跑到低年级同学班上，还带了一帮鼓掌起哄的人，趁老师还没进教室，大声说：“我是县长…”（被掌声打断），“派来的，专搞妇女…（又一次被掌声打断），工作的。昨天晚上搞了一个晚上，也没搞出啥名堂，妇女主任说我太粗。”（众人大笑）“关于发枪的问题，一个人发一支枪…(众人鼓掌)，是不可能的，两个人发一支枪…(众人又鼓掌)，是办不到的，三人一支枪，是完全可以的…(众人热烈鼓掌)，不过是木头的。”我们小学生觉得这些话特别好玩有趣，只要有机会就肆无忌惮地大声说。到后来我们发现所有的人都知道那段话，再说就没意思了，于是就冲进医院的托儿所，对着三、四岁的小孩大喊“我是县长…”“专搞妇女…”，把一些胆小的幼儿吓得大哭。

我们那时候还能背诵不少样板戏台词，生活中一不留神就会说出来，诸如：“脸红什么？精神焕发，”，“共产党人真是疯子”，“八年了，别提它了”，“好厉害的老太婆”等。小时候记住的话，长大了也不容易忘。八十年代中期，有人给我介绍一对象，说是那个女人不寻常，读小学时曾扮演过《红灯记》和《沙家浜》里的革命老人李奶奶和沙奶奶。而我那时恰好在“赴宴斗鹫山” 和“智斗”里演过反面人物王连举和刁德一，只是与那两位奶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沙奶奶的唱腔是我的最爱之一，怀着好奇的心情我去见她，顺便反串一下当年的正面人物。介绍人安排我与她在人民广场上的八一起义纪念碑旁见面，那地方很大，人也多，为慎重稳妥起见，介绍人叫我与她对一段暗号，以免张冠李戴，也可活跃一下初次见面时的气氛。《红灯记》中交通员与李奶奶的那段接头暗号自然被选中。晚上七点钟我兴冲冲地赶到那地方一看，纪念碑四周的人还真不少，我专捡漂亮姑娘，往她们身旁站，就像杨子荣专捡重担挑在肩一样，但没人理睬我。后来漂亮姑娘都走光了，剩下唯一的一位，乍一看去，有点像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里的“六百公分”，她款款向我走来，微笑着问道：“你是…？”“我是卖木梳的。”我大吃一惊，下意识地答道。“有桃木的吗？”她眼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问道。“有，要现钱。”我无可奈何地说，并极不情愿地加上一句“同志，我可找到你了。”

看着眼前这位演老太婆不用化装的女人，没说几句话我就想开溜，但她邀请我在纪念碑旁的草坪广场上坐一会儿，出于礼貌我不得不答应。坐定之后我忍不住问她除了演奶奶之类的角色，还演过什么年青一点的人物。她说中学时代演过《杜鹃山》中的杜妈妈。那不是一回事吗？雷钢和李玉和是一个年龄段的，他们的妈妈能有多大差别。“闹革命为什么这样难？”我不由自主地把雷钢那句唱词念了出来，心里却在问：“找老婆为什么这样难？”我两手紧拽着地上的草，苦笑着说：“你的年龄和你饰演的角色年龄成反比，小学演奶奶，中学演妈妈，大学如果还时兴演戏，你肯定可以演铁梅或常宝什么的。”她说大学时代不兴样板戏，但她还是在系里的文艺晚会中清唱过阿庆嫂的“智斗”那场戏。好家伙，嫂子确实比妈妈年青一个档次。我一激动，不小心我把地上的草给拔起来了。

她善于声情并茂地痛说革命家史，教我做人要做怎样的人，怎样成为刚强铁汉，还说将来让我一日三餐九碗饭，一觉睡到日西斜。看来她打算把我当伤病员来对待。几年之后，那革命的老妈妈竟然不知不觉成了我的孩子她妈。等我醒悟过来为时已晚。每当我骑车上下班路过八一起义纪念碑时，脑袋里常会萌发在家里搞一次“起义”的念头，但终究没有付诸实施，只怪我心太软。工作不顺、事业无望我都可以忍受，但家里的日子不开心我却无法忍受，即使一日三餐有鱼虾我也很难长期来住下，最后我抓住一个难得的“转移”机遇，跑到美国来“留学”，美其名曰身强力壮也该跨战马，其实是想远走高飞让她难找寻。她却跟踪追击，三年之后带着女儿来与我会师。在亚特兰大国际机场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找不到豺狼，决不下战场，接着就是那句口头禅：狐狸再狡猾也都不过好猎手。看着周围许多久别重逢的老美在旁若无人般地热烈拥抱，我却感觉自己像《智取威虎山》里的栾平被杨子荣捉拿归案，预感到《沙家浜》里的沙奶奶要公审刁德一。

性格决定我的命运。瞎忙了几年，最后又稀里糊涂地重新回到起点，继续那平淡而又无奈的人生。用她的话说，叫做“在中国跌倒，在美国爬起来。”这一跤跌得可真够远。

200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