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下午，朱学勤教授在天则所做了题为“四十年和二手时间”的学术讲座，他提供了关于时间政治学的一个独特分析框架，将二手时间定位于新的统治者只能在前任统治者的时间里运行，不敢或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手时间。以时间政治学的标准来判断，邓的改革开创了属于他自己的一手时间，但改革在1989年便已终止，以后在改革名义下所发生的种种变化都不能称之为改革。江的三个代表原来有可能开创一个新的时间，但迫于“理论政变”自己怯而止步，而其继任者更是不敢越雷池于一步，江湖时代只能算是邓时代的二手时间。至于当下，那是毛的二手时间。讲座叙述新颖，引发热烈讨论。我对朱学勤教授的演讲作了如下评议：
学勤兄的讲座，讲得非常精彩，我还是第一次听，在40分钟里提供了这么大的信息量，而且“二手时间”的概念非常好。你说了，这样一个观察的视角，你找了10多年，这本书（《二手时间》，[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著）突然给你一个重大启发，启发你对历史和当下有了一个系统性的思考。
时间的概念，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秦晖那本书《帝制的终结》出来以后，开了一个研讨会，请了我们几个人去做点评。我对秦晖的书总结了三个概念，一个是逻辑性，金观涛曾对我说过，他对历史了如指掌，但是对近40年来的改革逻辑始终没有搞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在支配中国的制度演进、变化和发展，最终导致目前的这么一个结局？这个困惑有普遍性，我相信目前这个结局在五六年以前大家谁都没有想到，可能只有少数先知想到了。
第二概念就是时间性，我在2012年写了一篇文章叫“80年代的出场与返场”，其中我提出一个概念，2012年的时候我对未来5年、10年是有一个预期的，这个预期从2012年开始算，把未来10年看作是80年代延长的10年。因为对新的体制的出现还是抱有一个比较高的期待。认为他们都是来自于80年代的改革氛围，积累和承载着与80年代相关的一些记忆，他们是不是有可能把80年代已经中断的改革继续延续下去？这是关于未来10年的概念。
2012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和黎安友有过一次对话，这个对话在《领导者》杂志上发表了，当时在讨论的时候，确定想做一个研讨会，主题就叫“only ten years，只有十年”。那天一个朋友也在，我说他也只有10年，在这10年里如果不能完成新的制度转型，那就让下一代人按照他们的方式去推动中国制度的变化。章立凡在2012年的时候有一个预判，所谓“5年看改、10年看埋”。我在和黎安友的对话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未来10年里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关于时间性的一个基本判断。第三个概念就是偶然性，历史的突变是由偶然性决定的。我认为这三个概念，在研究历史时，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史观，比较重要。
从上述史观来看，我同意学勤兄的基本判断：中国改革在1989年已经终结了。去年还是前年，蔡霞老师在深圳发展研究院做一个课题，每年出一个改革报告，2016年的改革报告和2017年的改革报告，蔡老师写的是党建部分，写得非常好。我和蔡老师私下讨论时，我不建议在目前的环境下继续讲2016年还有什么改革、2017年还有什么改革，因为改革已经没有了，在改革名义下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实际上都是反改革的，或者说是不改革。
比如说在十八大之后，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提出了两份关于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三中全会提出了60项改革，四中全会提出了以法治建设为主导的改革方案，如果按照这两个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推进改革，我们现在当然还可以说中国还在改革，或者说80年代延长的10年开始了。但是，实际上这两个文件已经被束之高阁了，已经基本上被废弃掉了。因此，我们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它明确地讲出来，中国的改革在1989年是否已经终结？至于后来所发生的这些事件怎么来判断？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后改革？或者给出一个其他的名称。
关于改革的“二手时间”，涉及到一个时间改变的问题，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涉及到一个新的统治体系形成的合法性。朱老师刚才提到，新常态后来不说了，现在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时间概念，这就是所谓的新时代。我认为他想创造一个属于他的时代，以区别于以前的旧时间。
这个新时代肯定是反复琢磨出来的，思想入宪了，思想前面有一大串定语，定语中最重要的词就是新时代，核心就是新时代。新时代元年不是在2012年而是在2018年。新时代是不是二手时间？还是说创造了新的一手时间？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1989年以后的20年时间里，经历了江的时期和胡的时期，这20年仍然是在邓的框架里运行，他们没有突破这个框架。按照我的说法，这是一个权威不断递减的权威主义，邓、江、胡有一个延续性。但是，2012年以后，或者从2018年开始，这个时间段怎么定位？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新时代究竟是新极权还是新权威？有不同的说法，比如新极权、超极权、后极权或者后威权，诸如此类的概念都提出来了。这些不同的概念至少表达出一个共同的看法，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这种制度安排，可能是一个新的东西。
还有更极端的说法，比如说红色帝国，我们在海外看到诸如此类的说法。参照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这些制度现象，来勘察中国现在的制度安排，这些不同说法是可以做一些参考，但究竟怎么定位中国新时代的新的制度现象，还需要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共同进行深入研究。
大概是在去年还是在前年，马国川一本书出来后也搞了一个研讨会，提出了一个问题：计划经济不过存在20年的时间，中国居然花40年的时间还在改。这就提出了一个改革的悖论。在这个研讨会上，我提出这么一个看法，改革已经终结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现在面临着从改革到转型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一个转型的时代，而不是一个改革的时代。转型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在所有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社会的转型包括制度的转型是世界第三波民主的大趋势，中国在这么一个过程中。
对社会转型怎么来看？仍然涉及到时间性。我们刚才所说的时间概念是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就是说我们在10年内观察，按照朱老师说的，世界上平均的改革时间只有7—8年的时间，如果不能在10年内解决问题，改革要么就是失败、要么就是成功。但是不管是改革成功也好、失败也好，社会转型的时间恐怕要大大超过改革的时间，这是一个长时段的概念。历史上中国经历了两次大的社会转型，一个是殷周之变，建立了西周封建制，还有一个是周秦之变，从春秋以来一直到秦帝国的建立，然后是汉承秦制，建立和完善了帝制，一个帝国制度。
第一次社会转型即殷周之变，究竟延续多长时间？我们现在不好说，现在可以判断的是，周秦之变持续了大概将近500年，从春秋开始一直到汉帝国。第三次社会转型，从晚清开始，是现代之变，要从帝制转型为现代国家，这个转型的时间恐怕大概需要300年时间。如果从1840年的洋务运动开始到现在，中国社会转型只是走了半程，走了150年的时间，后面是不是还要走150年？这听起来很悲观，我们有生之年看不到中国现代转型的完成。但是，有一个很乐观的技术条件出现了，这就是互联网，互联网这么一个技术条件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使得整个制度的转型时间有可能会大大缩短。
讲到这里，我还是要回应朱老师关于“二手时间”的观察，中国的确到了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很多朋友也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都对当下面临的这些情况感到不可思议，感觉到变化的临界点已经越来越近了。按照任何的分析工具去分析当下的状况，你都会觉得这种状况是无法正常维持下去的。如果说这种状况能够正常维持下去，还能延续30年——就像沈大伟宣布中国即将崩溃的时候，最后还是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变化可能还需要30年——那就不是崩溃的问题，而是一个缓慢变化过程。如果说在社会转型已经具备了所有的条件时，中国还是无法完成转型，那就要回到李楯老师提出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人种的问题了。中国的国民性经历了两次大的灾难性的炼狱，第一次当然是文革，第二次是在这种没有制度约束、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的市场化进程中下所形成的国民性扭曲。这是中国无法正常完成制度转型的一个人种的原因。在所有已经完成转型的国家，比如韩国、日本、土耳其、西班牙的转型，包括南美军政府国家的转型，他们都能够通过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完成这个使命，但为什么中国就是转不过来？中国何时能够完成现代转型，现在仍然没有答案。中国是不是还要长久地生活在二手时间里？
荣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