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有害，造反无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主席的光辉教导常讲常新，至今仍在指导海内外许多华人的思维。不久前，一位著名网络作家在网上发表了《暴力压迫是暴力革命的催产士》的文章，鼓吹暴力革命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在本质上重复了毛泽东的著名论述，在网上引起了极大反响。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造反有理”的“理”倒底在哪儿。

　　　　　　　　 一、“有压迫就有反抗”？

拜革命教的第一个教义，就是“有压迫就有反抗”。教徒们把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运用于人类社会现象中，便得出了这个貌似有理、其实大谬的完全归纳。那位作家说：

“没有统治者的腐败、残暴与顽固，就不会有革命的惨祸，暴力压迫是暴力革命的催产士。”

熟悉历史的人都能看出这话根本不符合历史的真实。要论“统治者的腐败、残暴与顽固”，古往今来莫过于斯大林政权、毛政权和波尔布特政权。世界史上从来没有过哪个统治集团曾经像他们那样，毫无原因地残杀或害死了数量如此巨大的无辜公民，残酷压榨劳动人民，彻底剥夺了人民最基本的自由与人权，使全国人民变成了冻结在原地的“植物人”（至今11亿中国农民仍然是被迫依附于土地的农奴）。在那种暗无天日的社会中，人民连古书上说的“道路以目”、“敢怒不敢言”的权利都丧失了。按理说，这种高压社会应该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压迫越剧，反抗越烈才对。

然而如所周知，在斯、毛、波治下，从来就没有过大规模人民起义，有的只是震耳欲聋的歌功颂德声。反倒是在压力开始消除、人民骤然重获许多失去了的自由的后毛时代，几乎所有的人才开始不满起来，最后酿成了八九学运。

再往远些看也是这样。当年我大清奉行“君要臣死，不得不死”那一套，什么事都没有。等到西太后下诏明定国是，立意逐步还政于民，建成类似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麻烦就来了。1908年，太后颁发钦定宪法大纲。翌年，各省按计划成立了省谘议局。这些都是减压的重要举措。然而老佛爷前脚死，后脚辛亥丑剧就发生，断送了本来前途无量的改革事业。

国民党掌权时基本上是开明专制。惟其如此，便天天闹学潮。爱国学生不是去“逼蒋抗日”，便是“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争自由。等到我党上台，特别是发明了以坦克装甲车伺候上街学生之后，便从此鸦雀无声。这些事实，似乎恰好证明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没有反抗”的反命题。

外国的历史又何尝不如此？当年沙皇以警察伺候革命乱党，把他们抓住了就往西伯利亚送（注一）。彼时布党不是在西伯利亚打猎，就是在瑞士开会，根本就唱不了革命戏。1905年首都骚乱，人民到皇宫前请愿，沙皇下令哥萨克骑兵“平暴”，开枪射杀几十人，从此天下太平，迎来了经济高速增长。

等到后来临时政府上台，搞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那一套，既不腐败，也不顽固，更不残暴，不但让西伯利亚钓鱼的和瑞士开会的统统到首都来参加民主竞选，“咸与维新”，而且连叛国罪和颠覆政府罪都不追究（注二）。不压迫的结果，是引出了没有作用力的反作用力。除了克伦斯基避入美国使馆仅以身免外，大多数部长和议员们都身首异处。

尽管历史事实说明：“有压迫就有反抗”这个命题，不说是错误的，起码是对无比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超简化，然而有的网人仍然同意这一说法，只是认为“反抗”和“压迫”之间有个时间上的滞后效应。因此，后毛时代人民起来反抗，应该看成是毛时代的压迫造成的结果。

此话当然有点道理，但其实也经不住推敲。按常理说，“饥寒起盗心”乃人之常情。压迫的效应再怎么滞后，到人快饿死的地步总该显示出来吧？可惜，大饥荒饿死了上千万中国人民，可就没见谁起来反抗。北韩的大饥荒历时多年，半国人都成了饿殍，至今也不曾见有谁揭竿而起。

因此，上述“社会机械力学第三大定律”根本就不成立。当然，这不是说“有压迫就有反抗”在所有的条件下都不成立。如拙文《挥不去的历史阴影》中提到的，布党的血腥统治曾引起了俄国人民广泛的武装反抗，但那一般只发生在政权交替的动乱时代，并不发生在一个残暴政权稳定统治了多年的国家，不能作为普适范例。这在外敌入侵时特别明显，三十年代的热血青年在日寇入侵前“奋起抗暴”，但那只发生在国府治下的大城市，敌伪统治下的城市中从未听说过有人敢上街去示威。

　　　　　　　　　　 二、暴力革命出现的原因

那位作家说：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富裕，政治清廉，社会安泰，这样的国家是不会发生革命的。现在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所以美国不会发生革命。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贫穷，政治腐败，社会混乱，发生革命的危险性就很大。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贫穷、腐败、混乱？这都是统治者的责任，不是因为统治者的昏庸，就是因为统治者的残暴。如果这些昏庸、残暴的统治者肯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倒也还能避免革命；但是遇到那些死心塌地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人民只好举起革命的扫帚，把他们清扫出去。”

听上去多么耳熟啊！尤其后面那个“扫帚”的比喻，让我想去了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时代，可惜这只是大字报式的抒发革命激情。

在我看来，暴力革命要发生，通常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深重的全面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例如外战、饥荒、经济危机等因素引起的民生凋敝甚至民不聊生，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造成的贫富悬殊引起的普遍民众不满等等。

2、 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导致维持社会安定的传统道德崩解，例如中国辛亥革命和伊朗革命前夕，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冲突引起国民思想上的严重混乱脱序；传统权威骤然丧失引起的意识形态真空，诸如沙皇（俄国人民的“小父亲”）和清帝（中国人民的“太阳”）逊位后，在俄国和中国引起的国民思想上的无所适从。

3、 一个弱势的统治集团和伴生的统治危机。这种弱势可能是客观因素造成的，如失去对军队、警察等镇压工具的控制（例如沙皇）；也可能是主观上的懦弱无能，使得统治者不敢痛下杀手，枪打出头鸟，杀一儆百（例如俄国临时政府和晚清摄政王）。

一般来说，必须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时，暴力革命才会发生。当然，和一切规律一样，它也有例外，例如辛亥丑剧就是在只满足后两个条件时就发生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危机远没有今日严重，总的经济情况良好，然而由于两宫猝崩，袁大头趁机弄权，利用毫无人民参与的兵变实行逼宫。因此，它只能说是一个历史的偶然而已。

根据以上论述，暴力革命一般不可能在一个斯、毛式的极权国家出现，这是因为：

1、 从客观上看，统治者是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强势集团，垄断了全部国家资源（造反是要钱的，许多人忘了这个常识，真奇怪），绝对控制了军、警、特等镇压工具，控制了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人民根本没有可能组织起来，异议人士也没有可能宣传自己的主张。此外，精英既得利益集团也起到了维护社会现状的“钢筋水泥”作用。后面这个发明的蓝图，斯大林早在他的中学作文里就勾画出来了。

从主观上看，统治者是历史上最心黑手辣的匪徒，坚信“如何巩固政权──杀人”（张春桥语）。不幸的是，这种根本国策行之而有奇效。这是因为人的本性贪生怕死，在极权统治下只有生物保存自己的本能。真正不怕死的志士如遇罗克、张志新之辈大概十万人里也找不到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形成有规模的挑战力量。

2、 社会不会陷入意识形态危机。这是因为统治者控制了人民的一切信息来源，对人民进行卓有成效的洗脑活动。人类的幸福感，说穿了不过是一种因比较而产生的主观感觉。铁幕不仅隔断了本国和外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了解，而且遮盖了统治者荒淫无耻的腐化生活。这样，人民便失去了一切比较参考系，不能不相信统治者的谎言而以为自己生活在天堂里，而别国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社会里根本不会产生普遍的民众不满。

3、 由于第二个原因。再深重的经济危机也不会转化为全面的社会危机。这里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饿死上千万人的大饥荒毫未动摇我党统治。换任何一个别种制度下的国家，那种空前绝后的大灾难一定会使政权立刻崩解。

由此可以看出，这样的极权社会（totalitarian）开始向威权社会（authoritarian ）转化时，是社会最不稳定、最容易出现骚乱的时期。此时封闭在罐头里的人民第一次接触到了外界新鲜空气，不但获得了比较参照物，打破了那个原来虚幻的幸福感，而且外来先进文明开始取代原来陈腐的党教条，便造成传统权威的丧失和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以上诸因素再加上改革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便容易触发普遍的心理失衡而导致社会骚乱。这就是八九学运的根本原因。

然而，因为民众的松绑主要只在经济上和思想上进行，上述第一条仍然成立，统治者仍然保有强大的镇压力量。如果煽动人民起来去抗争，就是教羊入虎口，白白去牺牲。正因为此，我们才应该谴责以儿戏民命国事来哗众取宠的方大教授、柴大小姐、李大教主之辈。

　　　　　　　　 三、暴力革命是独裁制度的助产婆

以暴力革命求民主自由，这大概是拜革命教的第二条教义。它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自相否定的悖论。

要说清这个问题，首先得戳穿“人民革命”这个神话。在一般人心目中，世上据说有某种自发的、由人民群众自己起来争取解放的活动。这在近代以前确实如此。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俄国二月革命都是这种自发的、未经专业人士组织、发动、操纵的革命活动。可惜的是，时代进步到今天，早已时移势易，这种自发的人民革命早已进了博物馆，而我们的同志们还在欣赏那里面的恐龙标本，以为那副化石骨架还在今日的世界上张牙舞爪。

我在《挥不去的历史阴影》中说过，早在１９０５年，列宁就看出，由于现代物质力量和科技手段的发达，专制政府控制人民的能力极大地加强了，因而得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按：此为伟大领袖的再表述），革命决不可能通过人民自发斗争而赢得胜利，必须由一个组织无比严密的黑社会专业人士去制造的结论。必须承认，列宁的发现至今仍然成立。可以说，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确有自发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例子，在此之后，一切成功了的暴力革命，都不过是一小撮意志如钢、纪律如铁的黑社会专业人士利用、操纵人民人为制造出来的。哪怕是为民运人士津津乐道的东欧和平革命，其实也有专业人士幕后运作的背景。记得西方媒体在罗马尼亚的“人民革命”胜利后曾披露，那其实是克格勃搞出来的。

即使是法国大革命那样自发的人民暴力革命，也丝毫没有实现动听的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一般人只知道歌颂法国大革命是怎样伟大的英雄史诗，却不知道它曾带来过何等的血腥恐怖。在雅各宾疯子派以断头台治国期间，草菅人命竟然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肉食店居然堂而皇之地供应人肉！

这种恐怖的出现是必然的。暴力革命实质上是大规模的强暴他人的自由意志、谋杀他人性命、抢劫他人财产，势必引起反革命的疯狂反扑。此时倒真用得上“有压迫就有反抗”的公式，但该公式之所以成立，是因为革命者还未建立稳固统治，反革命也不像极权社会中的愚民，人人有幸免心理，而是困兽犹斗，存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死之心。不幸的是，人民的力量却显得脆弱，因为驱使人民甘冒生命危险投身革命的主要动机是追求自身解放，而人人追求自由平等的必然结果就是否定一切权威，导致无政府状态的出现。这种脆弱的革命事业显然无法与训练有素的反革命势力较量。

为了保住革命果实以及革命者们自己的脑袋，当反革命反扑过来之时，革命事业就需要一个绝对的革命权威，将自发的革命者组织成一个令行禁止的高效率战斗队伍，去粉碎反革命进攻。而建立这样一个绝对的革命权威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大规模实施恐怖，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去处死一切胆敢反对革命的人，甚至将半心半意者和中途动摇者也送上革命的祭坛。在这过程中，革命者们就变成了独裁者。等到反革命被镇压下去了，革命权威便成了新独裁制度的守护神，民众一切分享权力的要求都将被它的铁拳无情粉碎。因此，想在这种“新”社会里实现民主，无异于缘木求鱼。

更重要的是，“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是人类普遍的天性。当最初的革命激情消退后，人民便不可避免地要厌烦无休止的战乱，渴望和平和秩序，因而衷心欢迎能给他们带来安定团结的独裁者。文革中我曾旁观了人民当初那种革命热情耗竭的情景。尽管武斗期间是建“国”以来人民自由度最大的黄金时代，但几乎每个人都热烈欢迎带来秩序的革命委员会。前段巴基斯坦军事政变推翻了民主政府，人民反而持同情态度也是这个原因。因此，暴力革命到后期，必然会出现能给人民带来和平与秩序的大独裁者，这不但是大势所趋，而且是人心所向。

如果说历史上的自发人民暴力革命是这样，那么现代的由黑社会专业人士制造出来的“人民”暴力革命就更是如此了。这种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那样的经典人民革命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是由人民自发进行的，不是某个革命党设计制造出来的产品，而后者是由一个高度军事化的核心独裁组织（称为革命党）酝酿、策划、发动起来的。在前者，独裁者和他代表的革命权威是在革命高潮中从暴民中自然涌现出来和形成的；而在后者，独裁者早在革命的设计阶段就由某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党魁担任。革命党的特点是绝对隐秘和绝对独裁，下级除了绝对服从上级之外（所谓“组织高于一切”），不能有任何自由意志。在最后一点上，它很像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队组织，非此不但不能取得革命成功，而且就连革命者的性命都保不住。很明显，它的整个设计原则和运作方式与民主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如果这种黑社会组织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必然就要把他们搞惯了的那一手推向全社会，彻底扼杀一切自由思维活动和个人意愿，使整个社会组织变成一个庞大的军队。而这就正是在苏联、中国和其他共党国家发生过的事。

今天，中国社会组织之严密远远超过古今中外一切君主国家，政府获得了空前的控制人民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制造暴力革命就更是一种黑社会的专业活。这种制造出来的革命即使成功了，无非是世上又多了一个列宁或毛泽东而已。

因此，无论是哪种暴力革命都必然是独裁制度的助产婆，这是它的本质特点决定的。证之以世界史上的一切暴力革命，除了北美独立战争之外（那严格说来是国际战争而非革命，国内根本没有反革命暴动），这可以说是个普遍规律。英国革命砍了查理一世的脑袋，扶上了克伦威尔那个“护国公”；法国大革命砍了路易16的脑袋，先迎来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那些疯子遍立于国中的断头台，后又把拿破仑大帝送上宝座；俄国二月革命为十月革命铺路搭桥，写下了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辛亥丑剧先把袁大头送上帝位，后又引出军阀混战；中共革命迎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最血腥、最残暴之的“新”纪元，使中华文明几乎被彻底摧毁。这些惨痛的教训，应该使任何一个有理智的现代人都唾弃暴力革命才是。

有的网友以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在台湾的成功来质疑这一点。这其实并不说明问题。首先，如果没有辛亥丑剧，如果中国人民再成熟一些，知道用和平理性的手段渐进地改良社会，民主制度恐怕早就在全国实现了。其次，它在台湾的成功有着许多历史的偶然。最后，这个三部曲的最大问题，还是那个悖论，即用一种独裁者强暴大多数公民的方式去实现民主。要荡平各路烟尘，混一海内，军政时期便不能不是独裁时代，而且它的独裁程度要超过被推翻的旧政权。这是由两者的性质决定的。一般来说，维护一个既存政权的难度远没有新创一个政权的大，因此，新生的革命政权一定要比旧政权的专制程度高，才能取得胜利。“两军相逢勇者胜”，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谁的集权程度更高，谁更心狠手辣，谁就能赢得胜利。因此，革命政权的组成决不可能是民主的。这就是为什么从晚清而北洋，由北洋而国府，从国府到中共，独裁程度一个比一个高的根本原因。

因此，等军政时代结束，独裁制度也便稳若泰山。此时除非独裁者是圣人，才会恩赐给人民民主。新的统治者一般都是经过革命负筛选出来的铁血强人，其意志之坚强，手段之毒辣，比起通常是懦弱的被推翻的旧统治者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指望这样的人物来恩赐给人民民主，其希望要比在旧社会里实行和平改革要渺茫得多。这个道理其实非常浅显，大家只要假想一下在毛、蒋、清帝治下实现民主的可能性，将难度排出个座次来，便立刻能洞见这一点。台湾的民主革命发生在老蒋死后，这决不是偶然的。

　　　　　　　　　 四、革命有害，造反无理

那位作家说：

“革命是被统治者逼出来的，我们更应该谴责的是造成革命的统治者，而不是革 命者。”

又问我：

“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保皇维新派和孙中山的暴力革命派，就为该不该搞革命进行过激烈的辩论。梁启超举出法国大革命的例子，说暴力革命搞不得，那会死很多很多人，可是革命派反驳说：人是要人权的，我们不想再作为奴隶苟且偷生了。我们要用我们的鲜血，为我们的孩子争取一个不再作奴隶的机会。

现在阿拉伯人的心情，就类似于中国辛亥革命时的心情，如果老芦生为是一个阿拉伯人，你是选择作偷生的奴隶，还是选择为自由而战？”

这是典型的拜革命教徒的煽情，可算是这些人的第三个教义，也就是用简单的道德是非判断来肯定革命这种“惨祸”（这是那位作家自己的话）。哪怕革命只能让千百万人头落地，毁坏无数财产，让人民堕入更加深不可拔的深渊，让历史大幅度地倒退，但因为它是反抗压迫者，是剥夺剥夺者，因此便是神圣的，不可否定的。如果有谁不同意他们这种“思维”方式，便是丧失道德立场，便是统治者的狗腿子，便是助纣为虐，便是落井下石打落水狗。按他们的逻辑，文革也该肯定了，因为它在本质上决不仅仅是毛发动的权力斗争，更是人民长期积压下来的对党官僚阶级不满和怨恨的总爆发。总之，这世上只要是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便一无例外地是神圣的、伟大的、不容反对、批评甚至怀疑的。这才是典型的党文化的黑白两分法！

因为讲“正义”而不顾利害，拜革命教徒便不能不用刺激性的字眼包装理智的缺乏，去打动听众的浅薄正义感、是非善恶感而不是诉诸他们的理性。那位作家这里就给出了最好不过的例子，又是“不为作奴隶苟且偷生”，又是“用我们的鲜血，为我们的孩子争取一个不再作奴隶的机会”。这些话或许能使人热血沸腾，但丝毫无助于头脑清醒。

请问那位先生：革命党人有几个人洒了“我们的鲜血”？就算有个把秋瑾、徐锡麟掉了脑袋，和他们制造出来的那个无边血海比起来，他们那一腔热血连沧海一滴都比不上！谁给他们那个权利去痛洒人民的鲜血，使国家陷于战乱达半世纪之久，至今还无法从毛主义的黑洞中完全挣扎出来？历史上又有哪个卖国贼，祸国如此之惨烈？

再问那位先生：那场丑剧，到底是让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中国人民在大清的治下是什么样的奴隶？在后来的民国和中共治下又是什么样的主人？“我们的孩子”的命运是强爷胜祖，还是王小二过年？当年汪精卫谋刺国家元首还没给处死，后来遇罗克、张志新不过动了动嘴皮就掉了脑袋。推原祸始，这难道不是辛亥乱党的责任？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梁任公的正确和革命乱党的昏悖，那位作家明明十分熟悉这一切，却会写出这种违背历史真实的抒情散文来！

拿阿拉伯人来比辛亥前的中国人就更是神来之笔。请问两者有什么共同之处？辛亥前革命党徒一律西化，革命的目的是建立西方发明的民国。“打倒列强”的口号是后来俄国人教孙大炮喊出来的。而今天的阿拉伯人民的诉求根本就不是什么民主，更不是西化，而是恰好相反，是要驱逐西方文明影响，恢复古老宗教的纯洁。谁听说过哪个回教国家的人民在为民主而斗争？

和那位作家充满激情的革命号召相反，我坚定地认为，革命有害，造反无理。这里的意思是说，暴力革命一无例外地是毁灭性的，除了大规模毁灭财产和人命外，只能造成社会的大幅度倒退，而造反是反理性的行为，更不足为现代人取法。

在一般人心目中，“革命”和“造反”好像是一回事，其实不然。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有社会改造的内容，而后者只是用暴力进行的社会财富和地位的再分配。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只有造反，从无革命。从陈胜吴广开始一直到发匪捻匪搞的都是千篇一律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干的都是去把别人脑袋砍了，去人家锅里捞肉的勾当。这就是造反，目的是“打江山、坐江山”，去和皇帝老儿争天下，毫无社会改造内容。这种“农民起义”的反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发生得再多也只会改朝换代，决不会让社会进步一纳米，但它除了大规模破坏生产力、使社会经济全面后退以外，却也不会使社会在政治上全面后退。真正可怕的，是辛亥革命和中共革命那种用暴力改造社会的尝试。正如历史向我们展示的，中国社会的全面倒退，是由辛亥催生，由中共革命最终完成的，结果是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最反动、最黑暗、最残暴的政权，使绝大多数人民彻底沦为政府的奴隶。

为什么暴力革命比造反可怕？这是它的两个内在特点决定的：第一个特点上面已经说过，它必然导致社会专制程度加深，使政治制度越发偏离民主与法治的原则，变得更加反动。第二个特点是它以暴烈急剧的方式彻底打乱社会秩序，造成民众思想上的巨大混乱，从而加深原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危机。

革命者们一般都是“一元论”教徒，相信“制度决定论”，以为只要建立了一个完美的制度，一切社会问题便迎刃而解。他们不知道，一种制度是从民族的传统里自然生长出来的，只有在被证明是该民族的最适生活方式后，该制度才会确立下来。因此，要引入一个外来的制度，首先得要有那个移植物赖以生长的土壤。如果没有这土壤，要作的第一件事去制造那土壤，而不是贸然去把旧制度砸碎了，再去强行移植一个养不活的外来制度。这样做必然导致原有文明因骤然脱节而彻底破产，旧的给砸了，新引进来的又活不起来，社会便陷入文明真空，而这就是辛亥以来中国一直在发生的事。

这个问题是如此显而易见，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革命先烈就会看不出来。中国式的专制，本是中国那个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决定了的最适生活方式，如果不是地球变小了，西方资产阶级坚持要按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便再过一万年咱们也还是传统的男耕女织，决不会自发产生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这种国家，百姓连起码的权利意识都没有，就贸然去偷“民国”，简直是愚人节偷话。这种丑剧闹剧居然会发生，只说明了许多中国人越等躁进、揠苗助长、急于求成的躁狂心态，以及毫不思索、只知像猴子似单纯模仿的愚昧。

时代到了今天，暴力革命已不再可行。上面已经说过，现今的中国，政府控制人民之紧密，在客观上已经杜绝了人民自发武力反抗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搞革命，就只能靠列宁、毛泽东式的黑社会专业人士。而且，中共的胜利其实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以农村包围城市”只适用于旧中国无比落后的国情，已成昨日黄花，决不会再出现了。如今除了西藏，全国每个县都通公路，就算交通不便的地方也可以使用空降部队。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有的是快速反应能力，实在不行放个中子弹也就完事大吉。在这种国情下还要讲“有压迫就该反抗”，完全是以万民为刍狗。

更何况今日中国已是核大国，暴力革命很可能导致核内战，这绝非危言耸听。中共是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心狠手辣的流氓集团，他们不但笃信“杀人治国”论凡半个世纪，而且竟然把心狠手辣发展成了革命理论和选拔干部标准。从党魁到普通党员都从无妥协、“双赢”、“双活”等文明观念，都陷于《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那些教诲中不能自拔，深信“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这些党文化教条甚至连在海外自由知识分子都能看出遗毒，可见它们的牢不可破。过去中共已经反复证明了他们一旦相信自己的政权受到严峻挑战时能作出什么样的事来。如果说连对一群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中共都有本事不顾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在全世界电视屏幕上出动坦克装甲车疯狂屠杀百姓，那么，当这个流氓政权真的面对人民的武装反抗时，它能作出这么样的事来是难以想像的。

综上所述，“革命无罪”，只是将道德观念抽象化、泛化、绝对化，脱离了历史事件的实际社会效果后作出的廉价煽情，而“造反有理”，有的其实只是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之上的歪理，与理性毫不相干。干蠢事的人当然可能是好人，但只要坑害了国家民族，甚至比坏人还让人难以原谅。上千万平民死在伟大领袖好心制造出来的大饥荒里，莫非那就死得重于泰山？

最后回答那位作家的问题：我如果生为阿拉伯人，我一定不但谴责拉登那种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而且毕生将与原教旨主义周旋到底，因为那是开历史倒车、剥夺人民的自由甚至妻子的邪恶宗教；如果我生于辛亥前而又有今日的觉悟，我一定追随梁任公，耗尽秃笔去告诉人民：与其选择为作第十九等的奴隶而流血送命，不如选择作半自由人而苟且偷生！但因为我都不是这两种人，所以穷我有生之年，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为后世子孙最终把“造反”和“暴力革命”这两个丑恶、血腥、肮脏的字眼从民族的字典里永远删去，将那个坑害了民族几千年的噩梦永远打上休止符！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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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这听起来很可怕，其实根本不像共党宣传的那样。首先，那些革命乱党中有些人是刑事犯，例如斯大林的“职业革命活动”就是在巴库等地组织武装抢劫（特别是抢银行），闹到连他的同志们都看不起他。其次，除了不能离开流放地之外，政治犯享有充份人身自由。他们并不从事强迫劳动，爱看书就看书，爱钓鱼就钓鱼，比知青下乡舒服多了。

注二：这是临时政府犯的不可饶恕的错误。在获得布党间谍活动的证据后，他们应该立即取缔布党，辑拿所有的党魁而不光是列宁一人。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泄露暴动密谋后就该先发制人，名正言顺地将季、加之外的布党党魁全抓起来，同时请季、加带着剩下的人继续走“议会道路”。倘如此，则十月革命决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