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拾遗之四：人各有命

年轻人生性好动，到了乡下给陈旧落后的山村带来新鲜活力，有人成了小学的代课教师，有人当了大队的记工员，有人当了赤脚医生。因为赤脚医生是很受尊重的行当，而且还可能送到县医院去“速成”的机会， 好几个女知青争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一名部队的子女被村支部选中，先到公社卫生院去实习。有传言她家人给大队支书送了条红牡丹（香烟），在当时可是十分金贵的东西，村里的人见过最好纸烟就是河南出的“三门峡”，还是要等娶亲的时候抽一只。其他的几个未入选的女知青从此不再跟她过话了。由此可见，同出于“根红苗正的部队大熔炉”这样一个起跑线上，要想领先，只有“加油”才行。而和我一样的几个根基不正的“歪瓜劣枣”知道没有那个福分，也不去争抢， 安心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了。

平心而论，我只享过几天清福。当时村里要在村口、合作社和知青点等处，刷写些“农业学大寨”之类的大标语，以应付县里来的工作检查组。恰好我上中学时经常出墙报和黑板报，照瓢画葫地练过几天美术字。筷子桶里拔旗杆，安排我和一个知青队友完成此任务。每天拎着漆桶，扛着梯子，在村里大街小巷房前屋后涂抹一通。前前后后干了七八天，比下地强，每天记十分 ，下地只给记八分。这可算是中国农民对文化知识的重视吧。村里的男女老少大多由此认得了我这个“娃”，夸我有俩把刷子。咱嘴上不说，心里还是满得意的。

去小学代课的老师并不都是文化水平高的知青，而且水平高的知青并不一定都愿意去代课，W君就是其中一位。W的父亲据说是名机关干部，母亲是名医生。家中三朵金花，排行老大，故名“初”（前俩字为父母的姓氏）。W留着齐耳短发，穿戴打扮与男孩子差不多，整天是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可能受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教诲，从不示弱，常常与男劳力一起出工下地。W不但吃苦耐劳，平常酷爱读书。当时乡下的书寥寥无几，她就翻阅下乡时发放的毛选。后来不知从哪里搞到几本苏联小说，更是爱不释手，没日没夜地看。

入冬后很少下地，大伙囚在知青的伙房里搓玉米，为来年准备种子。这时的伙房成了村里活动中心。有人发现W的棉裤膝盖上破了个大口子。原来她夜里围着宿舍里的火炉看书，炉子下边捅火孔窜出的火苗烤糊了棉裤，她浑然不知。同屋的姐妹闻到了焦糊味，整条棉裤才免于幸难。大大咧咧的她，补也不补就穿着来上工了。

W不但自己好学，还在知青中发掘“陪读”， 以便有人同她交流促进。我原本不大爱读书，但年少时家父教诲的几首唐诗宋词记忆犹存， 还有文革时背诵主席诗词功底还在，W不时与我切磋过招，发现我是“孺子可教”，经常借给我些书来翻翻。此启彼发，耳闻目睹，不久李白的几段「行路难」白居易的「长恨歌」「琵芭行」等长诗我能顺背如流了。算是补了小学旷课丢失几堂课。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山西作家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许多俏皮话还记忆由新。

“模范不模范，从东往西看。东头吃烙饼，西头喝稀饭”。

“博主说，沙锅能捣蒜，看客说，捣不烂；博主说，公鸡能下蛋，看客说，亲眼见”。

W的心愿就是上大学。张铁生的白卷导致了不靠考试成绩，而靠推荐工农兵上大学。W只有好好表现，才有可能被举荐。七六年初招工，W有机会返城，但她坚持不走，等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大概七六年七月她终于接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成为了共和国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可是谁能想到，当年十月粉碎四人帮，翌年六个月后恢复高考，无需再在穷乡僻壤来卧薪尝胆，等待贫下中农“大老粗”的举荐了。

命运时常捉弄人，并不是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也不是所有努力都会有最佳效果。W到北大后好像是学无线电，曾来过封信，鼓励我“不吃苦中苦，难作人上人”。我这辈子从未敢想出人头地，也没把此话当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我在山西一座古城的小学里应试，几个月后稀里糊涂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混进了高校，混回了城市。 别的记不清了，依稀记得应试小学的课桌凸凹不平，有无数铅笔刀的划痕，好像是我们这代人的经历。

我有时会想， 没有W这样的大姐提醒和启发，我会还不会烧几年锅炉后去卖大碗茶吗？也许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