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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族群分裂之源
转自龙应台：向“失败者”致敬(2009-9-1)
问＝专访者苏育琪
答＝龙应台教授
问：当初时是如何动心起念，想写这本书？
答：最早想要写一九四九是在一九九九年，十年前就有这念头。
那时住在德国，刚好是柏林围墙倒塌、苏联帝国解体的时候。一九八九、九九、四九，对欧洲来说，也都是非常关键的年代。东德和西德也是在四九年分裂为两国，也发生过大难民潮。
可是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刚好到台北市政府工作，所以一放就放了十年。在这十年之中，父亲过世，母亲现在常常不认得我是谁，使得我更有感觉到时间的急迫。
人总是到了四十岁才开始去想。你父母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他们也曾十九岁。所以基本上是想要对整个父执辈这一代的人，以及他们那一代的历史，有一个新的认识。
我带着一股重大的好奇。另外也因为看到了这一整代人的凋零，所以有一点跟时间赛跑的紧张。想说，我是不是可能用一个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整代已经剩下不多的人，做一个致敬跟告别。
问：为什么看过去这样重要？
答：看现代社会，常常觉得目瞪口呆，怎有这么大的愚昧？甚至于所谓的精英，对于很多事情的讨论，我也会觉得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讨论方式，因为这样的讨论方式，是一种完全不知道前面发生过什么事情的方式。也就是说人不断地在重复以前的错误、以前的愚昧。
而在现在的讨论里，往往有一种天崩地裂，好像一切就是从我开始似的。不知道以前曾有过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问题、同样的辩论、同样的讨论、在同样的地方跌倒。
所以你问，为什么看“过去”这样重要。我事实上觉得，看历史从来就不是看“过去”。所有的过去都是现在，也是自己的未来。现在就是不完整的。
问：除了借古以鉴今外，你刚特别提到要和那个时代的人致敬、告别。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
答：不是“借古鉴今”，“鉴”不“鉴”是另一件事。文明的进步有一把尺，或说一个刻度，就是这个社会里的人，对社会里的“弱势”，照顾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的程度。
以前弱肉强食，慢慢进步到重视身心障碍者、老人、孤儿等要有所照顾。但是弱势也有别的定义：不见得身体比较弱，或者能力比较弱，而是他的“声音”比较弱，他的表达能力比较弱。
因此，他让主流社会了解他的心情、了解他的困境，了解他所走过的历程的那种能力比较弱。
跟我同时存在的社会里头，有这么多的人，他在我身边。可是他们是隐形人。在我们的教育系统、媒体、晚餐桌上彼此讨论的谈话里，这些人的过去、这些人的生活、这些人所受过的伤、或曾经有过的光荣，是不存在的。
之所以在主流社会的集体记忆里不存在的，是因为他们是最缺表达力的人。没有能力把自己的记忆－－痛苦的、或者是光荣的记忆，被主流社会所纳入。这难道不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弱势吗？为什么我们都会看到残障的人，知道他是弱势，精神病人知道他是弱势，少数民族知道他是弱势。但是这个社会的一整层、一整代的人，他的青春岁月、他为自己人生作抉择的自由，刚好在那个时代的结构里被牺牲，以致于这一整代人的生命轨迹、价值，是被主流社会有点像用橡皮擦给擦掉了的感觉。这种剥夺，他为什么不是“弱势”呢？
在一个文明社会成熟的过程里头，除了看眼睛看得到的弱势之外，去看到这个历史情感的弱势，恐怕也是一个文明的刻度。
问：所以你希望透过这本书，为这群弱势发声？
答：我看见一个巨大的落差。这一代人，一方面主流社会对他们很不认识，而且很不在乎；可是同时这一代人又刚好是我们这代人最亲密的人，他直接是我们的父母辈，是我的朋友们的父母。
一方面，你如此的漠视他，一方面，他又是你最亲密的人，所以反差很大。我不是带着一个责任感说要为他们发声，而是自己带着巨大的好奇，生平第一次试图去了解你所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否真的那么理所当然？你从哪里一路走来的，你心里最深的那个痛楚跟光荣点是什么。
写这本书，最核心的其实是一个感情的付出，而不是一个责任感的扛起 — 我也扛不了这么重的责任。这一代人，都走了，走得差不多了。一种“知交半零落”吧。在写书过程里，就常常是去找某一位老人家，打电话过去。他的家人，他媳妇、孙子告诉你说，他走了。
可以说，我带着深情在写这本书。父亲已走了，母亲快走了。记忆中，我的父执辈一整代人，快走光了。我就想说，那就做一个文学的告别吧。
开始在思考一九四九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核心关注的对象，是一九四九年前后大批来台的这两百万人。但是一旦进入这个题目之后，我就发现，怎么可能只去了解这一九四九年突然涌入的两百万人。在这个土地上原来已经在的那六百万人，怎么我会知道得那么少？
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所谓的台湾本省的历史，你会看到一点点关于日本战败的一九四五年，然后就是大量涌出的一九四七的二二八。
除此之外，进入社会认知的，就很少。我突然生起一个怀疑，怎么会四五到四九这一个大翻转的年代里头，就被一个二二八笼盖了？这么复杂的年代，其他的事情，譬如本地的这六百万人，他的心情到底是什么？他自己的痛在哪里？他怎么去选择记得什么、忘却什么？他记得的，敢不敢说出口？说出口的，是不是他真正刻骨铭心的？
至少我自己是无知的，觉得那一块空白很大。
但它不可能是空白的。所以这本书转向了，只有一半是关于四九年那些流离过来的、我直接的长辈们的故事。我接着就花了很多时间，在台湾本地去看那些在乡下、庙口，在榕树下面、在河流旁边，还活着的那老人家。那个过程对我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启发和震撼。
问：什么震撼？
答：这个震撼就是说，过去这二、三十年来，媒体里所谓老兵的故事渐渐多了，对四九年流离的那些背景还多一点认识。
反而是对生活在台湾，尤其是在乡下偏远地方、跟那些大陆流离来台的长辈们同一辈的台湾本省人，我发现他们没有声音的那个程度，几乎还超过那些外省老兵，这给我很大的震撼。
问：所以，写这本书，你原先是想找什么，最终发现了什么？
答：我原先是找父母那个时代的情感，主要就是一九四九年流离来台的外地人的情感。但在出发了以后，我发现，我这个所谓外省孩子的父母亲是一个历史，我的本省朋友们，他们的父母亲的历史，是另外一种历史。
四九年从大陆来台的那群人，你说是意识形态也好，或是他的情感记忆，跟在地人的情感跟记忆，其实有非常大的冲突，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轨迹。
问：是什么样的冲突？
答：譬如说，外省流离来台的一整代人，他们前面经过八年或十四年对日战争，乡土全毁，家破人亡，是军国日本造成的。
他生命的认知是这样的一种情感。大陆的、我父母亲那辈的人，十九岁决定了一辈子最核心的轨迹，可能就是投笔从戎、爱国，抵抗日本的侵略。
但是我的本省朋友的父母们，十九岁的时候，是热情澎湃地加入日本的阵营，对天皇效忠，然后被送到南洋去，也有的被送到华北去。因此，我的本省朋友的父母们，对于日本的情感、对于自己认同的对象、他心深处受伤的地方、以及他的光荣意识，是跟一九四九年来的两百万人相反的。
带着这样完全相反的、敌对的、冲突的记忆及情感，来到这个小岛，要开始共同生活，而且是在一个重新洗牌的权力结构里共同生活。
我比较深刻的认识到：今天的很多矛盾、冲突、误会、斗争，其实都跟一件事有关。那就是，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间，这两百万人的记忆、情感，跟这六百万人的记忆、情感截然不同，两边都带着很深的创伤。
但是两边的人，在这六十年的过程里头，从来没有好好地面对过自己的以及对方的创伤，也从来没有去好好沟通过。都是在某种事情、情绪的发展之中爆发了的时候，然后就紧急地去处理、去应付。
但是那个根，就是说，那一九四九来到的那两百万人，以及在地的六百万人，心里头最深最深的那个创伤，是到六十年之后的今天，都没有真正疗伤过的。
问：譬如？
答：譬如，那两百万人 — 其实可能只有一百二十万，带着六十年的我称之为“战败创伤症候群”，对自己的史，还是隐晦不言的。譬如这个社会对于台籍日本兵的历史和情感的欠缺认识、欠缺理解。
不认识，你就不知如何去疼惜。
问：你把大陆来台的国军和为日本打仗的台籍日本兵相提并论？
答：没错。
我很想说的是，不要去管他是国军还是解放军，是台籍日军还是伪军，我们换个角度仔细看他：他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
对于国军，中华民国一百年很快就要到了。我们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可能真的应该用更宽阔的胸怀，诚实地、认真地，去面对、去梳理一下六十年前的历史了。应该是时候了，要超越过去受创伤的战败心理。
如果还在战败心理笼罩之下，对那段历史既不去整理，也不去解释，更不去诠释，事实上是对那一整代人、牺牲了青春、平凡的幸福、甚至整个生命的国军，非常、非常大的不公平、不公正、不正义。
你也许以为，在本土意识抬头那么多年之后，对于台湾的本地史大家都已经有比较深的了解了，何况它是那么“政治正确”的“显学”了。
其实再深入后会发现，不是这样的；很多台湾本土史的挖掘，其实是因为某个部份刚好符合眼前的政治权力争夺，它不是为了史而史。我想，现在恐怕也是时候了，我们可以不再用权力的运作来面对我们亲人长辈的历史吧？
上一代人，真的是被时代铁轮碾过去的一代人，对他们的时代以最单纯的心，做一个非常诚实的、开阔的面对，才是真正精神意义上的“入土为安” 。
六十年，是时候了，真的是时候了！在所有的人都走光之前，给我们的长辈他应得的尊敬和温情，仅只如此。
问：你最关切的，是人的什么？
答：还是人的尊严吧。
这个尊严包括：他应该得到的正义，你什么时候还给他？他应该得到的温柔的对待，你什么时候如份地给？你看得见他的腿在流血，你也看得见他的脸被炮弹削了一半，或者你也知道他身为战犯坐了十年的牢，但是他心痛的地方你什么时候去看见？
整个社会的成熟跟文明到了一个程度，才会有这样的认识。台湾这个六十年前在战争史、军事史上的失败者，在这六十年之中，已经累积了相当的文明厚度。我相信，我们已经可以用文明的价值，回头去看那一路上的辗转沟壑、尸横遍野。
问：一年的闭关接近尾声，你最想跟读者说什么？心情是什么？
答：第一个感觉是，那么庞杂壮阔的历史。唉，弱水三千，我只能取得一瓢。
第二个是，读了一年的资料，和各种来历的长辈做了很多很多接触跟访问。但到最后，我有一种对不起的歉疚感。对不起，我知道了这个时代，曾经怎么残酷地对待他们。但是我的知识再怎么累积，也只能呈现千万分之一而已。
前代人，我想说，对不起。我的文字再怎样深刻动人，也无法充分表达那个时代的痛和欠。
问：对不到二十岁的读者，想说什么？
答：对年轻的一代，我特别想说，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把脚步停下来一下，用最谦卑、最温柔、最慈悲的一个心情，来看这本书，做一个入门。然后你会知道你该做什么、能做什么。
譬如说，搬个小板凳，坐到你还没走的祖父、祖母身旁，去倾听一次吧。听，比什么都重要。而且，还来得及。
问：你希望两岸领导人怎么看这本书？
答：对于北京的领导人，我希望他看这本书，从一个“心”的角度，重新了解台湾史，而且希望以最谦卑的心情来了解。
要跟对方来做朋友、或者做亲人，前提一定是要知道对方在哪里受过伤。你如果对他受过什么伤，不知道而且不在乎的话，那么连起点都没有吧。
对于我们自己的领导人，我想说，有两个空缺在这里－－ 一个是大陆来台四九年的那个外省的空缺，那个集体的战败创痛没有面对过－－ 你知道，台北军史馆一到所谓“戡乱”这一部份，几乎是整个跳过去的；另一个是本土的创痛 — 台籍军属和志愿兵的历程，是惊心动魄的。受伤的存在，我们自己这个社会也没有好好的了解过。
一个胸有丘壑、有远景的领导人，不能够只知道现实政治的来来去去。他对自己人民隐忍不言的伤，要认识，要体会。
(苏育琪、庄沛颖、陈幸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