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芦笛 二十年的绝望

芦笛

明天就是六四二十周年了，此时此刻，想来我党和“民运”人士都在屏息以待。我党生怕再来个“群体事件”，民运生怕不发生此类事件。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双方都是四川人说的“提虚劲”，什么都不会发生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二十年前的今夜发生了什么事，而知道真相的大多数过来人如今都成了坚定的“镇压有理论”者，没谁会对二十年前的事感兴趣，因为那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毫不相关。

这就是最令人绝望之处：二十年前，六四是一场政治斗争，二十年后，它依然是一场政治斗争，而所谓“政治斗争”，在共党和它的反对者双方看来，其实也就是“政权争夺战”。双方共同的持续幻觉，都是以为这事与党的政权生存生死攸关。那数百乃至数千无辜生灵就是我党为了维持政权付出的“合理人命代价”。二十年后，禁止公民谈论此事、悼念死者，仍然被他们认为是维持政权的必要措施，而反对者当然要“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巴不得民众来个大规模悼念活动，就算不能推翻我党，能给它找点麻烦也是好的。

世上竟有这种愚蠢与冷血思维的方式，本来就足以让人绝望了，更让人绝望的是它居然在民众中广有市场！当年参加八九学运，如今“反戈一击”，转过来认定屠杀有理的人，一开口也就是那个调调，无非是当年年幼无知，上当受骗，跟着蠢动一气，其实若真是把共党推翻了，让柴玲、王丹、吾尔开希辈上去，那也就没有今天的幸福日子了。因此，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不但当年就是应该疯狂屠杀民众，而且今日严禁大众悼念倒在长街上的冤魂，让他们在记忆中彻底泯灭，也是维护国家繁荣的前提。

这些人（绝非“一小撮”，我看是许多过来人的心理）怎么就不会想到：大规模群众运动无非是两种：自发的或是被精英组织严格操控的。哪怕是今天，大陆也没有一个能如“解放”前的我党那样能运动群众的精英组织，谁有本事去操控八九学运那种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而一个纯粹的自发群众运动，根本就不可能具有什么明确的诉求和统一的奋斗目标，迟早要风流云散，能给政权的生存带来什么威胁？就算真是有个严密的地下党在幕后操控吧，一个政权是那么容易推翻的么？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是干嘛用的？原子弹、中子弹、神经毒气、坦克、飞机、装甲车、火箭炮、榴弹炮、加农炮、轻重机枪是吃素的？哪怕真如伟大领袖所言，某个神通广大的地下党成功地“组织起千千万万民众，调动起浩浩荡荡的大军”，一齐开到北京去示威，那也不过是为金兵的狼牙棒提供了无量天灵盖而已，怎么朝野上下全TMD连起码人类常识都没有？

最令人想不通的是，中共政权乃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权，不但对民众的控制令历代统治者瞠乎其后，而且垄断了所有的暴力手段，其拥有的镇压力之强大是古代帝王无法梦见的，可这空前强大的政权竟然也是历史上神经最衰弱、最怯懦、最缺乏自信、最没有容量的政权，动不动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时时把神经崩到濒于断裂的程度，深信“退一步就全完了”的“雪崩效应”。因此，哪怕只是容许民间谈论一下二十年前的往事，悼念一下无辜死难的亡灵，则政权立即就要被推翻，不但万贯家财要被暴民洗劫一空，而且“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

更何况当年倒在长街上的民众们从来也就没有想到过推翻共党的统治，他们无非是怕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戒严部队突入广场，伤害赖在那儿的学生罢了。为了这侠义心肠、热血冲动，就该被乱枪打死，被坦克碾压？就该背上“反革命暴徒”的罪名，被党报声讨，就该由政府将民众对他们的哀悼、缅怀与痛苦的记忆强行抹去？

党国政府害了这种妄想型人格失常（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也就够稀罕的了，这种严重心智失常还竟然传染了许多所谓“知识分子”们，让他们跟着我党相信，就连死者都会构成对政权的威胁，而若是让民众获得公开悼念他们的权利，就会让自己的幸福生活鸡飞蛋打！中国人的脑袋和心肝，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

二十年了，自2000年以来，年年每逢此时，我都要写纪念文章，年年每逢此时，我的绝望都要加深一层。这么多年过去了，六四的悲剧仍未从那“政权保卫战”的愚昧死结里脱出来。统治者愚蠢到以为那场疯狂的大屠杀是捍卫政权的必要措施，被统治者也傻傻地跟着相信这神话，而反对者们也愚蠢地相信这类活动确实能达到动摇共党统治的作用。除了几天前草根母亲们发起组织的在华盛顿追思哀悼活动（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776 ），我从未见过有谁出自纯粹的人道动机，将那些无辜丧生的亡灵当成自己的亲友，感同身受地去哀悼那些被子弹粗暴终结的青春，被履带碾碎的如花年华。就连那自发追悼活动的参加者们中，也有许多是美国人！

“哀莫大于心死”，面对这二十年如一日的全民良知死亡，纵是最乐观的人也不能不心如死灰。要到哪一天，中国人才会如老美那样，知道珍惜生命的价值，知道痛惜非亲非故的旁人的无辜丧生，知道唾弃憎恶那些视大量民众丧生为伟大胜利的朝野政客们？而若不是有了这最起码的文明觉悟，即使全民响应海外“民运”人士的号召，在明天统统穿上白衣，那除了能给我党造成点小小难堪之外，又能算什么社会进步？

不久前，网友郑若思先生写了篇大作《党的被害妄想是从哪里来的？——论“三一八模式”》，主张：

“依我之见，与其空泛地呼吁‘平反六四’或是‘大和解’，不如从厘清‘请愿’和‘造反’这两个最基本的政 治活动的定义开始，使其成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确立和平请愿在现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合法地位，建立切实有效的政府对应和平请愿的方针，就像刘大生先生指 出的那样，将它作为‘避免政治革 命、促进政治进步的最普遍、最长久、最经常、最强大、最稳健、最平和、最有韧性的推动力’，重新确立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只有中共走出了自己的心理阴影， 中国和中国人民才有希望走出历史的阴影。”

我觉得此话确实说中了症结。中共当年夺取政权的手段之一，便是所谓的“白区合法斗争”，把国府统治区的公民请愿抗议等正常活动，化作造反的辅佐手段，人为混淆了这两者的本质差别。在他们当国之后，当然要拿那套思维定式来猜测正常请愿抗议活动的罪恶动机。弄到后来，不但他们深信“请愿、抗议、悼念亡灵即造反”，而且还把这种病态心理传染给了全民，使得大家都跟着他们相信这弱智等式。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还是所谓“民运”人士，他们不但袭用共党故智，力图把正当的公民请愿化为造反活动，而且激进者如魏京生辈还嫌那不过瘾，指责六四是“跪着造反”。某些人甚至耻笑57年的右派挨整是活该，因为那些人想的不是推翻共产党，而是诚心诚意帮助党整风，是曹长青所谓“谏士”。

如此折腾，只能加深共产党原有的深重的受迫害恐惧心理，使得统治者神智更加错乱，更要坚持剥夺人民的起码权利，使得朝野彻底丧失西方式良性互动的可能，甚至倒退到连“旧”社会都不如的黑暗世界中去。例如北宋靖康年间陈东率太学生的伏阙上书请愿，有数万乃至数十万军民参加，还活活剐了一个或数个太监，这儿的“请愿”与“武装暴乱”界限根本就分不开。又如五四也有暴力犯罪。然而无论是宋钦宗还是北洋军阀，都把它们当成了请愿活动，并未武力镇压，朝廷或政府也并未因此被民众推翻。相比之下，六四自始至终是和平抗议示威，然而共党就是有本事杀得血肉横飞，而对这种野蛮行径，居然也就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认为杀得对，杀得好，不杀不足以巩固政权，维护国家安定团结！不但政府连将近千年前的“封建”朝廷都不如，而且读书人的心智也经历了将近千年的大倒退。这根本原因，就是他们不但误将“请愿”当“造反”，而且坚信共党政权不过是纸壁蒿墙，吹上一口气立刻就会分崩离析。

我想在此再一次告诉朝廷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响马”以及“文化顺民”们：推翻一个政权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推翻一个垄断了全部暴力手段与国家资源、将全民置于铁腕操控下的极权政府就更是不可能的。我党只可能因大规模内讧垮台，绝无可能被民众推翻。只有白痴才会日日活在“变天”的巨大恐惧中，以为连百姓哀悼一下二十年前的死难者都会动摇共党统治，也只有心智被党文化彻底败坏的海外文化响马，才会与共党分享同样的迷梦，以为共党统治会被民间微不足道的抗议推翻，因而千方百计把民众正当的维权斗争与人道活动纳入政治斗争轨道，更加恶化党国领导严重的心态失常，使得朝野锁死在“不是绝对臣服就是扯起造反”的死结中，使得中国和平转为常态国家更无希望。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的政权从来是靠枪杆子夺取来的，秀才造反，三千年不成，从未见过历史上有哪个政权被民众的请愿、抗议或示威推翻，人类有史以来也从未见过有哪个政权禁止过民间的哀悼活动。这些活动与造反无关。即使群众游行示威时有过火犯罪行为，也不可能对政权生存构成威胁，只需就事论事，严格按法律处理就行了，何必瞎马自惊，庸人自扰，见到短袖就立即想到性交，见到烛光就想起纣王自焚于鹿台？

我在旧作中曾多次引用邓拓《燕山夜话》中的《放下即是实地》一文告诫过政府：不要被病态想象虚构出来的恐怖场景，吓得让中国永远处于违宪戒严状态。下面并非深渊而是实地，放手之后并不会就此灭顶，只会站在更坚实的土地上。稍微有点正常理智的统治者，哪怕是两千多年前的君王也罢，都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邓拓的另一篇杂文题曰《堵塞不如开导》，确乎如此，一味以国家暴力剥夺人民宣泄怨气，实现自己正当要求的神圣权利，只能把国家做成高压锅，将怨气做大做强。当国家遇到重大事变时，必然要激起大规模内讧，使得积累几十年的社会矛盾总爆发，将党国炸到九霄云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