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动物还愚昧的“精英” 时间: 17 4 2002 23:16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比动物还愚昧的“精英”
芦笛
前者，老芦在《马屁之邦》中一不留神，漏了句“愚昧绝伦的中华民族”的大实话出来，让光头先生怒火万丈。后来我写了《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愚昧的民族》。不仅许多网友不同意，连著名大汉奸林思云都不以为然。然而我坚持认为，敝民族就是一个愚昧民族，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愚昧，是非常非常的愚昧。前天经老明点拨，我才发现，其实这民族的愚昧，首先是所谓精英的愚昧。因此，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非常愚昧的民族，而所谓精英，除了少数例外，不管政治倾向如何，更是横空出世、铺天盖地、出类拔萃、空前而不绝后的愚昧，简直比动物还愚昧。
此话怎讲？比方说，过去国内街上的下水道维修，常常就这么敞着口子好多天，也没什么照明和围栏。晚饭后您出去找朋友，跟着感觉走，扑通一声就下去了。出水才见两腿泥，那两条腿跟黑漆油过似的，光可鉴人，让您想起曹禺《北京人》上那位老太爷油了９９道漆的寿材。于是您赶快回家洗刷一番，换条毛涤裤子再出去。再到那陷阱那儿，得，这次留了神，大兜圈子绕过去。到了朋友家，您和他免不得喝上几盅，然后告辞。回去的路上您腾云驾雾，醺醺然哼着“小河的水呀清悠悠”。到了陷阱那儿，扑通一声又下去了，又是那油了９９道漆的寿材。这时您就免不得要大开骂，因为没裤子换了。那条毛涤裤还水淋淋挂那儿呢，这ＴＭＤ又贴进一条去。明儿个怎么出门，穿游泳裤？天一黑太空裸奔？
这种事，动物是绝对不会干出来的。慢说人家不会两次掉进同一个大敞着口的陷阱去，就连掉一次您也甭指望。所以，您在那陷阱里骂天骂地骂政府，骂完了免不得要骂自己蠢到没药医──这当然是说，如果您还有三分自知之明的话。
如果您随便翻翻中国近现代史，立刻就会发现这正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一直在干的事：反反复复地往同一个陷阱里跳，简直就跟跳出瘾来似的，好像跟女孩儿“跳房子”一般有趣。
满清末年那情景，跟这会儿也差不多。最大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贫弱让人欺负，再一个是政治腐败，社会不公，穷者无立锥之地，富者富可敌国。于是孙大炮那精英出来宣布他的惊人发现：一切都是专制制度造成的，只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立马就能进入太平盛世。别的精英们听了他的话，闹出个什么辛亥革命来。皇上倒确实推翻了，民国也建立起来了，可不知怎么回事却冒出个军阀混战来，老百姓原来只是日子难过，这会儿乾脆连小命都难保了。
于是又有所谓国民革命，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少，人人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可国民革命成功了，好像大夥儿唱得也不是那么欢。执政的国民党在抗战期间迅速腐败了，一党专制比起帝制来似乎也好不到哪儿去，官场的腐败似乎尤过满清，而社会不公，民不聊生如故。闹腾了两次革命，似乎只是两次跳进了同一陷阱，每次拔出腿来都见不到别的新鲜东西，还是那积年污泥。
于是又有精英出来宣布，跳陷阱这行动本身不错，只怪原来那些精英给大夥儿找错了地方，这次咱们找到的洞府可是画在九天玄女娘娘嫡传真经“客观规律”上。只要大家跟着咱们奋勇跳进去，那水帘之后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咱们还要养鸡喂老虎豹子，好剥它们的皮来作衣服（注：这是敬爱的谭震林副总理在１９５８年讲解的共产主义社会图景）。这次跳的结果如何，似乎不用我再来说了。海外中文网上别的难找，要找个不揭发批判中共的专制与腐败的坛子还真不易。
那些揭发批判当然是铁的事实，老芦自己就可以补充上三天三夜。问题是怎么办？再去跳那个已经跳了三次的陷阱？中共腐败到极点不假，社会不公到极点不假，可跳陷阱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么？您要动员大夥儿跟着您跳第四次，恐怕至少得先解释解释过去那些革命是在哪儿出了岔子，然后再说明一下您的革命和前几次有什么本质不同，证明一下为什么这次大夥儿跟您跳，那水帘后面藏着的就真是您允诺的乐园，不是比原来还深一万倍的污水，热一万倍的邪火。
然而似乎没人这么做，也没人想得起来要让革命理论家们这么做。要说服愚昧的大夥儿跳陷阱，只消开忆苦会就行了。敬爱的林副统帅４０年代在东北发明的“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出身，查成份，查斗志），到了２１世纪还是革命理论家们的唯一的传家宝。干革命不要脑子，只要苦大仇深的阶级感情。所谓革命的舆论准备，就是暴露敌人的黑暗腐朽，激起大家的义愤，脑子一热并肩子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谁要是敢提醒大家慎重些，谋定而后动，谁就是丧尽天良，就是万恶共匪的孝子孤臣，无耻的奴隶奴才，革命群众就立刻要查他的罪恶动机，阶级出身，特殊身份。
奴隶们起来不难，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也容易，问题是打完了怎么办？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愚昧民族的更愚昧精英似乎从来没人问这个问题。从辛亥到现在，咱们折腾了快一百年，折腾死了小半国人，可就是一点没长进，永远让大脑在那个短路圈子里来回放电。每在短路圈里循环一次，咱们就得癫痫大发作，全民手拉手集体跳一次火坑。
这短路圈，说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简单，就是相信世上有万应灵丹。哪怕你百病丛生，最关键的是找到那帖治疗一切疑难杂症的总药。这用伟大舵把的话来说，就是“抓主要矛盾”。只要全力抓住那主要矛盾，开出对症的方子来，立刻就“纲举目张”，“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一部近现代史，就是那些愚昧精英的抓药史。孙大炮开出来的药方是西方民主共和国，毛泽东开出来的是“俄国人的路”，而现代革命家们完成了“否定之否定”，又回归到一世纪前的孙大炮那儿去。不管方子怎样变，都是认定了“社会制度决定一切”，而不管服的丹药是什么，服药的方法都是干革命。
这其间，竟没有多少人想过那药物是不是真能治一切疑难杂症，而服药的方法又是不是恰好和服药的目的背道而驰。中国人缺乏最起码的前瞻能力和反省能力，让咱们像非洲野人崇拜飞机一般，把人类的发明当成神祗一样崇拜。迷信几乎成了咱们活下去的一种生理需要。在这种国情下，把西方人发明的并非十全十美的民主制度，当成解决一切中国难题的灵丹妙药便毫不足奇。
其实，有人早在五六年前就在《华夏文摘》上证明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杜绝腐败，防止腐败的社会设计其实是法治，迄今我还没见到驳倒那个主张的文字。的确，前苏联和台湾都实行了民主，腐败似乎不是消除而加剧了。就算是奇迹发生，咱们明天一觉醒来，共党垮了台，民运人士当了家，那浊浪排空的全民腐败还是在那儿。如果国家不变成法治国家，我实在看不出他们怎么去解决这个引起社会危机的最主要问题。所以，革命理论家们最好还是先去证明“民主制度一旦建立，社会便立刻自动转入法治”的科学原理。
大家这会正讨论的人口问题也是这样。在某些同志看来，“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民主社会一旦建立，大家立刻就会突然对生儿育女丧失兴趣，人口问题也就不再是问题了。就算依然是问题，那也不要紧。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论，不但被苏联革命成功后的实践驳得干干净净，也被中国解放区的实践驳得干干净净”，民主革命必然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再多的人口咱们都养得起。
稍有理智的同志大概都看得出来，民主是民主，生孩子是生孩子。哪怕使用林副统帅的“变化法”来分析，这两档子事似乎还是怎么也联不在一起。英国１７世纪就开始实行民主制度，但如果把分布在全球的英人后裔全赶回那小岛去，恐怕人民得挤得掉进海里去（就现在那个国家也够挤的了，领土只有２４万平方公里，只是咱们最近割让给越南的海域的两倍，人口却有半亿，不靠欧盟的粮食养着，立刻就得出问题）。日本和印度都是民主国家，它们的人口似乎也并不少。所以，所谓民主制度能自动解决人口压力的理论，似乎完全不符合实际。
在我看来，与其说人口的增长跟社会制度有关，莫如说它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相伴随的社会文化心理有关。鼓励人们自动节制生育的，不是什么民主制度，而是现代生活方式引起的观念改变。所以，在中国那同一个国家，城市里的一胎化政策从来没遇到过农村那样的阻力。要靠自愿节育来控制人口增长，我看得先完成大部份国民的“农转非”。等到大部份国民不再是低收入、低素质的农业人口，在耕云播雨前自然也就会考虑考虑后果，先去想想自己能否保障孩子未来的生活质量（教育、就业、娱乐等等）。而完成这个“农转非”，其实就是前工业化国家变为后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跟建立民主制度并无直接相干。民主管的只是社会政治运作，似乎并不能加速一个一般是旷日持久的社会转型。
就算民主制度的建立突然莫名其妙地改变了大多数中国人由传统决定的文化心理，不再恐惧“断子绝孙”而自动控制生育，从而使得人口总数控制在满足基本生存权的安全线下，那又怎么样？
那结果是明摆着的。国家不是猪圈，人民不是猪猡，治国不是养猪，只需有足够饲料即可。巨大的人口压力并不只表现为存活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如山一般的社会问题：巨大的人口基数降低了人均生产力，而这是衡量国家经济现代化水平的最重要指标。如果人口增长超过了或等于经济增长，国家便陷入西方学者所谓involution 之中，永远不能脱出贫困。此外，庞大的人口还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福利问题，诸如教育、就业、国民医疗、失业救济、退休保险，等等，等等。你既然主张人人平等，总不能看着庞大的失业大军无所作为吧？可国家的经济实力就那个样子，你有本事为大多数人提供就业机会么？
在这方面，说句难听的大实话，资本主义还不如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借用李嘉图的话来说，是把社会办成个庞大的“济贫院”，以牺牲效率来实现高就业，而资本主义正好相反。用敬爱的张春桥副总理的话来说，毛共搞的是“低工资，高就业，物价稳定，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既然三人的活五人干，当然就没有什么效率，但也没有什么怨言，因为大家全ＴＭＤ一样穷，“没比较就没有鉴别”。
说来可悲，共党现在搞到天怒人怨，全社会离心离德，让政府失去了除了知识分子外一切阶级的支持，不是因为他们搞毛共那一套反人性的名堂，恰恰是因为他们看出老套路是死路一条，和高效率、高增长背道而驰，所以决定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幸的是他们操之过急，在把国家建成法治国家并通过一系列保障劳工权利的立法之前，在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强大工会组织出现之前，在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前，就去学资本主义讲究经济效益的那一套，把大量的工人抛向街头。甚至在最近还贸然启动了大企业的私有化，把那些企业的工人扔进了特别狠毒黑心的资本家的虎口中（根据国内消息，某国企拍卖给某大款后，所有员工一律转为临时工，４５岁后一律辞退，平均工资只有４００元，没有任何劳保福利和退休保险）。这结果，就是让深重的社会危机越发深重，为呼之欲出的人民革命到处撒下干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产党的掘墓人不是别人，正是党内那些变法图存的改革派。
这个问题，那些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率领奴隶们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精英们似乎也得考虑考虑吧？如果您的民主革命成功了，敢问您到底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要搞前者，在中国那种特定的背景下，您要这么干就是复辟反动的毛主义；要搞后者，您同样得面临共党现在面临的问题。须知您建立的伟大民国本身并不会自动解除私有化的阵痛。不仅如此，您的日子将比前任还难过。促使人造反的最主要冲动是“等贵贱，均贫富”，革命群众的本能追求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平均主义，争取自由其实不是他们的目的。而私有化恰是“分贵贱，悬贫富”，您有那个胆子逆革命潮流而上，去搞万恶的私有化么？
所以，随便举上个把问题，立刻就可以看出，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绝不是像没脑子的精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民主不是万应灵丹，世上也没有这种东西。只有蠢如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们，才会去相信民主制度一旦建立，一切社会危机便会自动消失，一切社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更可笑的是竟然没多少人看得出以暴力革命追求民主那悖论的可笑。老芦说而又说，说到口干舌燥，重复到连自己都起腻。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滴水穿石不足以见其艰难，对牛谈琴不足以喻其徒劳。我这里只能再重复一遍，哪怕真理重复一万遍便成了裹脚布也顾不得了：
我早就说过，咱们之所以三次跳进陷阱去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妄图用暴力革命去解决社会危机的必然结果。在这方面，毛共革命是最有启发性的例子。
如果咱们留意一下，便会发现，哪怕在西方民主社会中，也有一个地方绝对无法实行民主，那就是军队。军队讲究的是绝对服从。如果要实行最起码的民主，则军队立刻丧失战斗力。列宁就是悟出了这点，才将军队和黑帮会组织熔为一炉，发明了布尔什维克那种极权政党，这玩意和西方的议会政党截然不同。前者是暴力颠覆一个政权的最有效的工具，而后者只能在民主社会中运作，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去“推翻”一个民主政府。除了这两种模式，世上并无别的组党方式。因此，你要用暴力去推翻一个现代专制政府，就只有靠列宁式的极权政党，靠一个比对方更独裁、更蛮横、更阴险毒辣、更不计一切后果、更百折不挠的军事化了的秘密组织去战胜对方，舍此之外别无干革命的办法。既然如此，你的革命如果成功了，那“新”社会在极权程度上必然高于“旧”社会，而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三次革命后，社会的专制程度一次比一次高的原因。因此，靠暴力革命去解放人民、实行民主，完全是专供愚昧民族消费的愚人节笑话。
可叹的是，如此浅显易懂的道理，就是没有多少人明白。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至今还是世上最崇拜革命的愚蠢民族之一。光这一点就足证撼山易，撼愚昧民族难。
精英们的愚昧，造成了全民愚昧，而这愚昧的产生原因固然很多，在我看来最主要的一条是没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智力活动能力，只有这才能解释本文开头说过的反复跳陷阱跳出乐趣来的怪事。当然，这问题是双方面的，无论是执政的精英还是在野的精英都比动物还愚昧。于是当政的精英只顾拼命搂钱，社会危机已经到了危如累卵的地步还在醉生梦死，而在野的精英们只知鼓噪造反。两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便只会是没完没了的革命，一直革到核内战把全民族送上西天才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