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是短暂的，始于1917年，终于1991年。不过，公平地说，这个短暂的“朝代”曾经有过辉煌的科学技术。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就是在苏联时期发射的。如果诺贝尔奖也算是一个国家科学发展的标志的话，那么在这个时期，它共有八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除此之外，还有一位数学家康托洛维奇（Л. В. Канторович）获得了经济学奖（1975）；一位科学家萨哈洛夫（А. Д. Сахаров）获得和平奖（1975）；三位作家帕斯特纳克（Б. Л. Пастернак，1958）、肖洛霍夫（М. А. Шолохов，1965）和索尔仁尼琴（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1970）获得文学奖。另外，在苏联解体以后，还有获得物理学奖的三位科学家，他们获奖的科学成就都是在前苏联时期做出的，包括2003年得奖的阿勃利科索夫（А. А. Абрикосов），得奖时已是美国公民，却是苏联朗道学派的传人。201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又发给了两位与前苏联有关系的科学家：海姆（A. Geim），和诺沃西洛夫（K. Novoselov），前者现在有着荷兰国籍，后者是英、俄双重国籍。但是他们分别于1958年和1974年出生于前苏联。海姆在前苏联时代接受了从小学直到博士的教育，诺沃西洛夫也接受了苏联时代的中小学教育。因此，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前苏联教育的产物。把这些算在一起，总共有18位诺贝尔奖得主，尽管其中一位和平奖得主和两位文学奖得主是不为当时的执政者认可的体制外人物。今天回顾这一个只有74年长度、而且已经走进历史的政治实体，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是一张不错的成绩单。
取得这样的成绩，有其历史上的原因：上述十余个科学上的诺奖得主可以说是十月革命前俄国科学的发展在苏维埃时期的延续。革命前的俄国，处于欧洲的东部边缘，科学和工业的发展都落后于西欧。但是，它并不像处于东亚的中国那样远离欧洲的科学发展前沿。俄国的科学家一直同西方的同行保持着联系，在有些领域也有超越西欧科学家的贡献。例如在19世纪就有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和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学等。在20世纪初最早的诺贝尔奖得主中，就出现了几位俄国科学家——因为创立动物条件反射学说而在1904年获得生理学和医学奖的巴甫洛夫（И. П. Павлов），以及1908年因为对人体免疫功能的研究而获得生理学和医学奖的梅契尼柯夫（И. И. Мечников）。后者得奖时虽在巴黎居住，但是出生、 成长并且长期工作于处于沙俄统治之下的乌克兰。甚至，在1903和1911年分别获得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居里夫人，其祖国波兰当时也是处于沙皇俄国的版图之内。按照我们一些国人的思维，她也可以算是个“法籍俄人”。可以推想，有这些先驱的榜样，对于1917年后的苏联科学家来说，诺贝尔奖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事实上他们身边就有着一位活着的诺奖得主：巴甫洛夫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一直生活到1936年去世。
另一方面，苏联的科学家在十月革命之后差不多40年的时间里同诺贝尔奖无缘。一直到1956年才由谢苗诺夫（Н. Н. Семёнов）获得化学奖而打破这个局面。苏联在科学方面的成败得失同它的意识形态和科技政策以至国家体制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学术界至今没有定论的课题。有的人说，苏联时期缺乏学术自由，因而科学研究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他们常常举出李森科受到斯大林的宠信，独霸苏联生物学界的例子作为论据。这种说法有一定事实根据，苏联在生物医学领域确实长期落后于世界水平，没有得到过任何诺贝尔奖，尽管革命前的俄国获得的两项诺贝尔奖都在生物医学领域。但是又如何解释苏联其他学科的成就呢？难道在物理化学领域，学术自由度就高了吗？似乎不是这样，例如，当时的苏联刊物上也可以经常看得到官方对“哥本哈根学派”的所谓“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倾向”进行批判。这好像没有妨碍苏联物理学家在量子力学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对于这样一个悖论，本文无力给予回答。
本文只想通过苏联科学界的一个重要人物的一生经历，从一个侧面向读者介绍苏联时期执政党和政府领导科学技术事业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以及科学界同政治领导之间的关系，人们或许可以从中获得一些解开上述难题的线索。同时希望，对于渴望自己国家产生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中国政府和人民来说，也有一点启示的作用。
这个人物就是彼得·卡皮查（Пётр Л. Капица），生于1894年，十月革命的时候他23岁，正是开始科学生涯的年纪。他可以说是苏联建国后最早向诺贝尔奖发起冲击的科学家之一。早在1920年，他和同事谢苗诺夫合写了一篇论文，提出让原子束通过一个高度不均匀的磁场，观测它们不同的偏转程度来测量原子磁矩的实验建议。可能是由于当时苏联正处于内战时期，也可能是由于卡皮查本人第二年去了英国，他们的论文到1922年才得以发表，而且他们本人似乎没有实施论文中建议的实验，或者没有获得可以发表的结果。而在此期间，德国科学家斯特恩（Otto Stern）和格拉赫（Walther Gerlach）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提出了基本相同的思路并实际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而且首次显示了原子磁矩的量子化效应。这一成就使得斯特恩获得了194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斯特恩已经在1933年移居美国，得奖时为卡内基理工学院的教授）。两位年轻的苏联物理学家可以说是在无意中同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这两位终生挚友后来都如愿以偿——谢苗诺夫在1956年因为对化学反应机制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成为苏联教育和科学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而卡皮查则在197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苏联解体以前的最后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卡皮查于1984年去世，整个科学生涯都是在苏联的体制中度过的，从而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经历在苏联科学家中具有代表性。
不过，卡皮查有也一段不同于多数苏联科学家的独特经历，这就是他从1921年到1934年间在英国剑桥的卢瑟福（E. Rutherford， 1871-1937）领导下的实验室工作。这段长达13年的经历使他获得了大多数苏联科学家没有的对西方科学工作的第一手体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苏联科学界对西方了解最为深入的一个人。而他的突然被迫“海归”则又是一段独一无二的充满了个人同政府（国家）间纠结的故事。对于科学史的学者来说，这是研究科学同政治、科学家同政府，以及国家同国家之间冲突的不可多得的案例。
卡皮查这个人值得研究，还因为他在埋首书斋或实验室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也是一个对社会和文化有广泛兴趣的人。他关心并参与了苏联科学界的许多公共事务，担任过科学院和政府的行政职务。从他的经历和与政府领导人的互动中，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到苏联政府和执政党同科学技术的关系，以及它们实施科技政策的具体做法。尤其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助手和同事在其逝世后出版了他的书信集。在这些书信中，有许多是写给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直到安德罗波夫等历任苏联领导人的，被人们称为“克里姆林宫书简”。信中表达了他对苏联科学和教育现状的关注，涉及到他所关心的苏联科学界的各个方面，从核武器的机密到保护身陷囹圄科学家的请求等等。这些书信不仅是了解卡皮查一生的重要文献，也为我们观察苏联科学界以及它同政治的关系提供了鲜为人知的细节，是我们今天了解当年苏联科技政策的宝贵资料。
一、早年生活简介
卡皮查1894年生于圣彼得堡附近的喀琅施塔得，当时俄国的海军基地。他的父亲是有军衔的军事工程师，母亲是一位儿童文学家。卡皮查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数学方面的才能，但是语言文字方面似有所欠缺，因此他未能进入当时公认最好的圣彼得堡大学，而是进入了圣彼得堡工学院。读大学期间，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曾短暂地到波兰前线志愿充当战地救护车驾驶员，也曾同未婚妻到远东旅行，到过日本和中国上海。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显然没有影响到他的学业。1919年，他从大学毕业后即留校担任教职。这时圣彼得堡已经改名为彼得格勒，当时彼得格勒乃至全俄罗斯的物理学带头人是工学院的教授约飞（А. Ф. Иоффе，1880-1960），他创建了彼得格勒技术物理研究所，吸引了一批年轻而有活力的科学家，希望跟上20世纪初西方物理学的发展步伐。卡皮查成了研究所的一员，同时进入这个团体的还有谢苗诺夫等人，他们日后都成为了苏联科学界的带头人。
但这时卡皮查遭遇到了一连串的不幸。由于革命和随后的内战，当地瘟疫流行，在1919和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内， 他的父亲、儿子和妻子以及刚出生的女儿相继死去。他本人也大病一场。失去亲人的悲痛加上病痛使他久久不能恢复正常的工作。就在他的导师和同事们担心他挺不过这场灾难时，新生的红色政权为卡皮查提供了一个人生转机——在约飞的推动下，政府建立了一个“俄罗斯科学院重建国际科学关系委员会”，在困难的经济条件下给科学界慷慨提供了外汇来购买科研设备。约飞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十分器重卡皮查的科学天赋，而且觉得派他出国采购也许是让他告别伤痛度过人生低谷的天赐良机。当时苏维埃俄国同大多数国家尚无外交关系，卡皮查好不容易在1921年5月到达英国，7月份，约飞同他一起访问了剑桥的卢瑟福。卢瑟福是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他领导下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由于在核物理方面的众多开创性研究而名满天下。卡皮查冒昧地请求卢瑟福允许他在卡文迪许实验室里工作几个月。据说卢瑟福开始时并不乐意，告诉他实验室不缺人手，于是卡皮查问了一个看似不相关的问题：你们的实验误差是多少？卢瑟福答道百分之二到三。卡皮查说，你们实验室大约有三十个人，添一个人还在你们的实验误差范围之内，不会嫌多吧？卢瑟福中了卡皮查的计，不以为忤，反而欣赏他机智的回答，收下了他。
二、剑桥生涯
原来卢瑟福只是答应卡皮查在剑桥工作几个月，没有想到，这一呆就是13年。最初的几个月是很关键的，卢瑟福给他建议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α粒子通过物质时的能量损失过程。以前的同类实验都是用粒子在磁场中的偏转来测量，但是粒子能量低到一定的程度，这种方法就失效了。卡皮查设想了一种不同的方法：用当时已经问世的热辐射仪精密测量粒子在物质中运动产生的热。这个方法很快取得了成果，他的实验装置成功地排除各种干扰，测量到了极低能粒子产生的热量，不到一年就完成了一篇论文，在皇家学会的会刊上发表。这一成功显示了他作为实验物理学家的天赋和在实验方法上精益求精，数据处理上一丝不苟的风格。
打响了第一炮之后，卡皮查把注意力转到了通过测量α粒子在磁场中轨迹的曲率来研究其速度的实验。他在这方面的创造性贡献是研制了一种特殊设计的化学蓄电池，在它放电的瞬间产生极强的磁场，虽然这种脉冲式强磁场持续时间很短，但是用它来研究高速运动的α粒子则绰绰有余。接着，卡皮查又研制了用直流发电机代替蓄电池储藏巨大能量的方法，产生高达数十万高斯的强磁场。利用这样的新设备，卡皮查和他的同事们在后来的几年里开辟了若干新的研究领域，获得了很多新的成果。例如发现了金属电阻同磁场间的线性关系，后来被称为“卡皮查定律”，是他早期科学生涯的一项重要贡献。当然，这些成就同卢瑟福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卢瑟福不仅给他指出了研究方向，还出面争取其他科学家的帮助，甚至为他奔走申请建造新设备的经费等等。
随着研究成果的增多，卡皮查也逐渐成为了卢瑟福重用的骨干。由于他在出国前没有研究生学历，1923年，剑桥大学正式录取他为研究生，而且学历从他开始在剑桥工作的1921年10月算起，还考虑到他在苏联的工作经验而免除了他一年的课程，使得他在当年夏天就完成了博士学位。这显示他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内的地位已日益巩固。1925年10月，他被选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研究员（Research Fellow）。同时他的个人生活也开始从丧妻丧父丧子之痛的阴影中走出来：1927年，他同移居法国的同胞安娜·克雷洛娃结婚，1928年和1931年又相继生下了两个儿子。1929年，卡皮查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难得的是他第一次提名即被选上，更难得的是，他当时还是一个外国人——因为卡皮查一直保留着苏联的国籍。虽然学会的章程并不排除外国人，规定“（英王）陛下的属土居民”均可为会员候选人，但是1914年后，还没有外国人获得过这样的殊荣。几个月后，他又被选为苏联科学院的通讯院士。短短十年间，他从一个大学毕业生成长为英、苏两国的“两院院士”，学术地位上升之神速实属罕见。
1930年，他和卢瑟福商量建立一个全新的实验室，来继续进行他的强磁场实验和业已开始的低温实验。在卢瑟福的大力推动下，这个计划得到了当时英国最大的企业之一帝国化工（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创始人蒙德（L. Mond）遗产基金的资助，实验室很快在第二年建成，并被命名为蒙德实验室。实验室的特点之一是它的“磁厅”，这是一间20多米长的房间，因为用于产生强磁场的发电机在突然放电时会发生震动，为了避免震动的影响，测量仪器和发电机之间必须有20米以上的距离，才能使得实验测量赶在地震冲击波到达之前即已完成。实验室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低温实验室里独特的氦液化器。它采用绝热膨胀原理来造成低温。从原理来说，这不是独创，但是用这个原理来实现低温有一个不易克服的关键问题——膨胀是通过“活塞-气缸”装置来实现的，而活塞的润滑问题始终没有人能够解决。卡皮查想出了一个极妙的点子，就是用氦气本身作为润滑剂。在此基础上，他发明了一种不需要液态氢的事先冷却就能大量生产液态氦的设备。这样的氦液化器不仅在后来的15年里为剑桥大学提供了研究需要的液态氦，而且后来批量生产的氦液化器也是基于同样的设计思路。氦液化器的工业化生产大大降低了进入低温物理研究的门槛，使得低温物理研究不再局限于少数研究中心。
研究之外，卡皮查还兼任剑桥大学的教授，从事教学和研究生的指导工作。他还经常在剑桥的各个科学社团作半科普的演讲来介绍自己的研究工作。他的英语带有浓重的俄国口音，所以他说：“在演讲开头5分钟，我会讲一些笑话，如果听众笑了，我就知道他们能听懂我说的英语。”他对自己演讲的要求是：95% 的听众能听懂演讲内容的5%，5%的听众能听懂95%的内容。尽管如此，他是一个很乐观外向而且善于跟人交往的人，所以很快就融入了剑桥大学的师生社会中，结交了很多朋友。这些朋友都记得他的业余爱好和特长，比如他动手能力强，喜欢摆弄车辆和钟表，擅长魔术，而且棋术高超，同他下棋，世界冠军都不敢掉以轻心；他不修边幅，穿着随便，以致一次出席正式集会时被拒绝入场。人们也记得他一些无伤大雅的轶事：比如当他在构思新的实验设想时，对别人的询问常常置若罔闻或答非所问，有时会忘掉时间和同客人事先约好的会面。有次一位神父问他著名天文学家爱丁顿是谁？他的回答是：“他对于天堂的了解比你多得多。”这种对宗教人士的冒犯或许同他来自信奉无神论的苏联有关。类似的事还发生在苏联领导人布哈林访问剑桥大学时，卡皮查带着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来到三一学院的餐厅，大大咧咧向大家介绍说这是“布哈林同志”，让满座的英国绅士们愕然不知所措。
三、被迫“海归”
不过，卡皮查在他一手创建的实验室里只工作了一年多时间。1934年8月，卡皮查夫妇和往常一样，回苏联探亲和短期访问，没有想到被禁止出国，使得他在剑桥的研究生涯突然告终。
卡皮查当年只是短期因公出国采购，后来逾期不归，可以想象苏联当局起初是不快乃至愤怒的。其实，卡皮查自己开始也并无长期滞留国外的打算。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卢瑟福对他还不熟悉，曾经这样警告他：“你如果在这里不做研究，而是做共产主义宣传，我是不会容忍的。”他的英国同事们也同他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卡皮查在苏联原单位的同事们，包括原来带领他出国的约飞教授，也都不以为然，就连他最亲密的朋友谢苗诺夫，也不能谅解他的不归，给他写信说：“你背离了我们，但是你也不可能靠拢英国人，最后变得非俄非英。”不过随着他研究工作的顺利展开，他同卢瑟福的关系日益密切，再加上他的开放性格，使他逐渐融入实验室的同事之中。基于他对剑桥科研环境的观察和体验，他做出了长期留在剑桥的决定。1922年七月，他在给自己母亲的信里这样说：“我不会背弃俄国……但是免不了要离开原来彼得格勒的同事们，我也不怕这样做。”因为“我有了不同的导师，有着同彼得格勒的朋友们不同的观点，而且加入了不同的学派，有着不同的工作方法。在俄国，所有的事情都遵循德国的模式，而英国的科学界同它大相径庭。但是英国产生了最杰出的物理学家，我现在开始体会到为什么是这样。英国学派特别注重个性的发展，为个人的能动性提供无限的空间。它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僵化的模式和规定。”
他在同一封信中比较了卢瑟福同约飞的不同风格：卢瑟福对下面的人不多加干预，不像约飞那样要求研究结果的精确和表述的优美。例如，在剑桥经常有人做一些在俄国的研究所里看来荒唐可笑的实验。原因是，他们是由年轻人自己想出来的。卢瑟福认为，要让一个人证明自己的价值，就不仅要允许，而且要鼓励他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同时设法给原本荒唐的实验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内容。那种扼杀个人创造性的批评，在卢瑟福这里是没有的，而在约飞那里却经常发生。另外，卢瑟福也不喜欢让手下的人去做复杂的课题，这使得卡皮查想起了在苏联导师给他布置的那种干了三年还做不出结果的课题。吸引卡皮查乐而忘返的正是这样一种风格和氛围。
苏联当局后来似乎对卡皮查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这显然是因为他在剑桥这所世界名校和卡文迪许这所顶尖的研究机构迅速获得了一席之地并且在科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所以1926年以后，他几乎每年暑假都回国探亲同时做学术交流，每次都有政府高层人士批准他回程的签证。1929年初，加米涅夫致信卡皮查，除了询问卡皮查何时能够回国定居外，信中正式聘请他担任正在哈尔科夫筹建的乌克兰技术物理研究所的顾问，每年固定地回国工作2-3个月，给他的报酬是2000卢布。加米涅夫是苏联的开国元勋，曾经当过列宁的副手，不过这时已经在党内斗争中败给了斯大林，暂时在苏联政府内负责科技工作，几年后被斯大林处死。卡皮查在回信中首先感谢当局给予他为迅速崛起的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的机会。不过他并没有完全接受加米涅夫代表政府所提出的要求，只答应根据他本人的科学研究和作为实验室负责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回国工作时间的长短。谈到报酬，他首先表示他能理解苏联当时不能按照西方的标准支付，不过——或许革命后不久就离开祖国的卡皮查，还不懂同党和政府是不能讨价还价的，或许，在当时的苏联知识分子中压根不存在这样的“潜规则”——他还是开出了一个“十分合理”的价格：每年付给他200英镑顾问费，加上150英镑车旅费和按实际工作天数计算每天70卢布的生活费。这个要求中光是生活费一项，如以两个月计算，就是4200卢布，显然远远大于政府的数字。尽管如此，苏联政府求才心切，还是全部答应了卡皮查的开价。
说到何时回国定居，他婉转地告诉加米涅夫，今后几年内，他不可能离开专门为自己建造的实验室，他要为这个实验室负责，需要全力以赴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卡皮查在信中还感谢了政府在给他出入境签证方面提供的方便，不过也不无微词：“对我这样一个俄罗斯公民，回国是如此困难以致令人却步，那些护照的规定使我还不如到其他国家度假或出差更容易。”显然，他在前些年里若干次回国都不是很顺当的，都是作为个案单独审批的。他的朋友们都担心这种状况能否长久，不过卡皮查还是不以为然，以一笑处之。
接着发生的事使卡皮查明白，他是过于自信了。1934年八月，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带着妻子回到国内，出席了纪念门捷列夫的大会并在哈尔科夫讲学。十月初他准备取道列宁格勒返回英国的时候，当局告诉他，原来向他“保证”的回程签证不再有效，他必须留在苏联。几天以后，他的妻子安娜被允许回剑桥去照顾那里的孩子。10月10日，安娜回到英国把这件事告诉了卢瑟福。
苏联当局为什么一反原来的容忍态度，突然决定强迫卡皮查“海归”呢？人们有种种猜测。根据一位到莫斯科开会并同卡皮查面谈后回到英国的科学家向卢瑟福报告，卡皮查本人认为以下三个因素造成了他的麻烦：⑴ 剑桥方面有人提供不实消息称他在英国从事同战争有关的研究。⑵ 在理论物理学家伽莫夫（G. Gamow，1904-1968）借到西方开会机会滞留不归时，卡皮查曾致信莫洛托夫希望当局按照跟自己一样的方式处理，并以此作为自己今后回国服务的条件。⑶ 他本人的能力在战争时期对苏联有用。其中第一点似乎是没有什么根据，是处于困境中的卡皮查自己多疑了。第三点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卢瑟福认为卡皮查自己也有责任，他后来对人说，这要怪卡皮查爱夸大其辞，喜欢受到人们捧场——卡皮查曾在苏联跟人说，他一个人就能在有生之年改变苏联电气工程的面貌。卢瑟福是对卡皮查的长处和短处都十分了解的人，他的埋怨不是纯粹的猜测。我们知道列宁有一句名言：苏维埃政权加上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苏联领导人如果真的听信了卡皮查的大话，那把他留在国内无疑是大大有利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项决定。
不过，促使苏联政府收紧出国许可的主要原因或许还是伽莫夫事件。伽莫夫是苏联当时最杰出的青年物理学家之一，1928年，他根据量子隧道效应成功建立了原子核α衰变的定量理论，从而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瞩目。1931年，他年仅28岁即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是科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成员之一。他曾在西方各物理学重镇游学多年，1933年到布鲁塞尔开会后即在居里夫人等协助下滞留在西方，并于第二年移民到美国，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任物理学教授，后来成为美国氢弹之父的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就是在他的劝说下从伦敦到美国同其进行合作研究的。卡皮查要求苏联当局按照他本人的方式处理伽莫夫的出走事件，希望政府给予伽莫夫可以逐年延期的在外国居留的许可。卡皮查还写信给德高望重的丹麦物理学家玻尔（N. Bohr，1885-1962），希望他访问苏联时能说服苏联领导人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并成为一种惯例。卡皮查没有想到，这些活动可能使得苏联政府反而觉得他本人就是滞留不归案的始作俑者，当初对他网开一面是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伽莫夫的出走就是这种宽松的政策的恶果，当局于是决定采取亡羊补牢的行动。
卡皮查被留在了莫斯科，妻子去了英国。他单身一人住在旅馆里，惦记着剑桥的实验室和自己的妻儿，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别人在我的实验室里按我的想法，用我的仪器工作，而我一个人在这里无所事事，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真弄不懂。我想叫喊，想砸家什，有时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这段时间里他的处境还可以从他在1935年5月给莫洛托夫的信中略窥一二：“自从我被扣留以来，你们做的每一件事都让我失去自尊。最初的四个月，没有人关心我，连面包的配给卡都不给我。更有甚者，两个内务部的人员在街上跟踪我三个月，显然是为了恐吓我，他们有时还拉扯我的外衣来戏弄我。有些负责的官员到今天还在用种种手段恐吓我……我仍然不能理解，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它的实际后果是威胁大多数科学家和我的朋友不要和我接近，而对我来说，唯一的效果是搅乱我的神经系统。”可以看出，被迫“海归”的卡皮查是何等愤怒和无奈，他这时才意识到需要向当局说清楚，他在剑桥的研究工作同直接应用的技术之间相去甚远，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未必有那么大的用处。他一度以沉默表示抗议，一度认真地考虑到列宁格勒巴甫洛夫那里去改行从事生物物理的研究，甚至写好了研究肌肉活动机制的计划书。
另一方面，卢瑟福也没有闲着，他一面向当时苏联驻伦敦大使，甚至通过首相向苏联当局提出请求，一面吁请当时世界科学界的领袖郎之万（P. Langevin，1872-1946）和玻尔等人在苏联领导人面前替卡皮查说项。这些活动都是在私下里进行的，充分照顾了苏联当局的面子，然而，所有努力都没有奏效。同时，这件事也不免为新闻界所知晓，在1935年5月1日，泰晤士报发表了卢瑟福和皇家学会会长霍普金斯（G. Hopkins）给苏联当局的信件，以极委婉的口气请求苏联政府至少允许卡皮查回到剑桥，让他结束手头没有完成的工作。这迫使苏联驻英大使也不能不公开为本国政府辩护，声称“剑桥当然希望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都在它的实验室里工作，同样的，苏联也希望卢瑟福爵士和贵国的其他优秀科学家都到它的实验室里工作。”
而苏联政府方面，已经为卡皮查安排好了今后的前途，不管他本人愿意不愿意——政府决定为他专门成立一个全新的物理研究所，由他担任所长，继续他在剑桥正在进行的工作。僵持一段时间后，卡皮查知道出国无望，拒绝或者对抗下去是很危险的，于是只能听从政府的安排，开始规划建立这个新的研究所——他把所址选在列宁山上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据赫鲁晓夫回忆，本来这个地方被美国大使看中，要建美国大使馆的，斯大林把它拨给了卡皮查。卡皮查给他的研究所取名“物理问题研究所”，以有别于当时已经有相当规模的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同时也是为了表明，他们的研究项目将由所里科学家们的个人兴趣决定，研究重点是“纯粹”的物理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想法也有所变化，对苏维埃政权以及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这或许同当时纳粹势力在德国崛起有部分的关系。这可以从1936年2月他给流亡在剑桥的德国物理学家玻恩（M. Born，1882-1970，1954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的信中看出来：“不能否认，看着一种新的文化在新的理论基础上成长起来，是极为引人入胜的，我也不后悔能够参加到这场游戏中来。我虽然对我遭遇到的卑劣手段还有怨气，这怨气也不会消退，但是，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政府做事都不会心慈手软的，个人只是在历史的潮流中身不由己的一颗微粒，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让自己的外壳坚硬一点。毕竟，同纳粹比起来，布尔什维克简直就是天使，而且他们正在为真实的事业而斗争……我同意你的说法，他们是唯一坚持正确路线的人，而且是一条胜利的路线。”这显示他认为苏联共产党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种新文化，看好它的前途。借用物理学上的术语，他开始从“受迫海归”向“自发海归”转变。
在筹建新研究所的过程中，他经常与具体负责这件事的官员梅日劳克接触，梅日劳克当时是权力很大的人民委员会议（相当于政府内阁，后来改名为部长会议）副主席，负责科学技术工作。卡皮查苦口婆心告诉这位官员：他从事的是纯粹物理学，而不是应用物理学；而且光是建立一个研究所，如果没有了剑桥的那些设备，他仍将会一事无成，然而对方似乎不理解他的说辞。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表达了这样的无奈：“（梅日劳克）跟我说，人民给了他们统治这个国家的权力，我就必须服从他们的命令。我说，你们的命令我都服从了。不过有些命令听起来好比是要强迫贝多芬写第四交响乐曲。贝多芬当然可以奉命指挥交响乐队，但是他不会愿意按命令写交响乐曲，即使勉强写了，也不会是好作品……”
毕竟，苏联当局留住卡皮查是为了让他为苏维埃政权服务，而不是为了毁掉他的科学事业。所以，经过一番颇为曲折的讨价还价，加上卡皮查几次以辞职相威胁，当局似乎听懂了卡皮查的意思，并且决定满足他的要求，在1935年春开始同卢瑟福谈判把蒙德实验室的那些设备搬到莫斯科的研究所来，而且撤走了原来监视卡皮查的人员，允许他在国内自由旅行。对此，卡皮查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护卫天使回到天上去了。”不仅如此，当局还配给了他一套上好的住房和汽车。到了该年八月份，剑桥大学的两位教授，生理学家，1932年诺贝尔奖得主阿德里安（E. D. Adrian）和物理学家、1933年诺贝尔奖得主狄拉克（P. Dirac）分别访问了莫斯科，有机会同卡皮查直接交谈，卡皮查向他们提出了在莫斯科有效地开展研究所需要的设备。他们回英国后，向卢瑟福报告了卡皮查的要求。11月份，剑桥大学同苏联当局终于达成了协议，剑桥方面答应将卡皮查要求的蒙德实验室的大部分设备运送到莫斯科。苏联政府则为此付给剑桥大学3万英镑。此外，剑桥还同意给予卡皮查的两个主要助手一年的假期，让他们到莫斯科帮助卡皮查尽快重建实验室，并为他培训日后的助手。
那年11月5日，卡皮查正式向剑桥大学辞去蒙德实验室主任的职务。他在辞呈的结尾说：“我必须告诉你们，辞职对我来说是巨大的痛苦，特别是，要以这种突兀而出乎意料的方式来辞职。”同时，两个月前返回莫斯科的妻子安娜又重返英国到剑桥去收拾家中的一切，于1936年1月带着两个孩子同卡皮查团圆 。而剑桥卢瑟福手下的考克劳夫特（J. D. Cockcroft，1951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则承担起把实验设备——包括巨大的发电机——运到莫斯科的艰巨任务。随着设备的陆续到达，卡皮查的心情有所好转，但还没有完全从沮丧中恢复。他在1936年2月给卢瑟福的信件中说：“我在这里感到很痛苦，虽然比去年略好，但是没有我在剑桥时候开心。”他依然眷恋着剑桥的幸福时光，说那是“我失去的天堂”！
四、“海归”的辉煌
研究所的建筑于1936年夏天竣工，关键设备和他在剑桥的助手也已经到达莫斯科。设备一到，卡皮查就迫不及待地将它们安装起来，同时让本国的技术人员熟悉运行这些设备的细节。新的研究所在设备方面同蒙德实验室没有什么不同，其他方面则更显气派。所长办公室巨大无比，窗外是花园美景，会议室和行政人员的办公室都十分宽敞。自然，行政部门比蒙德实验室要大得多，因为它要管理全所人员的吃、住、行和图书室。不过跟苏联其他的研究机构相比，卡皮查已经砍掉了很多规划和财务方面的繁琐文牍，把行政部门压缩到最小了。他喜欢对人说：科学研究的计划过分详细就好比要医生为他的病人一年里要吃的药都事先开好方子。财政人民委员会（相当于财政部）曾要求他的研究所报告每一项研究的详细开支，对此，卡皮查又像对付梅日劳克一样，用艺术创作的比喻给予回答。他给财政人民委员（部长）写信说：“在你观赏伦勃朗的画作时，你难道会对他花在画笔和画布上的费用感兴趣吗？那你为什么对我们研究中的设备和材料费用那么仔细呢？”他还问：“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按你阁下的观点，该给他多少经费才合适呢？”他同财政人民委员会的争执长达六个月，未能说服对方，最后由全苏人民委员会议出面，才允许他的研究所简化财务手续，使得研究所获得了比苏联其他研究机构更多的花钱自主权，也使所长省掉了无尽的日常麻烦，而且还节约了开支，比如研究所只雇了一个会计，而且在实验室人手不够的时候，这个会计还有时间帮着做测试工作。
看来，卡皮查这个所长一开始就要建立一所更接近于西方的科学研究所，在管理方面尽可能仿效卢瑟福在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的那一套做法。例如，他禁止在自己的研究所里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同时允许一个人可以有一个以上的工作岗位，拿一份以上的薪水，这样的规定在苏联是独一无二的。另外，他不赞成加班加点，规定除了特殊许可，实验室每天在下午六、七点钟必须停止工作，以便让研究人员有时间回顾一天的工作。他有时还强迫手下的人员在工作不顺利时休息一段时间。他在用人方面始终把科学家放在第一位，特别强调不应当要求纯粹的科学家去开发他们科研成果的技术应用。他在一份报告里拿他的好朋友、以研究化学动力学著称的谢苗诺夫为例说：“假如让谢苗诺夫去建造一台内燃机……那就是浪费他的宝贵时间和精力，他应该把时间和精力花在真正内行的纯科学研究上……一个歌手不会给自己的歌唱伴奏，为什么要强求他呢？”当然，在这方面，卡皮查认为自己是个例外，他认为自己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他后来在卫国战争时期为了满足钢铁工业的需求而成功开发新的制氧技术，证明了他的这种自负不是大话。
而苏联当局和科学院也确实保证了他在财务和人事管理上做到真的有职有权。苏联的科研教学机构里，当然也有共产党的组织，但是，党员和党组织在研究所的管理方面，没有什么发言权。研究所配备研究人员的时候，都是卡皮查把关，极为严格。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是宁缺勿滥，开始时只有七个人。即使是挑选辅助人员的时候，也十分挑剔。比如他从事低温物理研究需要许多特殊要求的玻璃器皿，他有一个心灵手巧的玻璃工，擅长攻克各种挑战性的疑难问题，有时会一个人锁在屋里几天，然后把制成的高难度玻璃器皿拿出来，从不解释是怎么做出来的。还有加工车间工长和生产液氦的技师，以及卡皮查的技术助理，个个都是一流的能工巧匠。他的技术助理后来获得了相当于博士的学位，成为研究所里科研队伍的重要成员。即便是他挑选的行政助理，也都十分能干，使他能摆脱许多繁杂事务的纠缠。
卡皮查挑选学生也极为严格。上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并师从卡皮查的我国物理学家管惟炎对于自己怎样被物理问题研究所挑中有这样的回忆：“物理问题研究所是很特殊的，专门为卡皮查建的，研究员加工作人员大约只有三十几人，规模很小，但是影响很大，因为朗道也在这里面，当时只有他们两个是院士，后来都得了诺贝尔奖。卡皮查每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学生中挑一个学生，我就是在这种机缘下进了这个研究所，做大学论文。他挑选的方法是请沙立尼科夫，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莫大低温教研室的主任，从十几个学生中挑四个人去见卡皮查，再由卡皮查挑一个人。他挑的方法是，出一个课题，你回家做，两个礼拜以后再给他答复，看你答复的情况，他认为谁最合适就把他留下来。”除了学生的素质，卡皮查对于研究所的学风也有严格的管理。管维炎说：“他最讨厌学生做假，有一个学生不是跟我同期的，曾经把数据拿给他看，他说你把原始数据拿来，他就一个一个看，发现有很多点没有点上去，等于是选择性的做，他就把这个学生开除了，因为这样会制造混乱，如果你这文章发表，人家以为是真的，费了很大劲又发现这是不对，所以他不允许这样，等于是把自己的招牌都砸了，这是他非常忌讳的。”
在研究所最初20年里，卡皮查的主要研究兴趣依然是他在蒙德实验室时候的研究领域：磁学和低温物理学。之前他的主要兴趣和成果是在强磁场方面，回到莫斯科以后，他的主要研究集中在低温物理学领域。其中，他的第一个课题是低温下液态氦的输运性质。因为当时的物理学界已经发现，液态氦在某一温度（2.2K）下，具有一些奇特的性质，例如具有极高的热传导性能，此温度下的液态氦被人称为氦II。卡皮查决定对氦II的流动性质进行深入研究，而由于他在剑桥时期发明的新式氦液化器，他的研究所有着世界领先的大量生产液态氦的技术，为他们详细研究液态氦的流动性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卡皮查的关键性实验研究了重力作用下的氦II在两片间隙不到1微米的光滑玻璃片之间的流动，发现它的粘滞度实际上是零——流动时没有摩擦阻力。卡皮查将这种现象称为超流动性，以类比于当时已知的某些材料在低温下的超导电现象。
卡皮查的上述实验结果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1938年第1期上。这项发现以及接下来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使他在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而且后来为他的研究所赢得了两个诺贝尔奖：第一个是由研究所理论部主任朗道在1962年获得的，得奖的原因是朗道为了解释卡皮查的实验发现，建立了量子液体的理论；另一个则是1978年授予卡皮查本人的，以表彰他在液氦超流动性研究方面的先驱性贡献。人们普遍认为诺贝尔奖委员会在超流动性现象发现后整整四十年才给它的发现者颁奖，实在是太晚了，幸亏卡皮查那时还健在。据卡皮查的秘书卢比宁（П. Рубинин）说，瑞典皇家科学院曾经在早先考虑过给卡皮查发奖，但是因为在1958年帕斯特纳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后，遭到苏联当局的围剿而宣布拒绝领奖，诺贝尔委员会有一段时间同苏联政府关系紧张，当瑞典的外交部长向当时掌权的赫鲁晓夫试探是否能给卡皮查发奖时，赫鲁晓夫没好气地回答：“难道我们没有别的院士了吗？”或许，这是让瑞典科学院三思而行的原因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1938年同一期的《自然》杂志还刊登了两位来自加拿大的年轻人在剑桥的蒙德实验室进行的同卡皮查类似的实验和结果，不过他们的办法是测量氦II通过毛细管时的粘滞度。由于他们投稿的日期晚于卡皮查，而且，在卡皮查看来，他们在剑桥用的实验设备也是他当初发明的，所以，诺贝尔奖并没有颁发给这两位加拿大科学家。据科学界流传的一种说法，卡皮查对于这一点十分坚持，也是诺贝尔奖委员会迟迟不能作出决定的另一个原因。
卡皮查及其团队在低温物理前沿的探索性研究被1941年爆发的卫国战争所打断，在德军兵临城下情况下，研究所撤退到喀山，实验工作不得不停了下来，但理论研究还在继续。而卡皮查本人则在此期间开展了为战争服务的实用性研究——用新的空气液化方法（膨胀涡轮法）来大规模生产工业用氧气。在战时的艰苦条件下，卡皮查成功地在两年时间里建起了一个采用新技术制氧的示范性工厂，从而被任命为生产氧气的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他的新制氧技术成了日后世界工业制氧的基础。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仅此一项成果，就足以证明当初强迫卡皮查“海归”的决策是何等英明正确。为此政府给了卡皮查各种各样的荣誉：1941和1943年的斯大林奖金，1943和1944年的列宁勋章。
五、人生起落
1945年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结束的年份，卡皮查在这一年获得了三项荣誉：第三次被授予列宁勋章、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锤子与镰刀金质奖章。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不过就在他获得一个又一个的奖励和荣誉的时候，灾祸也正向他走来。一进入1946年，政府不断派人来调查研究所的活动，调查组里加进了原来对他的制氧技术持反对态度的人，而且级别越来越高，最后是部长亲自来调查，把他的制氧技术和工厂说得一无是处，最后在所里宣布撤去他的所长职务，而且特别出乎卡皮查意料的是——斯大林亲自签署了这项命令。
虽然表面上的理由是关于制氧技术和氧气生产——他在开发和推广新的制氧技术过程中也确实得罪了不少人——但是背后的真实原因是卡皮查在1945年11月25日致斯大林的一封信。苏联政府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立即成立了一个领导原子弹研究工作的特别委员会，卡皮查作为物理学家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他在这封信里对委员会的指导原则、尤其是对委员会的领导层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且请求退出贝利亚领导下的这个特别委员会。他在信里根据自己在这个委员会里的经历说：“贝利亚、马林可夫和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在特别委员会里的作风就仿佛他们是超人一样，贝利亚同志尤其是这样。诚然，指挥棒在他的手里——我不反对他担任指挥，但是第一小提琴手应当由科学家来担当，因为整个交响乐团是由小提琴来定调的。乐队指挥不光是挥舞指挥棒，他还必须懂得乐谱，而这正是贝利亚同志的弱项。我觉得贝利亚同志在这个岗位上如果多花点时间和精力，任务将会完成得更好。他干劲大，善于迅速抓住问题的要害，善于分清主次而避免纠缠于次要问题。他对科学问题也有兴趣和领悟，从而形成他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是，他有一个毛病——过分自信，这显然造成了他对乐谱的无知。”
他把贝利亚比作一个手里拿着指挥棒，却完全不懂得乐谱的乐队指挥。这样不知轻重的批评得罪了权势熏天，同时也是克格勃首脑的贝利亚。据他的秘书卢比宁回忆，一位当时在斯大林身边的将军后来告诉卡皮查，贝利亚原来是要求逮捕卡皮查的，但是斯大林觉得卡皮查在西方名气太大，对贝利亚说：“我可以罢他的官，但是你不许碰他。”斯大林的话总算使他逃过了牢狱之灾。卡皮查经常给苏联的领导人写信，他是以善于同上层打交道著称于苏联学界的，怎么会写这么一封放肆的信件呢？或许，卡皮查觉得以往为了解救朗道曾经同克格勃周旋过——当年他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都写过信，要求尽快释放朗道，否则他关于液态氦超流动性的研究无法继续进行。他的游说最后取得了成功，他以为这一次也能说服斯大林，将贝利亚从原子弹研究的领导岗位上换下来。然而这一次，他不但被撤了所长的职务，而且失去了部分人身自由。不仅如此，只要贝利亚还在台上，他就有随时被捕的危险，甚至有可能在某次事故中丧生。
卡皮查被撤去物理问题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以后，幸好还保留了科学院院士的头衔和薪水。他腾出了研究所所长的住所，搬到莫斯科郊外的度假屋居住。他被告知，他再也别想回到他自己创建的研究所去了。实际上，这种状况持续了8年。这段放逐的时间里，只是偶尔进城做个学术报告或讲课之类，大部分时间则在乡下继续进行一些科学研究。他在郊外的度假屋及其周围建立起实验装置，被人们戏称为“物理问题农舍”。他的研究课题有球状闪电，大功率磁控管等等。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他也开始转向理论性研究，从他后来发表的论文看，它的研究兴趣广泛，包括二维湍流中的热传导，粘滞流体薄层中的波动流，风和海浪的形成，滚动中润滑剂的流体动力学等等，这些论文显示出了他的深厚的数学功底和分析能力。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贝利亚也在不久被同僚联合起来打倒，并且在当年12月被处决。据卡皮查多年后告诉狄拉克，斯大林死后的几个月是他最危险的时期，有一天有两个人来到他在莫斯科郊外的住处，说是要参观他的实验室。卡皮查带着他们到处转悠，不过很快就看出他们不是学物理的，而是为了某种不明的政治原因前来。中午12点钟，这二人突然说参观到此为止，然后就离开了。后来他听说，贝利亚正是在那天中午12点被捕的。他认为这两个人是奉派来保护他的，以防贝利亚在最后一刻加害于他。压在卡皮查头上的大山被搬掉之后，卡皮查立即上书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和赫鲁晓夫（苏共总书记）为自己的涡轮制氧技术翻案，指出国内国外现在都开始采用他的设计思想大规模生产工业用氧气。1955年1月，他在致赫鲁晓夫的信中说：“科学院向党中央提出把我的研究所还给我，这项要求已经提出很久，迄今没有回音。”12天之后，他终于官复原职，回到了莫斯科的研究所。此后一直到他1984年逝世，卡皮查再也没有离开过物理问题研究所所长这个职务，虽然这是一个行政职务，但是直到生命终止，他也从没有离开实验室里的研究工作。据管惟炎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原来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吴有训到莫斯科访问，我随他一起做翻译，去见了卡皮查，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像你们这么好的师资、设备，为什么不多收一点学生？卡皮查就说不能多收，多收以后，我们自己就做不了事，做不了实验。”
回到他的研究所后，卡皮查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研制大功率的电子器件，希望用它产生的微波将等离子体加热到热核反应的温度，他坚信自己的这种微波加热法比当时在苏联其他研究所和西方研究的托卡马克或激光加热法更有希望实现可持续的热核聚变反应，不过一直到他晚年这种方法也没有实现他的预期。在苏联的库恰托夫研究所和西方国家的实验室里，研究人员为实现可控热核反应的主要希望还是集中在托卡马克系统上。就像爱因斯坦后半生致力统一场论却终无所成一样，卡皮查在研究的道路上也不是无往而不胜的。
这个时期的卡皮查，除了继续活跃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上以外，也从事许多社会活动。他对于科学和教育事业的管理以及科学和技术的关系有许多思考，在各种场合发表尖锐的针砭时弊的讲话或文章。针对苏联体制中大学同科学研究脱离的弊病，他还发起建立了一个以培养科学精英为目标的本科大学“莫斯科技术物理学院”，使得高年级学生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活动，同时也使研究所能够了解学生并从中吸收最优秀者。这所学院是1946年成立的，不久卡皮查就遭到整肃，不过他还是坚持在学校里教了一两年的普通物理。后来回到莫斯科以后，他继续参与这所学校的管理，他还发明了很多启发灵感和理解而不是要求死记硬背书本的考试题。此外他从1956年起就担任俄文的学术刊物《实验和理论物理》的总编辑。
由于卡皮查的崇高学术地位和他在营救朗道等科学家一系列事件上面表现出来的道德和勇气，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个莫斯科乃至全苏联的知识分子群体，其中不仅有科学家，还有音乐家，雕塑家，作家，演员，电影导演等等。他在自己的研究所组织关于遗传学进展的研讨会，让曾经因反对李森科学说而入狱的遗传学家到自己的研究所来做演讲。卡皮查对于体制外的艺术家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尤其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让他们在自己的研究所里举办展览并出售艺术品，这些展览常常成为莫斯科文艺界谈论的话题。1974年他的80寿辰，人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出席的人几乎囊括了苏联文化界的所有知名人士，可见卡皮查社交圈子的广泛。他的社交圈子还扩大到国际上，许多访问莫斯科的科学家，包括他的老朋友玻尔父子和考克劳夫特等，都受到过他的盛情招待。
另一方面，虽然得到苏联政府授予的种种荣誉，卡皮查在很多年里都只能在苏联境内和东欧国家旅行，尽管他经常受到国际科学界的邀请。据赫鲁晓夫后来的解释，这是因为当局认为卡皮查太爱讲话，言多语失，难免会泄露国家机密。这个理由显然有些牵强，主要恐怕还是对他的不信任。对此，卡皮查以他一贯的直率在1956年给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中抱怨说，不久前有英国科学家到访莫斯科，其中有若干他在剑桥的朋友，他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做客，但是后来就遭到科学院院长的警告：在没有第三者在场时不能同外国科学家接触。他在信中说：“我觉得我不是在同一位科学界的同事说话，而是在同安全警察说话。”他还抱怨在科学院补选主席团成员的时候，他已经被数理学部推举为候选人，而苏共中央（据说是苏斯洛夫）却告诉院长要“三思而行”，结果补选被取消。另外，高教部也拒不批准莫斯科大学选他进入学术委员会的申请。尤其让他愤怒的是，若干年前，他的制氧技术在西方国家受到工业界的关注，它们提出要购买卡皮查的专利，最有力地证明了卡皮查制氧法的原创性和先进性。科学院多次给部长会议写信要求重新考虑1946年将他罢官的那道命令。然而一直没有得到回音。
直到1958年，卡皮查才获得了完全的平反，官方正式承认，当年指责他的制氧技术的通告是不实之词。出国的禁令也在1965年终于被撤销，那一年他被批准到哥本哈根接受丹麦工程学会颁发给他的“尼尔斯·玻尔金质奖章”。第二年5月， 他被英国物理学会授予卢瑟福奖章，他终于得以重返阔别32年之久的剑桥。在那里他高兴地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而且个个都已经是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从那以后，他不再受到出国旅行的限制，他走遍了世界各国去接受各种荣誉学位和奖章，而且二度和三度回到剑桥接受荣誉和讲学。
当然，最风光的一次出国是在1978年到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物理奖。在他的获奖演讲中，尽管他是因为低温物理研究而获奖，他却不谈他的低温物理研究，而是回顾他在热等离子体方面的研究，婉委表达了他对这项迟来的荣誉的不满：“我在大约三十年前离开了这个领域，虽然在我领导的研究所里，还是有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个人现在则是从事研究热核反应所要求的非常高温下的等离子现象……因为常言道‘两极相通’。”
1984年，卡皮查90岁，正在人们为他张罗90寿辰的庆祝会时，卡皮查在4月份得了严重中风后与世长辞。刊登在《真理报》上的讣告除了有苏联科学院的签署外，还有苏共政治局全体委员的签署。
六、克里姆林宫书简
1971年，卡皮查在莫斯科组织了一次纪念他的恩师卢瑟福百年诞辰的会议，从剑桥邀请了若干老人与会，其中一位老人对卡皮查说，他曾经企图说服英国邮政局发行卢瑟福的纪念邮票没有成功，而苏联却发行了这样的邮票。他问卡皮查是如何说服苏联邮政当局这么做的。卡皮查指指桌子上的第二部电话机告诉客人，那是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他当初就是拿起这部电话的话筒说：“勃列日涅夫先生，我希望发行一张纪念卢瑟福百年诞辰的邮票。”勃列日涅夫回答说：“行。”这一小故事可以看出卡皮查受到苏联历届领导人重视的程度——除了他被放逐的八年以外。这种重视既是由于他在国际科学界的地位，也是由于他在“海归”后的几十年间同政府高层的接触交往，加上他在战时发挥的作用所积累起来的。这种重视也使他获得了直接向最高领导陈情和建言的特权。他的陈情和建言很多都是通过书信表达的。这些信件常常在送出之前要修改多次，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卡皮查不让所里的打字员参与，而是大多由妻子打字后直接送往苏共中央委员会。据人们在他逝世后整理和统计，他总共给斯大林写了45封信，给莫洛托夫71封，马林科夫63封，赫鲁晓夫26封。到他晚年，给勃列日涅夫的信只有一两封，因为他感到多写也是无用。在他逝世以后，这些书信得以整理出版，被人们称为“克里姆林宫书简”。
这些书信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若干类，重要的一类是向克里姆林宫内的掌权人物反映苏联科学家的工作环境，尤其是他本人的个人遭遇，向他们提出改善科学家待遇的要求，这些信件的言辞常常是十分尖锐的。
在他被禁止出境初期的1935年，苏联当局曾希望卡皮查本人出面声明自愿留在国内工作，以消解国际科学界声援卡皮查的压力，卡皮查没有答应。为了解释自己拒绝的原因，他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批评苏联科学研究的环境之恶劣，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府官僚对于科学家的傲慢态度：“我在评估本国科学工作的条件时，是以剑桥大学为参照的。在剑桥，科学能得到自由的发展，科学家能自由地出国旅行，而在苏联所有的事都被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当然，从原则上说，这样做是为了保证科学成为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应当受到欢迎。但是，科学是一种最高级的智力活动，要求特别的呵护和关注，然而到了那种以居高临下态度对待科学家的有权人的手里，科学会遭到扭曲变形。这种高人一等的态度曾多次使我感到受辱。国内就有一位这样的掌权人物让我在接待室里等了一个半小时才见到他。另一位答应每月见我两次，实际上几乎没有信守过这项诺言。为了约见一次而要打无数个电话，为了一张通行证要排队，穿过长长的走廊，所有这些都使我灰心丧气，以致——这不是开玩笑——常常为了一次约见而做几次噩梦。这越来越让我感到，跟政府的负责官员谈话好像不是为了国家和政府的利益进行公务上的讨论，而是某种恩赐和荣誉……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条件下，怎样才能开展正常的科学研究工作，科学家怎样才能获得自尊。”因此，对于要他声明自愿留在祖国工作的要求，他说：“我不能说违心的话，我不仅不觉得这里比剑桥好，而是相反，我觉得很糟糕，我唯一能做的是保持沉默。”在一星期后，针对莫洛托夫的回信，他又给莫洛托夫写信，教训他“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的道理：“您跟我说在青年中有许多的卡皮查，我保证你们不仅有卡皮查，还有超级卡皮查。但是以你们的工作方式，你们不可能在一亿六千万人中发现他们。现在，你们必须通过卢瑟福求助于英国人。”
维护知识分子的尊严和对苏联体制中“外行领导内行”的抱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卡皮查的许多“克里姆林宫书简”都贯穿着这样的内容。在1945年10月，卡皮查在一封给斯大林的信中抱怨贝利亚在科学家面前表现出来的无礼。他说：在贝利亚请他参加原子弹研究工作的特别委员会时，“他只是命令秘书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与此相对照的是，沙皇时代的财政部长维特为了邀请门捷列夫为度量衡局工作，则是亲自登门拜访。而且，当我9月28日在贝利亚同志的办公室里谈话的时候，他突然中止谈话，只是跟我握了握手，就跟我道别。这虽然是小事，但是它表现了他对个人、对科学家和学者尊重的程度。”11月份，他给斯大林写了前文中提到的那封导致他自己被放逐的信件，他在信中这样描述他同贝利亚的冲突：“我对他很直率地说：‘你不懂物理，请让我们物理学家对这个问题作出判断。’他却回答说我对人民缺乏了解。”可见在苏联共产党中，也不乏那种在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以“人民”的代表自居来打击对手的人物。
卡皮查的这种抱怨，不仅出于维护个人的尊严，而且向斯大林提出了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一个公民在我们国家的地位是否应当仅仅由他的政治份量来决定。过去时代大主教站在皇帝的旁边，而教堂代表了文化的积淀。教会的辉煌已经不再，大主教也不复存在，但是我们的国家不能没有思想的领袖。即使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不管马克思的思想多么重要，它仍然需要继续发展……我们的科学家和学者迟早要被提高到‘主教’的地位。不如此不能使他们为国家热情地工作，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东西补偿他们。资本主义的美国能够收买他们，我们不能。如果学者不能获得这种主教的地位，文化在我国就不能得到独立的发展。这是培根在他的《新大西洲》一书中说过的。所以现在正是贝利亚这样的同志学会尊重科学家和学者的时候了。”
卡皮查在这种为知识分子争尊严争地位的书信中，“言必称剑桥”，甚至用沙皇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作为对照。应该说，对于卡皮查如此激烈的言辞，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没有震怒，没有组织批判他的“反对党的领导”，“今不如昔”和“崇洋媚外”言论，从事情的发展来看，卡皮查的要求，包括他提出的重建实验室的条件和给予管理研究所的独立性，几乎都得到了满足。而后来卡皮查在营救朗道等人时也写信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得到了正面的回应。苏联领导人没有因为这些信件而打击他，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高层领导平常收到的信都是阿谀奉承的顺耳话，而卡皮查的信总是直言不讳，这让他们从信里看出了卡皮查天真率直的一面。而且卡皮查从来不用公开信的方式向高层施压，所有的信件都是高度保密。他写信保护过许多人，包括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等人，但是这些人都不知道卡皮查在私下里为他们说话。这让领导人觉得他并无敌意。当然并不是每次都能遇到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样肚里能撑船的“宰相”。他因得罪贝利亚而被罢官软禁，就是他直言不讳的结果。不过即使是这样，他们也没有把这种私人的信件转发全党，甚至公诸报端，发动全党全民加以声讨，只是找个技术上的理由将他解除职务。
到了赫鲁晓夫治国的时代，苏联的科学事业受到了政府的相当重视，科学家的待遇也同斯大林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得到平反的卡皮查这时又恢复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脾气，他对于苏联政府和科学界有了新的关注点。他在1955年12月15日给赫鲁晓夫的信认为政府给予科学事业的经费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就好比“在农业中化了大钱给土壤增肥却不管农作物的生长。如果在土地上滥施肥料，野草会比农作物会长得更好。这大体上是我们的科学事业正在发生的情形。由于科学工作者的高薪和优惠，野草正在疯长，大有掩盖真正的科学家之势。只有当我们具有根除野草的有效办法，对科学家的优厚待遇才能产生积极的成果，而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办法。近些年发生的情况是，野草利用了我们官僚机构的弱点长势旺盛，已经影响了我国科学的健康发展，形势危急。”他接着提出了他的对策：“根除野草的唯一屡试不爽的方法就是健康的公共舆论，我们缺的就是这个。”为了培育科学问题上的健康的公共舆论，需要在科学家中间培育自由讨论的愿望，一个人必须要不怕表达个人观点。而“领导人也不要害怕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会产生错误的学说。科学真理只有一个，正确的学说最终会经受住检验……中央委员会主管科学的部门有的时候用命令来决定科学真理，不仅没有用，而且极为有害。”
所谓“命令决定真理”实际上是指当局将唯物主义哲学定为一尊的做法。卡皮查在信中接着说，“科学思想是在同其他思想的竞争中产生和扎根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检验它的正确性。如果竞争受到压制，科学知识就成了教条，科学就停止了发展……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内容和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系列教条。哲学停止了发展。”由此，卡皮查认为苏联的科学正被一种正统的教义，而不是生动活泼的科学哲学所统治。在哲学领域里，所有的竞争对手都被淘汰了，只有唯物主义哲学家唯我独尊，竞争也就不存在了，他们已经忘记了如何辩论，如何思考。这种扼杀争鸣的做法，使得科学家不想探讨新思想，使得科学院大会上的讨论沦为科普讲座。科学院的会议就像集体农庄的农民开会一样，讲些历史课题，纪念伟大的学者或者重大事件，没有讨论，也没有结论。院士会议不像是一个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论坛，倒是像一个按规矩安排好的宗教仪式。
卡皮查特别举出苏联生物学界作为“命令决定真理”的重灾区。他说：“在我国生物学领域发生的事再明显不过，我们在该领域的管理方面所犯的错误也比其他领域更为突出。由于对公共舆论的忽视，以及用命令来决定科学真理，使野草得以繁茂生长。健康的生物科学几乎完全被摧毁。即使像我这样在其他领域工作的科学家也看得出，我国生物学的状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落过。尤其令人沮丧的是，我国生物学在若干基础领域内曾经是领先国际水平的。”为了发展生物学和所有其他领域的科学，他提议就各个领域里的有争议的问题在科学院会议上进行公开的讨论，邀请外国科学家和各种观点的哲学家参加。“我们的哲学家必须放弃那种只同双手被反绑的对手论战的习惯，应当在自由的论战中取胜。”
说到苏联的生物学，卡皮查早在1937年就曾经上书克里姆林宫表达过他对当时正在开展的瓦维洛夫和李森科之间的论战发表过意见。当时英国的《自然》杂志这样的西方科学刊物对此也有所报道，并发表一些苏联当局认为不友好的评论，从而受到苏联书报检查当局的扣留。卡皮查发现此事之后，写信给梅日劳克，责问为什么要为了这样的小事扣查这些刊物，为什么要对苏联科学家隐瞒？同时他在信中也发表了对于当时正进行的瓦-李争论的看法，他说：“科学上的争论，不管双方分歧如何大，都是对科学发展极为有利的刺激。因为，科学归根结底就是对于实验结果的普遍化……一般科学上的争论都是关于理论的争论，但重要的是争论必须以实验资料为基础，这样争论才是建设性的。然而，我们的争论已经开始使用荒唐有害的方法。不仅在遗传学的争论中是这样，在物理学中也是这样……在历史学中也是这样。大体上说，论证是这样进行的：如果你在生物学中不是达尔文主义者，在物理学中不是唯物主义者，在历史学中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你就是‘人民的敌人’。这样的论证卡住了99%科学家的喉咙。这种辩论方法不仅对科学有害，也败坏了达尔文主义、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些雄伟的理论大厦。应当告诉争论中的科学家，他们应当把论证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力量上，而不是建立在叶若夫同志的力量上……”——叶若夫当时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秘密警察头子。可惜，苏联当局并没有倾听卡皮查的忠言，造成后来发生的悲剧：苏联遗传学的泰斗瓦维洛夫1940年被捕，1943年瘐死狱中。同时也使整个苏联的生物学研究元气大伤，几十年都不能翻过身来。
卡皮查的“克里姆林宫书简”中还有一类就是他为了帮助那些陷于困境的科学家或文化人士而向政府当局提出的陈情。其中最有名的，或许是他在1938年上书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将理论物理学家朗道从牢狱里救出来的故事，笔者在“朗道和他的秘密档案”一文中已有详述（见《科学文化评论》，第6卷第2期，2009年4月，http://hua-xinmin.hxwk.org/2009/06/04/）。而在朗道事件之前的1937年，他还在2月12日同一天分别写信给梅日劳克和斯大林，请求释放被捕的另一个杰出物理学家福克（В. А. Фoк，1898-1974）。福克被捕的背景是当时正在开展的肃反运动，也被人们称为“大清洗”，1936年到1938年正是其高潮阶段。运动的对象大多是斯大林的政敌，但是在当时那种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氛围中，很多工作中一般性的错误被上纲上线为“反革命破坏”案件，使许多无辜的非政治人物也受到株连。福克是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物理学家，量子力学中求解波动方程的哈特里－福克近似法就是以他命名的。卡皮查在他给梅日劳克和斯大林的信中列举了福克举世公认的科学贡献，认为他是苏联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并且指出：福克年仅38岁，他的耳聋使他同日常生活几乎隔绝。“他的整个生活就是不断地攻克科学难题。我不能设想这样的人会犯有严重的罪行。”当时传说福克是受到有关地质勘探技术的一宗严重“破坏案件”的牵连。卡皮查说：“福克提供的某些理论公式当然有可能被其他人不当地运用，但是绝对不可能是福克有意提供错误的理论。倒不是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被发现，而是因为福克这样的优秀科学家不会干这种事。你应当知道，他就像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一样，不可能弹错一个音符，因为这首先会让他自己的耳朵感觉不适。因此，我有99%的把握说，抓捕福克是错误的。”
卡皮查还指出了抓捕福克这样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家造成的后果。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这样说：
斯大林同志，
……
若干年前有几桩科学家被逮捕的案件，尽管只是关押了几个月，后来发现他们都是无辜的。如果福克也是这样的话，那将是令人悲哀的，因为：
⑴ 它将进一步加大我们的学者同国家之间本来亟待填平的鸿沟。
⑵ 逮捕福克是对科学家的粗暴处理，就像粗暴对待机器一样，肯定会损坏机器的性能。而损害福克的科学工作能力也是对世界科学事业的严重损害。
⑶ 这样处理福克，如同将爱因斯坦驱逐出德国一样，必将引起国内和西方世界的公愤。
⑷ 像福克这样水平的科学家我们不多，苏联科学界因为有他而在全世界感到骄傲——但是，现在福克被扔进牢房，我们没有办法骄傲了。
我想只有我这样的同行才能告诉你这一点，所以我给你写这封信。
他的信发出之后一星期内，福克获释。从这些信里，我们还可以窥见当时气氛之恐怖：“除了福克以外，还有许多科学家受到同一案件的牵连在过去几个月内被捕。被捕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大学里已经没有数学和物理教师给学生上课了。”第二年，连职务相当于副总理的梅日劳克也被处决。如果不是卡皮查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出来冒险陈情，福克和其他许多科学家很可能成为大清洗的牺牲品。
在为科学界的同事说话的时候，卡皮查也不回避科学家中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是萨哈罗夫院士和奥尔洛夫，两位都是杰出的物理学家。1980年1月，萨哈罗夫因为公开抗议苏联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而被流放到不能接触外国人的高尔基市，受到严密的监控。那年11月，卡皮查已经86岁高龄，他为此写信给当时的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用列宁对于巴甫洛夫的处理方法来开导苏联政府的领导人。他说：“巴甫洛夫对十月革命的不认同是国内外众所周知的，他也公开而清楚地表示反对社会主义。他用恶毒的言辞肆无忌惮地批评甚至咒骂领导。他每次路过教堂时都划十字，佩戴革命前从不想戴的沙皇授予的勋章，诸如此类。列宁对这些表现视若无睹。对列宁来说，巴甫洛夫是一个大科学家，他尽一切可能来保证巴甫洛夫有良好的科学工作条件。”在十月革命后的粮食极度紧张的年代，列宁亲自指令要保证巴甫洛夫试验用狗的粮食供应。以致克雷洛夫院士在街上遇到巴甫洛夫时，开玩笑请求巴甫洛夫把他当作狗带回家。卡皮查还列举了其他一些列宁保护知识分子的例子。他告诫安德罗波夫要像列宁那样小心翼翼对待不同政见人士。他说：“异见者的思想与珍贵的创造性活动有紧密联系，而创造性活动在任何文化领域中都是人类进步的保障。必须有对现有秩序的不满，即必须是异见者，才会刺激创造的愿望——这道理对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是适用的。当然不满意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有创造性必须具备天赋。现实生活表明，伟大的天才是十分罕见的，因此必须受到珍惜和保护，这是在好的领导下都不容易做到的，伟大的创造性要求强烈的个性，这又导致极端的持才傲物，所以，天才常常具有所谓‘难相处的性格’。”
卡皮查把对异见人士的处理提高到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来看待。他说：“人类文化发展的辩证法就在保守同异端之间的冲突中展开，这在所有时代，在人类文化所有领域里都是如此。我们看萨哈罗夫这样一个人的行为，很清楚他的创造性活动基本上都来自于他对现状的不满。他在物理学方面具有天赋，当他研究物理的时候，他的活动就产生极有价值的结果。当他介入社会问题时，结果就不是那么有用了，反而在那些缺乏创造性想象力的墨守成规的人中激起了强烈的负面反应。结果，就不是像列宁那样，对他在社会领域中独立思想的后果置若罔闻，而是企图用行政手段来限制他，而没有意识到这样做同时也会灭了他的创造性活动——他们把小孩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对于安德罗波夫这样直接指挥对付异见分子的人，卡皮查的这番话显然是十分刺耳的——在卡皮查的笔下，他以及克格勃的同僚成了缺乏想象力和墨守成规的官僚，成了扼杀个人创造性的反动势力。不过卡皮查在苏联科学界有着德高望重的地位，又有了诺贝尔奖的桂冠，也只有他才敢写这样“当着和尚骂贼秃”的信件。卡皮查还在科学院阻止了开除萨哈罗夫的企图，据说在一次科学院会议上，院长问大家是否有开除科学院院士的先例，大家知道院长心目中要开除的人就是萨哈罗夫，有人说没有先例，卡皮查说，有的，希特勒就把爱因斯坦开除出了普鲁士科学院。真实情况是，爱因斯坦为了不让同事们为难，自己辞去了院士的职位。卡皮查故意这么说，是告诫苏联科学院不要做纳粹一样的蠢事，从而使院长打消了开除萨哈罗夫的念头。
卡皮查的这种侠肝义胆不仅表现在对待自己的同胞身上，他也曾出手帮助过其他国家的科学家。1936年，他了解到德国物理学家玻恩因为纳粹上台而离开德国，一时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他立即向梅日劳克写信，建议苏联接纳玻恩，指出这是苏联获得一位世界级理论物理学家的绝佳机会。他在获得当局的授权之后，就同玻恩联系。不过由于玻恩获得了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邀请，这件事没有成功，但玻恩对卡皮查的盛情一直铭记于心。在1940年，卡皮查从剑桥朋友的来电得知法国的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在德国占领下的法国被捕，他立即写信给莫洛托夫，希望苏联政府能够提供帮助，因为当时苏联同德国还没有成为交战国，所以卡皮查在苏联政府的授权下通过外交途径致信这位科学家，邀请他到苏联工作。当然这也没有成功。1943年，玻尔从丹麦逃出纳粹的控制来到瑞典，卡皮查知道以后，再次写信给莫洛托夫建议苏联政府为玻尔和他的家人提供战时庇护，虽然他知道玻尔不大可能接受这样的邀请，但是他觉得这样的表示有利于苏联的国家形象。玻尔后来去了英国。
卡皮查为福克和朗道这样已经有成就的科学家仗义执言，也为不知名年轻科学家说话。1940年6月14日，卡皮查写信给斯大林为自己研究所的一位研究生争取斯大林奖学金，他说该生已经被一专家委员会遴选为斯大林奖学金的首要候选人，但是在最后一刻被奖学金的审查委员会取消了资格，原因是他在六、七年前曾经被囚禁过两个月，事实证明这是一次误捕，所以他在申请书中没有提及，而审查委员会认为他没有交代这一段历史是对组织的有意隐瞒。卡皮查在向委员会争辩无果之后，便写信直接向斯大林求助。六天之后，斯大林的秘书打电话告诉卡皮查，斯大林已经为此作了指示，审查委员会的主席已经承认“发生一些误会”。这位年轻人名叫米格道尔（А. Б. Мигдал），后来成为了苏联科学院院士，他回忆道，卡皮查当天就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还说：“你这回得到了真正的斯大林奖学金。”
卡皮查在那封信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米格道尔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我不能无动于衷。”这句话可以说是他一生的作为的写照。也许，卡皮查在给斯大林写信的时候，想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丧妻丧儿的绝望之中，正是老一辈的科学家约飞等人，没有无动于衷，设法给了他出国的机会，使他走出人生的低谷，让他的科学天赋在英国剑桥得到充分的发挥。珍惜和不遗余力保护人才，这是一代代俄罗斯科学家不绝如缕的传承，或许是解释苏联科学取得傲人成就的原因之一。
2012年3月17日
参考文献
Boag, J. W., Rubinin, P.E., Shoenberg, D. 1990. Kapitza in Cambridge
and Moscow. New York: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ing Company, Inc.
管惟炎2002.《口述历史回忆录》. 新竹: 清华大学出版社.
Kalinina, J. 1992. Interview with Pavel Rubinin. July.
——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