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替美国打工，为中国消费

中国教育：替美国打工，为中国消费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是有目共睹，中国30年的教育也是功不可没。然而，想用这样一个似乎有些贬义的标题，无非是想放大一些笔者觉得不足之处。

替美国打工

在美国许多人所称的“中国知识精英”，得益于中美两国的教育，经历过求学的艰辛，某种意义上说是教育改变了命运。或许有风光的学历，蛮不错的收入，在美国生根、开花、结果。不过许多人并没有当家作主的感觉，于是我推论是在为美国打工。

与那些土生土长、生在福中不知福的许多美国人相比，虽然他们有更好的先天教育环境和资源，在号称教育体系发达的美利坚合众国，却没有造就过剩足以满足市场需求的人才，这说明美国教育也不完美。才使得训练有素、数理基础扎实的中国学生，不论从学术科研、高新科技到华尔街金融都有一席之地，这应是中国教育的成功之处，至少精英们在美国就业市场是合格的工作者，为社会创造财富，也让自己丰衣足食。

不过，作为人口众多、重视教育的民族，总觉的中国人近代对世界的贡献很有限，讲来讲去还是古代的四大发明，再说好像就只有麻将、火锅之类比较出名。其实也不用算13亿人口，就拿在美国的华人，与同是重视教育的犹太民族相比，在政治、经济、学术上的成就还是差距不小；与相对教育比较后进的非洲裔相比，民族团结意识又有点欠缺，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或许说明了什么。

为中国消费

再看国内的情况，30年前恢复高考，似乎是全社会都关注的焦点，时至今日，每年高考依然是家有考生家庭的头等大事。虽然大学已不在是高不可攀的高等学府，中国也已经是每年培养最多博士的世界大国。不过数量增长之快也不一定都是好事，有人将教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比喻为茶壶和茶杯，一把茶壶配四个茶杯算是常规配置的话，那么当３０个茶杯围绕着１把茶壶的时候，每个茶杯能灌上多少水？就不用说那些老旧漏水的茶壶了，不是专注学问，而是热衷于钻营炒股之类的教授还大有人在。

尽管这些年中国GDP都在以高速成长，但大学生的就业前景一直暗淡无光，上大学好像是成了一种消费。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一定多，但老百姓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可不是小数，也因此使教育成为一种产业。推动GDP的成长也有教育的一份。

30年的改革开放，靠资本主义的资本开路，农民工兄弟廉价的劳力为后盾，缔造了欣欣向荣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辉煌，并积累了世界No.1的外汇存底，美帝国主义都垂涎三尺。并非中国科技不在进步，教育被俺歪曲得那么不值钱，其实我们在引进、跟踪、吸收、消化、改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上，到处可见知识的力量，教育的功劳。这里不过是想讨论如何才能让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更合理，能为国家从近期到长远都能受益更多，发展更快。

社会是多元化的，既需要顶尖人才去发明创造，也需要 “螺丝钉”默默无闻的奉献。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劳心者、劳力者都应该得到尊重，才能使社会更加和谐。

教育思路的探讨

我们很多人相信，不能让小孩输在起跑线上，于是从小开始灌输知识，背诵圣贤。我们或许也羡慕那些有能力让小孩上贵族学校的家长，感谢那些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老师，“而教育更重要的是点燃孩子心中的火种。”这是两年前我在美国《侨报》的《中国多" 天才" ，美国多大师》的文章里就想强调的观点。让小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或许也可以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否在扼杀观察、质疑、批判、创造的才能？今天我们看北京的新建筑，首都“鸟巢”体育馆，国家大剧院“水煮蛋”，央视“大裤衩”，虽然少不了中国工程人员和工人阶级的智慧和汗水，但设计却都出于洋人之笔。

今年6月初，我采访荣获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HHMI)六亿美元科研经费的56位研究人员之一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副教授潘多加博士时，他也谈到中国学者能站到金字塔尖上的人物还是太少，我们许多人有很高的学位、坚实的基础，但都在做锦上添花的事，换句话说是在沿着别人的思路上开疆耕耘，却少有自己的独创理论和发现。

年初，我采访过马里兰州哈维郡2008年公立小学资优(GT)教育计划展示会，资优教育的学生要经过考试和老师及家长的推荐，但展示会上展示的不是他们的分数，而是他们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和作品。小学生就在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提出自己的想法，创造能力特别受到吹捧。

我回国时也关注过国内的一些中学生科技课题竞赛，发现含有更多的是老师和家长指导的成分，因为学生根本就没有，也不允许花太多的时间在研究课题上。不用说平时，就连假期也都有做不完的习题，上不完的补习班。高考的分数还是硬道理，考试分数是人们所能接受的最公平的评价手段；而竞赛得奖，学校和老师都能沾光，中考、高考有加分、保送的机会，这时家长能有所贡献也就义不容辞，然而牺牲的可能又是下一代的创新能力的培养。

“科举”是中国对世界教育的贡献，当西方还在世袭制度的年代，美国还不知道国号在哪里的时候，中国人就知道用科举来选拔人材，择优录取，无疑当时是先进。只是成百上千年之后，靠单一的一卷定终身的科举模式是否还能适应现代的社会要求？考试状元不该是教育的崇高目标，难道我们就找不出能在中国切实可行更好的评价方法？

在纪念改革开放、恢复高考30年之际，笔者虽用这种有点危言耸听的笔调，但绝无否定之意。美国许多人也在为美国学生成绩不如欧洲和亚洲很多国家大伤脑筋，如何平衡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也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课题，更何况中国教育改革也需要时间和过程，而进步是主流笔者也坚信不移。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只会更远，我想这是毫无疑义的。否则，作为当年的下乡知青，或许今天还在赚工分为温饱操劳。

没有人怀疑中国人的智商，不过，仅靠小聪明，是玩不出大智慧。也许我们的一些社会体制，传统观念阻碍了我们进一步的发展，而进步总是离不开教育，我们的教育又该担当什么角色？所以，探讨我们教育的不足之处，无非是想能有更大的进步。(陈旭《美华商报》2008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