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高考前后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关闭了所有的大学。1970年代中期，中国的大学招收过由单位推荐，不通过考试的工农兵学员。1977年9月，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决定恢复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在新闻里播出。这一年，我23岁，当工人六年半。

得知高考消息后，我非常兴奋，想都没想就报了名，完全没考虑需要时间复习准备。12月10日是高考的第一天，北京下大雪。我和全国570万考生一起走进考场。很多年没有考试了，我既紧张又新鲜。上午考政治，下午考史地，次日考数学和语文，一共四门。考语文时，我一看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就懵了。那时的作文推崇宏大叙事，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当年有什么战斗可写。勉强完成，自然不能满意。

次年，北京市的一篇高考作文传入社会后。文章是这样写的：“再也没有比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更能提醒你已经进入中年了。这是个女孩儿, 皱着眉头哭着。大概她也像门口的那个护士一样,不相信这个挎着书包、满脸胡茬儿的人就是她的父亲吧。”…. 随着“考试的日期一天天近了，我的孩子也一天天快要出世了。如果不是别人在图书馆里找到我，别说孩子出世，就是孩子她妈住院了，我都不知道。当我冲进病房时，差点把阻拦的护士撞了个跟头。我站在这婴孩面前，那种惊喜和惶恐的心情是每一个第一次做父亲的人都可以理解的。但我站在这疲惫的母亲面前的另一种心情却是别人没法体会的。在这一年里，我干了些什么呢？别说当个好丈夫，更不要说当个好爸爸了。我捏着自己油污的帽子，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应该干点什么呢？‘‘什么也不用你了，’她吃力地张开苍白的嘴角，‘你去温书吧。’”这篇作文写得很个人，显然不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难怪引起评卷老师的激烈争论。

作文被《北京日报》全文发表后，我惊讶地发现，作者竟然是阎阳生！

阎阳生是我工厂女友胡君的朋友。1975年左右，从胡君那里，我得到了阎的小说《柳江》。小说抄在格子纸上，故事是“我”与一个名叫柳江的女孩子在广西柳江的恋爱故事。此前，我从未读过任何间接或直接认识的人写的小说，更不必说恋爱的小说了。过去总觉得中国文字美在唐宋，1949年之后写的或容许我们读的，要么文字粗陋，要么风格剑拔弩张，但阎的文字以及叙事风格再次让我感到现代中文之美。读完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虽然他们的恋爱导致柳江受到处分，但真羡慕他能写，如果和他组成文学社该多好！” 我的日记写在一个蓝色缎面的本子里，本子是离开五七干校时，一个好友送的， 她在第一页上写了革命的豪言壮语。

胡君自己也写东西，大概70年代后期，她开始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后来从网络上得知，她著有中篇集《心里有事》、长篇小说《恋曲》、《粉身碎骨》等。还因《后顾之忧》获得《十月》文学奖，北京市建国45周年文学奖。我很羡慕会写的人，自己也很想写。1980年代初，在大学的诗画会上，我尝试着写了几首狗屁不通的朦胧诗，现在读了还脸红。1990年代末，我开始弄文字，才知道那是一件怎样累人伤心的事。无论怎样，我一直觉得写字的种子是胡君和阎阳生播下的。

1977年的分数线是“社会生“需要260分，在校生320分。资料统计显示，1977年，全国共录取27.3万人，录取率为4%，我没考取。阎阳生的数学考了94分，理化87分，但只被非重点的建工学院录取。据说考试前，他听说老三届高考只是陪衬，为了能上学才冒险地写了非宏大叙事的作文。虽然老三届并非如传说的那样是陪衬考试，但即使考分再高，也不被重点院校录取。我认识的陈君是文革前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1977年北京高考分数的第三名，但只被北京市师范学院录取。

1978年春节，我母亲带我去参加同学聚会。聚会时，大家都在谈高考。当着众人的面，我母亲要我再考。我对她说：“文革前，我只上到小学五年级。文革十年，我的上面有小学六年级到高中的毕业生，下面有1971年到1977年的初高中毕业生，他们都比我学的多，怎么就轮到我考上大学呢？”我当然想上大学，但对考上实在没信心。在日记中，我写下“你不是为别人看法和意见而活着”，却依然顾虑如果考不上，单位的人难免说三道四。可是，我母亲在家里是绝对权威，若不参加高考，在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我只好硬着头皮试试。

鉴于1977年高考的数学成绩最低，我将初中和高中的数学定为学习重点。我开始找教科书，但很难找到。这时，我遇到了小光。小光在同院住了几年，但我们并不认识。他是随母亲嫁过来的，家中有兄弟四人，其中一个是他继父的儿子。那孩子的母亲原是舞蹈队的编导，很有才华。文革中，她以一根丝巾自尽。当时小光在插队，专门请假回来复习。他的时间比我多，也比我灵活，因此我们约定白天他用数学书，晚上我用。比起1977年，我们工厂报考的人数更多了。车间规定上班时间不许复习功课。我私下准许组员干完活儿可以复习，但作为班组长，自己却不能那么做。偏偏磨工又是最后一道工序，每次加工单下来，必是急活儿，我不仅不能利用工作时间复习，还必须带头加班。

每天下班回家后，匆匆吃过晚饭，我就开始复习。在头脑最清醒的时候，我学数学。从四则运算开始，然后是初等代数，几何和三角。我记忆好，很容易就记住数学公式，但逻辑能力差，每遇证明题不知如何下手。所幸女友林君是北京市101中学66届的高中毕业生。虽然十年没摸书本，她解起数学难题依然思路清晰，无论三角还是几何，从未被难倒过。真不愧最好的中学里的最好的学生！我在日记中赞美林君：“因为她聪明而无名利之心，她境遇好而无傲气，她冷静而不冷冰冰，有见识又善良，所以我爱她！”

我另一好友晨也参加高考，他父亲通晓史地，我常去他家复习请教。我母亲的同学黎阿姨为我找了政治复习材料。我一直喜欢读书，复习史地只需整理大纲，重点记忆就行。政治都是套话，完全不成问题（一笑）。我比较担心语文，感觉无从复习，而且特别不喜欢命题作文。

在五个多月中，8小时工作之余，我每晚学到深夜，周日整天学习，终于在高考前自学完成了初中高中的数学课，复习了其他科目。 在日记里，我写道：“天才出于勤奋，聪明来源于积累”。“上海市70届学生郑伟安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经过自学达到研究生水平。 每天学习10小时太不容易了，我要在古汉语上下功夫，能考上大学当然好，如果考不上就借大学教材自修，一定要摘掉文盲的帽子。”

翻开那时的日记，除了自我鼓励，更多是对自己的不满，高考复习却未占据很大篇幅。在那个蓝缎面的本子里，我零零碎碎地记下同事的故事，对爱情的渴望，与母亲的矛盾，甚至还有看话剧读期刊的体会。其中的一天，在看了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作品《雪原谱》之后，我激情地写下：“当我第一次看到你，在我心灵中引起怎样的感觉。我突然想起在小穗那儿看到的美国摄影杂志，那上面有你的孪生兄弟。你们都是月光照耀下的雪原，所不同的是，那副照片里只有一些细小的冬草，对着月光欣赏着自己的风姿，而你却是高大的松树，落叶的白桦。在他那里，有一道道风吹过的积雪痕迹，就像水面的波纹，神秘地向外伸展，伸展 ….你虽然没有水波纹，但却是树影清晰，那独立的影，那集体的影，那高大的影，细小的影，树根的影和树梢的影，山峦的和山脚下的，啊，多么逼真。我听到了什么，静一点吧，窗外的知了，我听到圆润的号声，在雪原上回荡，含着淡淡的忧愁。”读着这些幼稚真诚的文字，不禁感叹，年轻真好！那么紧张忙碌，居然还留下了这许多的闲笔。

1978年7月20日，高考开始。第一天上午7点半到9点半考政治，下午2点半到4点半考历史。 次日考数学和地理，最后一天考语文和外语。我被分到邮电学院考场，从住家到考场单程骑车一个小时左右。那时的邮电学院，教室设施宛如一个中学。教室里四五排小课桌，翻开桌面才能放书和个人用品。在教室里坐下，我感觉挺紧张。不久，监考老师拿了试题进来，开始宣布考场纪律。我可以断定，那时几乎没有人想过要作弊。等待发卷子时，我紧张得能听见心跳。拿到卷子，一开始答题就不感觉紧张了。考完后，我冒着酷暑，骑车一个小时回家。吃完午饭，稍事休息，再骑一个小时回来参加考试。为什么回家吃饭？我想因为考场附近既无饭馆，也无休息之处吧。

第一天，我考得很顺利。次日考数学，数学的卷子是文理一样，但标明文科考生只做前面80分的题目。我提笔做下来，被一道三角证明题难住了。我先将能做出的都做了，再看那道题还是解不出来。脑子一片混乱，交卷时间已经到了。骑车回家，一路上，我都在想那道题。后来我拿着那道数学题问林君，林君看了说，“考试前几天，我还给你讲过这道题呢？“（真郁闷）

那天中午到家后，母亲焦急地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考得不好。母亲特意烧了红烧肉和鸡蛋，但我没胃口。我对母亲说先去躺了一会儿，母亲坚持要我吃个鸡蛋，我没吃就躺下了。在床上混了一阵，也没睡着，昏昏沉沉地起来，心情很坏。我对母亲说：“不想再考了“。母亲一听急了：“无论如何，你都要考完！”我听了母亲的话，骑车去考场。下午地理考得很顺利。次日考语文，我在翻译古文上花了不少时间。再看作文是缩写，题目是“速度问题是政治问题”。唉，又是政治挂帅了，又是我最不擅长的。下午的外语考试不记分，我未学过外语，可以不考。

高考之后，虽然我每天还是照常上班，心中却多了期盼和焦虑。每时每刻都感觉时间过得慢，也不时地会想如果考不上怎么办？神不守舍地过了一个多月，分数线下来了。我考上了！在当天的日记上，我写道：“文科录取线是340分，理科是350分。高兴极了，我怎么也没料到考了360分，但似乎少了一点，如果再多十分该多好。” “多么动荡的一个月啊，焦急，惶恐，等待，灰心，惊喜，疲劳。体检，又是等待。真希望能上大学。…并非我是想投入竞争场合，但我知道必须这样，因为我必须自立。我感到内心极度幸福，说的确切些，不仅是幸福，而是一种得意。我，一个在别人眼中有某种看法的女孩子，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站起来。还要感谢你，我的母亲。我真幸福，不敢相信，我进大学了！上帝啊！我进大学了！！！”

为了庆祝和答谢，我到莫斯科餐厅请朋友吃饭，花掉了两个月的工资。激动之后，我母亲开始担心我被外地的学校录取。那时人们对学文史心有余悸，考文科，除却文史，可报的专业真不多。我报北大考古系为重点院校第一志愿，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为非重点的第一志愿。为了考上，我还报了几所外地院校。我母亲说：“好不容易调了回来，你居然报外地学校？” 她急着带我去主管部门询问。结果是 分数不够上重点院校，只能上北京市院校。后来得知，我的史地政治都在七八十分，语文差一分及格，数学竟然得了75分！

据统计，1978年报考人数为610万，最后录取40.3万（含后来降低分数线扩大招生的部分）。被录取的很多人都是在工作岗位上考大学。我的大学同学毛胜英当时在印刷厂工作。他回忆：“我徒弟愿意顶替我工作，但我不能在车间里公开看书， 只能去公共厕所复习。我们车间主任是女的，进不了男厕所，就在厕所外骂我。”我一直以为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基础比我好很多，但他们回忆：“上小学就是写大字报，活学活用，学工学农，背白灰沙子作土坯砖挖防空洞，学黄帅批林批孔，学张铁生交白卷，一个运动接一个，和学习没关系。“一位大学同学还回忆上中学时在西单挖防空洞，不经意挖通了西单百货商场的地下仓库，里面有很多糖果，学生们不仅大快朵颐，还塞满裤子口袋。十年的教育荒废，即使如人大附中那样的好学校，1978年的录取比率都低得不可思议。当时的北京15中学，文科只有一人考取。第35中学的600个应届毕业生中，7-80人考文科，只有两人被录取。对于很多“社会生”而言，改变现状和命运是参加高考的最大动力，但应届高中毕业生又何尝不是？1978年高中毕业若考不取也面临着去农村插队。

高考复习同伴中，我考上北京经济学院，晨考上北京工业学院，小光考上军医大学，去了上海。录取后，我和母亲一起看学校。看到它只有一栋教学楼，与我想象中的大学差距很大。开学前，我被招去开会，被分配当班里的文艺委员。据同去开会的同学回忆，当时召集会议的是系支书和班辅导员。这两位给他的感觉是很像街道工厂的党支书和团支书，吃政治饭的，开的玩笑也比较粗俗，让人失望。当然，所有的不满都被上大学的喜悦抵消了。上大学后，我戴着校徽走在街上，乘公共汽车，常常遇到羡慕赞美的眼光。虽然有些小小的虚荣，但幸福和激动是不言而喻的。 

我的录取几无悬念，但我大学班的同学却不尽然。同学毛胜英的母亲白虹是三十年代上海的知名歌星。因江青不愿意人知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从影史，很多同代同行在文革中都被关押。据毛胜英说他母亲本分老实，除了会唱歌，说话都说不全乎，不知哪个人屈打成招牵连了她，也被关押。得知上了高考分数线，他母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还未做结论，毛胜英一直担心不被录取，直到开学一周后，才放下心来。另一位同学阮森平因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政审未通过，开学一个月后，才来学校报到。

此类事并非孤例。出国后，我听说一个“老三届”的知青，在1978年高考中，他是南方某省的几个顶尖的考生之一，但却未接到录取通知。他找到“省招办”，“省招办”查了档案，道歉说“工作中的失误”，分配他去某个师专。后来他听说“不录取”的真实原因是他的档案里有什么“材料”，而所谓“失误”不过是掩盖政治歧视的托辞而已。其后十年，这档案中的“材料”如附骨之蛆，每当升学，分配工作就会发作。他不得不告别故土，出走海外。

1978年10月，我到北京经济学院上学。彼时经院的校舍依然被侵占，宿舍，图书馆，教学都在同一栋楼里。绝大多数同学走读，我因家远分到了宿舍。除了校舍设备匮乏，教材，课程设置，师资也与高等教育名实不符。我是经济管理第一届学生，但经济管理原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强项，中国的企业也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当时的课程设置有《资本论》，国民经济计划，机械制图等。后来我到美国念企管硕士，发现在中国本科所学的90%都无用。

不仅专业课，连数学，语文这样的传统课也因文革十年荒废找不到合格的师资。第一学期，我们的语文老师读错字，甚至说“锄禾日当午“是李白的作品。同学们忍无可忍把他轰下讲台。据说这类现象不仅我们学校，连北大都如此。听一个小朋友说，她1980年代中期上北大生物系时，老师是现学现卖。国内没有教材，用的是英文教科书，她因此英文提高很快。

虽然当时的教学不尽人意，但上学的机会太难得了！我和我的同学如饥似渴地学习，直到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