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彻底反驳对敌后抗战的污蔑

“当我提出游击战建议时，曾有人指出，国军末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我表示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再者，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历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304页

逐条反驳对敌后抗战的诬蔑

本贴目的就在于反驳这些诬蔑，还原历史真相。为了公正，尽量不使用共产党官方资料。本文所有引用资料，全部给出最详细的出处。若有人怀疑本文断章取义，可尽管去查证原文。

目录：

污蔑言论之一：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

污蔑言论之二：共产党军队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

污蔑言论之三：共产党军队抗战前10万不到，抗战后近百万，可见他们根本就是只发展不抗日，态度消极

污蔑言论之四：共军见到敌人就避战，可见其态度消极，是消极抗日。

污蔑言论之五：共产党军队用游击战术，日本人来了就溜之大吉，把老百姓全部丢给人家屠杀，拿老百姓当盾牌！

污蔑言论之六：敌后游击战只是小打小闹，共军连一次性干掉1000日军的战斗都没有，可见其消极抗日

污蔑言论之七：共军的游击战对日军根本没什么影响

污蔑言论之八：共军除了一个百团大战以外就没打过大仗，而且唯一的这个百团大战还被批判暴露实力，可见共军只懂得保存实力，消极抗日！

污蔑言论之九：共军不打敌军，专打友军，破坏抗战

污蔑言论之十：共产党自称抗日“中 流 砥 柱”，其实看看你们消灭了多少日军？和国民党能比吗？国民党抗日功劳显然比你大！

污蔑言论之十一：毛在建国后曾经在外交场合说感谢日本侵华，可见共产党抗日时是多么卖国！

污蔑言论之十二：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要让日本占更多的土地才是爱国，可见中共在抗战期间何其通敌卖国！

污蔑言论之一：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

“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

“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

——[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5页

（评：共军不是“游而不击”吗？“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是怎么回事？而且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经常出现”。怎么解释这种“经常”的游而不击？）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5页：1942年作者所在联队有一个小队遭遇八路军伏击，全军覆没，武器全被夺走，等到援兵赶到时八路军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像这样表明八路军战术 成功，日军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也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这是因为八路军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在情报战方 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的结果。”

67页：1943年6月联队即将离开华北去东北“我们都有一种终于从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八路军袭击的不安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感觉。”

（评：八路军不是“游 而不击”吗？那日本兵怕什么？怎么会有“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八路军袭击的不安状态”？日本人统统神经过敏？）

污蔑言论之二：共产党军队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

“国民党人大肆宣传说，中共深思熟虑的和玩世不恭的政策是把70%的力量用于扩张，20%用来对付国民党，只有10%用于抗日。

这已成为国民党史的诚实问题。我曾较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并认为这种政策从未宣布过；在这种意义上此项指控是捏造。但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中共的实际行为接近于这种力量划分。”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日本的强化治安”

（评：嗯嗯……“我曾较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哦，然后说“此项指控是捏造。”唯一能让污蔑者感到欣慰的是“但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中共的实际行为 接近于这种力量划分”。只可惜如果只算“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的话，我们恐怕也可以说国民党10分投敌0分抗日。这当然是某些家伙绝对不会接受的了。）

““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扩大？”

国民政府向来自居民族主义的正统，指责中共乘其全力对付日军进攻之时，在日军未能占据的扩大敌后农村地区活动，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军侵略，而以七 分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以二分的力量应付反对中共“破坏”抗战的政府当局。国民政府这种指责，预先假定应付、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画分，而相互之间 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共为了扩大，故意牺牲抗日，而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反对和镇压，也故意减少抗日活动。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 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确实是在扩大实力，不过坚持扩大实力是为了抗日，以备有朝一日对日军反攻，而由于国民政府不给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许中共扩大实 力，所以中共必须应付。对中共而言，国民政府可以截然画分为三的，其实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

——[台]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1998年版，332,333页

污蔑言论之三：共产党军队抗战前10万不到，抗战后近百万，可见他们根本就是只发展不抗日，态度消极

“不过蒋介石编制的华军部队，数量又过于庞大，在抗战开始时，中国的三军已经达到二百万，到抗战胜利时，竟然膨胀到六百万，兵员人数实在是过于偏高，因此造成军队质量的大幅下降、财力的严重消耗，以及征兵过多的民怨”

——郑浪平：《不朽的光荣》第14章

（评：军队扩大400万，看来他们也“根本就是只发展不抗日”嘛，共产党只不过向他们学习而已嘛……共军是随着控制的人口增多地盘扩大军队也扩大，而国民党军……哼哼，哈哈……）

日本陆军1936年只有24万人，到1945年投降的时候有547万人

——〔日〕生田惇：《日本陆军史》表5和表8。

（评：看来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态度也很消极哦，哈哈）

解放战争开始时共军127万人，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军人数到达400万。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简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

（评：看来解放军打国民党也是很消极的。同时国民党军队数量则是减少的。按照某些人的逻辑，这自然说明国军打共军比共军打国军要积极。所以积极的国军被消极的共军打败了……你信不信？反正他们是信了……）

污蔑言论之四：共军见到敌人就避战，可见其态度消极，是消极抗日。

美国人爱泼斯坦的《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121页“访问过新四军的外国人说，农民们对他们讲了这样一些情况：‘以前，两三 个日本兵就可以来村里要女人。现在他们不敢来了，除非大批人马带着机枪来。……当小股日军来时，农民自卫队动用全部力量，包围他们。当日军来的人很多时， 农民游击队便分成小组活动，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使村里的群众有时间转移，运走所有的食物和个人的财物’”

——[美]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121页

（评：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中共的“国际友人”写的，那么请看下面。）

“强而避之”，

“不若则能避之”，

“锐卒勿攻”，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孙子兵法》

“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本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武器装备。”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64页

（评：看清楚了，共产党军队不是见到敌人就避战，是见到敌人太强大才避战。古老的中国兵圣教育大家得这么打仗，可共军这样做就被说成消极作战了。啥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 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 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 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 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230页

（评：看清了这篇文章的时间了吗？看清文中“红军”二字了吗？从内战到抗战，共军的游击战术是一脉相承的！

可能有人会觉得毛选中共官方史料，是靠不住的，那么请看国民党战史的描述吧。）

“（匪军）战法运用灵活，采游击战法，不与国军主力决战。伺机击灭国军之较小部队，状况不利时则迅速脱离战场，故能到处流窜，牵制国军。”

——王多年：《国民革命战史·反共戡乱》第二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民国71年6月25日，17页

“（匪军）能利用复杂之地形，适时逃窜，以保持不被国军所围歼。孔匪在湘鄂赣边境，盘踞甚久，故对当地之地形熟悉。当国军进剿时，有利则战，不利则 转移他窜，或者化整为零，俟国军去后再图回复，故能始终保持未被国军全部歼灭。其战略指导，就匪军当时之状况而言，甚为适当。”

——同上书，125页

（评：以上是国民党对红军时期“围剿”战的总结。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冈村宁次回忆录》），“经常有小部队被 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何其相似？八路军避实击虚的流动战术，早在红军时期就成了以弱胜强的法宝。就连国民党都不得不承认 这种打法“甚为适当”。同样的战术，为何放到红军时期就是共军太狡猾，放到对付日本人时就是消极作战了？）

污蔑言论之五：共产党军队用游击战术，日本人来了就溜之大吉，把老百姓全部丢给人家屠杀，拿老百姓当盾牌！

“在日军扫荡所到之处的‘非治安区’……民众全都逃走了，留在家里的只有老人，特别是年轻的女性更是难得一见。”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38页。

“如果敌人出动了，离得最近的那个村子的人立刻从骑马来报告的侦察人员那里得到消息。侦察员实际上藏在敌军据点的大门口，他们发出警报让老百姓把粮 食坚壁起来，逃到山里去。民兵埋上地雷，设上陷阱。敌人出动的消息用这样一些简单的方法，如点燃烽火或放倒山顶上的旗杆（这里乡村地形有起伏），接力传送 到其他的村子。”

——[美]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170、171页。

作者看见一个日本人到过的村庄毁坏不是很严重“有人告诉我们，这是由于当地民兵非常有效地使用了地雷，日本人走后，民兵发现有30多个地雷在村的周围爆炸了。日本人担心进到村子里面太危险，只好离开，仅仅烧了一两间村边的房子”

——[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讲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160页

“八路军不会踏上地雷，这得归功于住在茅屋里的村民向导。”

——同上书，156页

（评：有人大概会说这又是中共的“国际友人”说的，不可信，那么就看看中共的敌人是什么评价吧。）

“一、1939年5月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

二、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而，从未进行过较正规的战斗。另外，由于战地民众实行“空室清野”，第一线部队在作战期间也未遇到居民。

三、当作战开始时，方面军便发出训令，指示“作战部队应彻底追捕敌人。战场遗弃物资等由另行编成的收容班专负其责。要严肃军纪风纪。共军中有不少女兵……”。但是，结果不仅没有共军遗弃的物资，也没有人见到女兵的踪影。”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33页，109师团参谋长山崎重三郎大尉（后为中佐）回忆五台作战。

“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倖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

——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一节 

“剿共战已变成地道战，要尽力发现其地道”

——同上书，下册441页

（评：以“三空（搬空，藏空，躲空）”对“三光”不是吹的，“坚壁清野”不是吹的，“地道战”“地雷战”也不是吹的，都是有现实基础的。当然不是说 每次都能成功，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共产党军队对保护老百姓免遭日军祸害想尽了办法。而且这些办法也是有效的，决非那些诬蔑说的那样扔下老百姓自己一走了 之，放任老百姓给人杀。至于损失，当然有，但是与正面战场相比真的多很多吗？1942年冀中51大扫荡算是残酷至极了，杀死抓走5万群众。可是正面战场南 京失守后，一杀就有30万人受害，是51大扫荡的6倍！蒋介石炸开黄河大堤，一下子就淹死近百万老百姓，相当于20个51大扫荡！几年后河南因为炸堤的后 遗症发生大旱灾和蝗灾，饿死老百姓数百上千万！在这些天文数字面前，游击战给老百姓带来的损失简直忽略不计。）

“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结束语

“在共军方面，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例如在行军中，有人摘了路旁树上的梨子给在押的俘虏，俘虏拒绝接受，并说农民的东西不能随便吃。”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449页

（评：共军战士，就连当了俘虏之后都严格遵守纪律。再看看国民党吧。）

“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枝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只要有机会，他们（作者手下的国民党士兵）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乾净。”

——[美]黄仁宇：《黄河青山》

“军纪不良，民众逃亡。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强奸掳掠，军行所至， 村社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到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

——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报告书(1938年8月7日)，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697页

“3.战斗军纪废弛：

(A)六月三日，长沙疏散时，各级宫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摘自《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64页

（评：现在居然有人说共军不如国军爱护百姓，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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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见：http://history.m4.cn/2013-04/120489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