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和他的“哲学罪案”

作者：孟昭庚

原载《名人传记月刊》, 2012年第2期

杨献珍对人说：“1959年，是我闯祸的一年，‘闯祸的根源就是一次谈话。”他批评了1958年“大跃进”和“浮夸风”、“共产风”，说“这叫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花子主义”。他还“不识时务”提出“合二为一”“对抗”毛泽东的“一分为二”。1967年9月，71岁高龄的杨献珍第三次入狱，八年后出狱，又被流放到陕西三年。1978年底，他接到中央组织部的平反通知。

一

　　杨献珍，1896年7月24日（农历六月初三）生于湖北郧县安阳镇一个家境贫寒的手工业者家庭。父亲给他取名奎廷，表字献珍，成年后以字代名，成了举世皆知的大名鼎鼎的杨献珍。

    杨献珍自小在乡间私塾半工半读，13岁那年，父亲七拼八凑，好不容易才筹得一笔钱，将他送到县城高等小学读书。杨献珍不负父望，刻苦攻读，学业长进，仅用3年时间便从县高等小学毕业，报考郧山中学，居然榜上有名。两年后，他因不满郧山中学教学的古板守旧和校长的腐败无能，毅然辍学前往省城报考新学堂——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并被录取。

　　青年时代，杨献珍博览群书，他读克鲁泡特金，也读尼采，但更多的是在研读陈独秀、李大钊的文章。受五四运动的洗礼，他的心灵深处

　　萌发了革命意识。1920年，杨献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留校任教，讲授英文，时年24岁。

　　1925年，29岁的杨献珍被省教育厅任命为省立第八中学（现郧阳中学）校长。省立八中前身是他的母校郧山中学。然而，原校长仁×，因有地方恶势力的撑腰，拒不交权，使得新校长举步维艰。第二年暑期，杨献珍赶往武昌，他要向省教育厅讨回一个公道。就是这次省城之行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杨献珍一到武昌便听到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消息。不久，北伐军占领了汉口、汉阳，直逼武昌。国民革命的胜利使杨献珍忘掉了郧山中学的烦恼，他决定留在省城等待迎接北伐军。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11月，杨献珍在这座革命城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鄂西北第一批中共党员。

二

　　1927年5月，杨献珍在中共武汉市委机关第一次见到年长他3岁的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作了长时间的交谈。当时，杨献珍的公开身份是汉口湖北第二中学训育主任，在党内担任该校的支部书记及武汉第三区委委员。当时的毛泽东神情悒郁，心事重重。这一年的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举起屠刀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依然认为革命必须依靠国民党，毛泽东武装农民的主张被陈独秀否定，陈还写文章批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毛泽东向同志们宣讲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不少人对此反映冷淡，而杨献珍则是热心的听众之一。他热心支持毛泽东的观点，这当然令毛泽东感动。

    “四•一二”大屠杀的血迹未干，汪精卫又于7月15日在武汉三镇发动清党。8月24日，中共武汉第三区委的驻地被军警包围，正在开会的杨献珍被反动当局以“共产嫌疑”之名逮捕，投进武昌第一模范监狱，这是杨献珍第一次坐牢。

    经中共地下组织的积极营救，杨献珍于1929年9月被无罪释放。出狱后，受党的委派，杨献珍前往上海，在中央文委领导下的沪滨书店任编辑，以书店为掩护出版马列主义的译著及其他进步书籍。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研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为以后成为哲学家积累了知识基础。

　　1931年初，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中共北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4月，杨献珍受中央派赴天津等地开展华北政治情报工作，负责营救中共顺直（河北）省委被捕的同志。

    杨献珍化名杨仲仁来到天津，得知陈原道、安子文、周仲英、刘亚雄等共产党人被捕，关押在天津公安局看守所，法院还未正式受理案件，尚未定案，正是营救的好机会。

　　就在杨献珍离开上海北上天津的那当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与顾顺章一起工作的陈赓在上海处境困难，便奉中央之命赴天津，与杨献珍一道共同完成中央所赋予的任务。陈赓比杨献珍晚两个月到天津，杨献珍向陈赓报告了营救被捕同志的情况。7月的一天，杨、陈二人见面，约定于次日清晨5时碰头，由杨领陈去国民饭店同刘少白议事。

　　陈赓虽然比杨献珍小7岁，但已是一名久经风雨的革命者。自1928年起，他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3年的地下斗争练就了谨慎周密的工作作风。7月25日那一天，杨献珍和陈赓一前一后赶往刘公馆，走在后面的陈赓一眼便发现刘公馆大门两面有“蹲坑”的特务，在他正要拉杨献珍离开时，杨却举手敲门……陈赓一看情况不妙，便机警地脱离了险境。

三

　　这是一座专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对外名叫“北平草岚子监狱”，对内称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许多共产党要犯如薄一波、殷鉴、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刘锡五、魏文伯等人都被关押在此，这是杨献珍第二次坐牢。

　　在漫长的被监禁日子里，这些共产党人意志如铁，视死如归，经受住了严刑拷打。他们秘密建立了狱中党支部（薄一波、殷鉴先后任书记，杨献珍任支委），千方百计与敌人作斗争，粉碎敌人一个又一个的阴谋，他们曾集体绝食7天，逼得敌人让步，将他们脚上的大铁镣改为中号铁镣和小号铁镣（大号铁镣12斤、中号6斤、小号3斤），他们“把敌人的监狱变成学习马列主义的党校，”由杨献珍担任学习委员会负责人。狱中没有学习资料，他们就用高于市场的价钱，托看守把报纸和外文版的马列著作买进来，杨献珍负责将这些书刊翻译成中文供难友们阅读。

    为了能少受干扰，静下心来搞翻译，杨献珍主动向狱方提出去监狱一隅的专门关押患肺结核和其他传染病的监号去照顾这些病犯。

　　在隔离狱室杨献珍带着脚镣，翻译了一本又一本英文版马列著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与战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列宁主义基础》，还有《共产国际通讯》等刊物上的文章。

　　30年前，有一本在当时很流行的描写中国共产党人在北平草岚子监狱里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小说——《草岚风雨》，小说中的颜季仁的原型就是杨献珍。

　　狱中党校办了4年之久，杨献珍为办好狱中党校作出了重要贡献，多年后，许多当事人还十分怀念他。

　　1936年9月24日，杨献珍等几十名狱友，经党中央运用特殊方式营救而走出监狱。一个月之后，杨献珍等随薄一波前往山西，对阎锡山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四

　　1940年，杨献珍被调任中央北方局秘书长，并在中央北方局党校讲授《联共党史》。1942年2月，杨献珍出任中央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兼教务主任。

    中央北方局党校校长先由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兼任，朱德回延安后，则由副总司令彭德怀兼任。从此，杨献珍开始了他那漫长的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和党的教育工作生涯。

　　在此期间，杨献珍不仅为培养党的干部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关心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建议文艺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根据地群众的对敌斗争。

　　1943年春天，当时在他领导下的中央华北局调查研究室的干部赵树理从调查研究中根据真实的事件创作了小说《小二黑结婚》。杨献珍仔细地看了这篇小说稿，觉得很不错，就送给彭德怀夫人——北方局妇委书记浦安修看。

    浦安修出身书香门第，是位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大学生，文化底蕴深厚，政治水平也高，且在文艺上也很内行。她看了小说稿后很高兴地将它交给彭德怀看。彭德怀在戎马倥偬中挤出时间一连读了两遍，禁不住拍案叫绝。随后《小二黑结婚》的书稿便由彭德怀转交给太行新华书店去付印（笔者注：那时的新华书店，集图书出版、发行于一身）。哪知，新华书店的一位好心的负责人却认为小说将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干部写成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新恶霸，是暴露解放区的阴暗面，是在给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抹黑，担心出版后会导致不好的社会影响，让赵树理将小说中那两个村干部金旺、兴旺的形象抹掉。赵树理不同意作这样的修改。

　　《小二黑结婚》久久不能出版，杨献珍亲自去找彭德怀反映这一情况。彭德怀听后很气愤，就随手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像这种从群众调查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以示支持。这个字条，由彭本人亲自交给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托他直接交给新华书店。这样小说才得以出版发行。据说，这是彭德怀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为一篇文学作品题词。可以这么说，若不是当年杨献珍满腔热情地扶持，赵树理的这篇传世名作极有可能夭折或流产。

五

　　1944年12月初，杨献珍奉调赴延安任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处长兼任二部主任。同时1945年4月，他作为华北地区党的候补代表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杨献珍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副校长。1948年夏，杨献珍调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筹办中央马列学院，杨献珍同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在西柏坡附近的李家沟选定了学院校址。马列学院正式成立时，第一任院长由刘少奇兼任，副院长为陈伯达；杨献珍任教育长，兼授世界近代史。1949年进京，仍在中央马列学院任教育长，1953年任副院长，1954年任党委第一书记，1955年4月任院长。1955年8月1日，中央马列学院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杨献珍任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这个“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就是今天的中央党校。同年，杨献珍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即院士）。1956年9月，杨献珍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不久递补为中央委员。

    5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是杨献珍人生的黄金时期。他浑身有使不完的精力，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中国共产党是个大党，领导着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建设社会主义，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必须用正确的理论作指导，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是中共的最高学府，责无旁贷地肩负起这一重要任务。杨献珍致力于办好中央高级党校，使中央高级党校继承延安中央党校的优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他要求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强调世界观、方法论、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的一致性，并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教学方针，得到中央赞同。

　　在这一期间，他坚持给学员讲课，特别是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文章和著作接二连三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和出版，在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1955年5月，《哲学研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中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文章，明确地提出了“单一的经济基础论”，即我国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只有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经济。

　　这一观点，1952年时就有人提过，哲学界就此争论热烈，但都局限在课堂上和讨论会上，见于报刊这还是第一次。杨献珍认为这一观点失于偏颇单纯，愿望是美好的，但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因为讲课遇到了这个问题，为了详尽地表述自己的观点，杨献珍针对《哲学研究》上的文章赶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讲课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提出了“综合基础”理论。他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有五种：一、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乃领导成分）；二、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三、个体农民所有制；四、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五、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些观点都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所阐述的，并为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所确认的。这一讲稿未公开发表，只打印了几份送交上级机关过目审查，然而却被上级机关不打一声招呼即将它列为内部批判材料。杨献珍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篇仅是用以讲课、且观点又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稿子，10年后，在围攻“合二而一”时竟遭到了一连串的公开的点名批判和攻击，把它说成是“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是“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等。1970年康生、“四人帮”的御用工具之一的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组”更是进一步罗织罪名，把它说成是“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动理论”；说它是“唯生产力论的变种”；说它要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平衡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一视同仁地为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也要为资产阶级服务”等等。在“四人帮”倒台后，还有人说这篇讲稿“是为刘少奇的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右倾主张立论”等。

　　被人称之为理论恶霸的康生，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1957年起中央让他分管中央党校的工作，是中央委员杨献珍的顶头上司。也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在中央党校内康生以“太上皇”自居，摆出“党内理论权威“的架子，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为了控制党校，他将自己的老婆曹轶欧安插于校内，希望她能步步高升掌握大权。谁知杨献珍却处处成为曹轶欧的绊脚石，杨的学生们甚至敢于辱骂曹轶欧是“最无聊的女人”。康生、曹轶欧夫妇对杨献珍怀恨在心，一直寻机报复，不时地向毛泽东打杨献珍的小报告。

　　根据多年党校工作的经验，杨献珍认为既然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那就应该使干部通过学习马列经典著作，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学习毛主席著作。在中央高级党校工作的康生老婆曹轶欧则按康生指示，在党委会上提出党校编的学习书目没有按“毛马恩列斯”排列是错误的，指责杨献珍“轻视毛主席”。杨献珍回答道，按马恩列斯毛排列是客观事实，不能用压低马克思来抬高毛主席。这就给了康生整治杨献珍提供了一个很硬的借口。

六

　　杨献珍对人说：“1959年，是我闯祸的一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关在监狱整整八年。从监狱放出来，又被流放到陕西三年，闯祸的根源就是一次谈话”。

    杨献珍起祸的原因是1958年“大跃进”和“浮夸风”、“共产风”。

　　1959年杨献珍到河南等地考察了大跃进，越考察越感到忧心忡忡。6月12日，他在接见河南省委党校及抚顺市市委党校参观组人员时，实在忍不住了，便作了一篇题为《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的谈话，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给予严肃的批评：

　　“……有的地方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胆量等于产量，思想等于行动，这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弄虚作假总不能算做唯物主义吧！……某地的三关庙乡，被称为‘哲学之乡’，他们在大办钢铁时提出的口号是‘超鞍钢、超美国、超苏联’。这个在近几年内要实现‘三超’的思想基础，到底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钢铁、粮食都是硬东西，说假话办不到，钢是一吨一吨炼出来的，粮食是一颗一颗长出来的。孙悟空拔根毫毛一吹要啥有啥，这本领已经失传了，没有地方学了。社会主义不是靠吹牛得来的，而是靠一点一点用劳动建设起来的。不能虚报的受奖，说实话的插‘黑旗’，要是这样的话，我看这种‘黑旗’比弄虚作假的‘红旗’还好得多。”（见《我的哲学“罪案”》第113~115页）

　　杨献珍继续说：“‘共产风’，事实上是反共产主义……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除了一双筷子一个碗是自己的，其余东西都是公家的’。这叫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化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化子还穷！叫化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见《我的哲学“罪案”》117页）

　　接下来，杨献珍又不知安危地发表了绝对不合时宜的另两篇讲话，即《离开唯物主义是危险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杨献珍对浮夸风深恶痛绝，在那个“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浮夸年代，表现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品格。他说：“在某些怪事中，现实主义占百分之一，浪漫主义占百分九十九。定指标能按浪漫主义办事么？怎么能以写诗的构思来定指标？”（见《我的哲学“罪案”》第142页）

    杨献珍不仅批评“大跃进”，他还讲起了哲学的问题，他认为，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假，哲学尤其如此。真理就是真理，谬误就是谬误，这中间不能有丝毫的看风驶舵和察颜观色。因此他从不说违心话，更不说假话，但他讲的却是一通最犯忌的话语。

　　针对有些人把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对立起来，认为读马恩列斯的著作，就是“轻视毛主席的著作”、就是“厚古薄今”的那套谬论，杨献珍很生气地发了一通议论。他说：“我曾指责过那种学哲学，只许学《实践论》、《矛盾论》，多一点也不许学，把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也叫做厚古薄今的作法。去年《人民日报》的文章讲，厚古薄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难道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有的地方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实践论》对立起来，即前者不许讲，只能讲后者”。不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两论”也很难理解得透彻深刻。（见《我的哲学“罪案”》第144~145页）

　　杨献珍这三次的讲话很快被人整理打印送往康生手中，康生又很快地将材料送给毛泽东，而杨献珍对此竟浑然不知。毛泽东阅后“龙颜大怒”，告诉周扬：“杨献珍是反对我的。”

七

　　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会议上向毛泽东递交《意见书》，对大跃进提出批评。8月，杨献珍赴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在这次会上被定为“反党集团”头目，杨献珍大为吃惊，这时才感到灾难即将临头，他6月12日的那篇讲话和另外两次的讲话记录稿，也已被康生作为重要反面教材而大量印发给与会者。11月初的一天晚上，康生打电话将杨献珍叫去，核实他三次讲话的内容。第二天，康生到中央党校召集除了杨献珍这个党委第一书记以外的校党委全体成员开会，宣布杨献珍“反对三面红旗”，随即责成他检查，布置对他进行批判。康生借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模式，把杨献珍跟彭德怀挂在一起，为杨列定了令人胆寒的罪状：“杨献珍配合彭德怀，一文一武，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一唱一和，疯狂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11月22日，康生、陈伯达找杨献珍谈话，责令他继续进行检查。12月9日，杨献珍被解除中央党校校长职务降为副校长，不再过问校政，但继续担任讲课任务。

　　杨献珍一次又一次地检查总是通不过，直到1960年2月，身为中共中央委员的杨献珍，在被迫写下“向党低头认罪”的保证书后，康生这才批准停止对他的批判。

　　1962年6月，杨献珍“右倾”问题得到甄别平反，中央党校为他召开了甄别大会。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因反对大跃进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他发誓说，不弄通政治经济学死不瞑目。经毛泽东同意，他可以作为中央党校特殊学员去中央党校听政治经济学课。

　　罢官后的彭德怀住在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挂甲屯离中央党校很近，骑自行车只需十几分钟就到。彭、杨二人早就是挚友，这样就可以公开往来。杨献珍常到吴家花园去看望彭德怀，并指派他的学术秘书王哲民为彭当学习辅导员。王哲民当时很年轻，三十岁出头，对彭、杨都十分敬重。“文革”中，这位年轻的秘书大祸临头，被指控为“两个反党分子的牵线人”，被开除党籍携一家老小发配到河南农村。

八

　　无论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都不是毛泽东和杨献珍的发明，都是他们从中国古人那儿借来的。

　　“一分为二”，是毛泽东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64个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谈到的。他说：“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规律，这就是辩证法。”

　　1961年11月7日，杨献珍在给中央党校学员讲课时，首先讲：“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他先引用列宁《哲学笔记》中斐洛的话：“因为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在把它分为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暴露出来了。”接着补充道：“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的文章中，一开头就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这就是“一分为二”。杨献珍又讲到“一分为二”在中国，典出于宋朝哲学家朱熹《朱子类语》一书。朱熹在那本书中写道：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

    1964年4月3日，杨献珍给中央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听课人很多，除学员外还有一些教职工。讲课的题目为《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去做工作，在实际中尊重辩证法》。这是他花了许多时间和心血认真编写的讲稿。

    也是在这次讲课中杨献珍第一次提出“合二为一”的概念。

　　“合二为一”这一哲学概念，是杨献珍读明代思想家方以智所著的《东西均》一书时捕捉到的。当时杨献珍倒也着实感叹一番，古代思想家还懂得什么叫矛盾，而现在有些哲学家却连这一点都不懂。于是他在讲课中提到方以智的“合二为一”。他说，什么叫对立统一规律？中国有句老话叫“合二而一”。“对立物的统一，意即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或矛盾构成的，不是铁板一块。‘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二本于一。’中国语言中把物叫做‘东西’，说明事物本身就包含着正（东）反（西）”。日常生活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合二为一”法则的表现，任何统一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的统一体不就是“合二为一”吗？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为一”的。只提“一分为二”，不提“合二而一”，是只要斗争性，不要同一性。只讲斗争，不讲团结，这是掩盖辩证法的全面性。他强调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面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就是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来做工作，学会两条腿走路。所以必须在对立统一中把握对立面。“例如，必须在取和予的统一中去把握取，取时不要忘记予。要在购和留的统一中去把握购，购时不要忘记留。……强调集体利益时，不要忘记个人（社员）的利益。……强调不断革命时，不要忘记了革命发展阶段论”。同时，他还列举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量实例，用以说明毛泽东在实际工作中是如何尊重辩证法、唯物论的。

　　因为当时杨献珍发觉毛泽东只强调事物的“分”，而忽视了事物的“合”，不便明确地表示要对“一分为二”作补充，所以只能用上面的方式曲折地表达。“合二为一”就是这样提出来的，他的善意是很明白的，哪里有丝毫的“恶毒”之心呢？但是谁会想到，塌天大祸正等着杨献珍。

　　杨献珍的这次讲话篇幅长，观点突出，是对以前那几次关于“一分为二”的讲话重复与补充。中央党校的两名年轻教师，一个叫艾恒武，一个叫林青山，二人合作，就“合二为一”问题合写一篇文章。几经修改，定名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学习毛主席辩证法思想的体会》，投寄《光明日报》，《光明日报》于5月29日刊出了此文。康生看到此文如获至宝，认为这是跟毛泽东“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唱对台戏，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哲学”。他要顺藤摸瓜，进一步揪出艾、林的后台杨献珍。

　　康生立即组织人马写文章，在全国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合二为一”的高潮。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文章，点名批判68岁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1959年之前为校长）杨献珍。杨献珍是建国后，头一个被在《人民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的在职的中共中央委员。

　　康生下令中央党校停课，集中全力批判杨献珍、批判“合二为一”。到1964年年底，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发表批判文章五百多篇，而中央党校则天天专题批判，日日轮番轰炸。这场运动一直持续了8年之久。受“合二而一”一案株连的仅在中央党校就有154人，有不少人被残害致死。

九

　　仅仅批判“合二而一”康生还嫌不够。康生欲置杨献珍于死地，他把杨献珍三个著名的哲学理论——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关于“合二而一”（对立面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文章概括为“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或“三次大论战”，血口喷人地说杨献珍是“三次大论战的罪魁祸首”，犯了“弥天大罪”。1964年7月24日，康生作出指示：“党校的斗争，从‘合二而一’必然要向另外方向发展。理论上一定会发展向‘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去；政治上一定会发展到1959年杨献珍的讲话问题和1962年的翻案风问题上。还有党校的办校方针，对待毛主席著作的态度问题……”

　　早在1958年，康生准备就“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向杨献珍开刀。杨献珍不无感慨地说，多少年来，唯心主义盛行，精神先于一切，同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宣传不无关系。

　　在这里必须一提的是，杨献珍关于这三个问题的文章，仅作为内部讲课稿写出，当时并未发表。在1959年批判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64年批判“合二而一”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他进行口诛笔伐大批判时，他的发言权被彻底剥夺，没有发表文章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自由权利。关于杨献珍这三个理论问题的言论最早在报刊上出现，是由批判者用断章取义和移花接木（甚至无中生有）的手法，从杨献珍的文章中摘取其部分言论，在报刊上公布，并对他进行所谓的“批判”——肆意诬陷。那时，广大人民群众谁也没看过杨献珍关于这三个理论问题的原文。

十

　　1965年9月，杨献珍被罢掉在中央党校的一切职务，逐出校门，“调”往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转眼之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70岁的杨献珍更是在劫难逃。随着一批批走资派被打翻在地，他的罪行更一步步加重——他成了一切“牛鬼蛇神”和“反动派”的理论帮凶，成了一切“错误路线”的代言人。

　　1967年5月18日，杨献珍被中央党校的造反派们从哲学研究所揪回中央党校，被戴上“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高帽，脖子上挂着沉重的铁牌子游街示众，然后将他推上批斗台，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亲自操纵批斗大会。杨献珍此时已71岁了，年迈体衰，哪里经得起折腾？但是批斗者们高声朗读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语录，将杨献珍掀翻在地驾起“喷气式飞机”，又强令他下跪向革命人民请罪。

　　杨献珍在北京红霞公寓的住所被抄家，“造反派”打得他在社区院子里四处爬走，街坊邻居团团围住观看，昔日的大哲学家颜面扫地。康生、江青一伙实在是作孽呵！杨献珍的母亲（继母）已是年近百岁的老人，因无处存身，在贫病交加中惨死。杨献珍白天被批斗、游街示众，晚上在中央党校造反派私设的公堂里继续受审。

    1967年9月23日夜晚，杨献珍已经睡下，被专案组来人叫醒，向他宣布：“中央决定对你实行监护”，然后被几个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押上囚车，送进北京郊区的白庙监狱，关进一间狭小、阴暗、潮湿的屋子里。原来“监护”就是进监狱！这是杨献珍第三次的牢狱之灾。

　　在监狱的提审中，他才知道他这次被关押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外，他还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这旧案重提，也是康生搞的鬼。当年杨献珍等人出狱，康生完全知道怎么回事。于光远先生曾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说，1948年他跟随康生在山东渤海地区搞土改，一次散步时康生就讲过薄一波、杨献珍、安子文等人出狱是经中央批准的。可在“文化大革命”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康生，为了打倒刘少奇，就捏造了刘少奇“招降纳叛”、网罗“叛徒集团”的罪名。由于监狱的恶劣生活环境的折磨，杨献珍的身体垮了。几十年前在国民党监狱里染上的、潜藏在体内的结核病毒发作了，他病倒了。他的喉头、胸壁和颈椎三处患了结核，疼痛难忍，他多次请求狱方和专案组给予治疗，但这些人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他颈椎溃烂，喉部穿孔流脓，连一滴水都咽不下去了，专案组才于1972年春送他到医院治疗。好心的医生得知病人竟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杨献珍，便冲破阻力，举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语录牌，为杨献珍做了颈椎结核病灶清除手术，取下坏死的一节颈椎，又换上他自身胯骨处一块骨头用钢丝固定。病情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因过多服用链霉素等药，造成严重的药物中毒，杨献珍患上了失聪和头晕的后遗症。

　　1975年5月19日上午，杨献珍又一次被“提审”，他被告知要从北京白庙监狱转移到外地去。当晚由中央专案组派人将他押上火车，押送到陕西潼关。1975年5月20日晚上，也就是杨献珍被押解到潼关的当天，专案组向他宣布了“中央”的决定：解除监护，恢复自由，安置潼关，等候中央结论。

　　一个月后，专案组派人到潼关，向杨献珍宣布了专案审查小组作的《关于叛徒、里通外国分子杨献珍的审查结论》，正式决定“开除党籍、安置陕西，度过晚年……”杨献珍看后气愤至极，他拒绝在《结论》上签字，并写了申诉书。

十一

　　杨献珍得以走出监禁之地重见光明，是和胡耀邦的努力分不开的。胡耀邦于1977年10月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日常工作，不久又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之职。大刀阔斧地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杨献珍的平反工作就是由胡耀邦亲自督办而顺利落实的。

　　1978年年底，杨献珍接到中央组织部的平反通知，由流放地乘特快列车回到北京。这一年他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了，一个月之后，他就被聘为中央党校顾问。半年之后（1979年6月），他被邀请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8月4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杨献珍获得彻底平反，推翻强加在他身上二十多年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辞。

    可惜杨献珍失去的宝贵光阴实在太多，解放前坐了8年国民党的监狱，解放后又在康生一伙制造的冤狱里坐了8年牢，接着又流放3年，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全靠坚强的信念支撑着年迈之体。

    杨献珍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他珍惜重新获得的生命，手中笔在辛勤地耕耘着，新作不断问世，陆续刊登于中央级报刊、地方省市级报刊和一些大学的学报上。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我的哲学“罪恶”》一书，成为抢购一空的畅销书。

　　1982年9月，杨献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他作为年龄最高的代表（91岁），出席了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历尽坎坷且是病残之身的杨献珍，他的长寿使人惊奇，甚至使人感到有点诡秘。有人以为他一定有祖传的养生秘诀，便问：“杨老，你九死一生，有何养生之道，得以健康长寿！”杨献珍回答很简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