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来美国的zt

我是怎么来美国的？这个问题，我的孩子和我的读者都问过我。简而言之，我是坐飞机来的美国，不是偷渡来的。那你具体的出国步骤呢？

　　美国有几十万华人，每个人出国的动机和方式各有千秋。这就如同一种米养一百种人一样。时值2010年的新春佳节，我的内心一直在翻腾着对往事的回忆。 想起自己的出国之路，我深深地明白，没有他的鼓励，我来不了美国。没有她的赞助，我只能望洋兴叹。我到底是怎么来美国的？可以这么说吧，除了我自己的努 力，是我的亲人和朋友们托起了我的出国梦。

　　先撇去我的出国考试申请等步骤不谈。在我收到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录取通知书之后，如何办理出国手续就让我有了狗咬泰山之感。

　　我这人几乎没别的优点，就是会念书。因故我在国内的学业一直像自来水一样流畅顺利。具体来说，我大学一毕业就考上了研究生，研究生一毕业就被美国大学 录取。我在学业上的极大顺利，曾经令我的亲人们自豪无比。大家兴奋过后，问题接踵而至。我工薪阶层低收入的父母，该如何为我筹集那笔高额的出国费用？

　　在美国飘泊了这么多年，我一直珍藏着我出国前的欠帐单。在九十年代初期，这笔欠帐单无异于工薪阶层的巨款支出。赔偿五年大学和三年研究生的培养费，赔偿我就职单位的北京户口费，机票，购物，等等。这么一加，为了办出国，我大约需要三万五千元左右的人民币现金。

　　三万多现款，在现在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全民低收入的九十年代初期，这绝对是个大数目。我看过一部李阳导演的电影“盲山”。这部反映九十年代初期乡村 生活的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数据。那时候，农村男花7000人民币就可以买个老婆。这样一算，我的出国费用，相当于为五个乡下男人买老婆的花销。

　　我家不是银行，父母更不是印钞机。这三万多块钱，几乎让我的父母愁白了头。为了给我集资，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大伯二伯，几乎全部倾囊相助。 一次次的家庭会议，一封封的信函和一个个的求助电话，终于有一天，我的亲人们为我凑足了这笔钱。当所有的现金全部到位后，望着我眼前的那一打打人民币，我 感动的几乎落泪。

　　为了从家乡取回这笔巨款，他陪着我日夜兼程。为了防止钱在火车上被盗，我们把这些钱分别藏到铁饭盒和我的身上。那夜的火车，如同跨世纪一样漫长。我困得东倒西歪，他累得强忍倦意。为了保护那一饭盒钱，他时不时要和座对面那位面带歹意的人对望。

　　三万多的现金，就是这样从东北小城被带到了北京，再转手交给了国家的“吸钱机器”。这笔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像石头一样压在我心上。为了尽快还债， 刚来美国时，我不敢乱花一分钱。只要一收到当月的奖学金，我在扣除必要的花销后，会马上将余额寄回国。出国前，我几乎把全家人拔得一毛不剩，父母穷得几乎 连利息都没有了。一想到这些，我在美国怎敢不对金钱敬畏？

　　不久前，我家孩子在美国过十六岁生日。随便一花，一千多美金就没了。想当年，为了能借到一千美金，我的父母不得不卑微地求人相助。当我对孩子进行家史教育时，她是否能理解我当年的困窘？

　　2/14/10  10：24PM

　　希望我能有耐心把这个流水帐写完，以便为今天的学子们提供一些信息和鼓励。谢谢关注。

　　已经接到通知，孩子们星期一，二都不上学。哎呀，这可咋办哪。美国家长也在抱怨呢。

　　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凡事一直特顺。假如非要找出我山穷水尽柳暗花明之时，办出国这事值得说道说道。

　　一九九零年的初春，中国教育部颁发了一个不利于出国留学的新政策。衙门里的官爷们明确提出，研究生毕业后要为国家服务五年方可漂洋过海留学。

　　这个政策刚一出台，很多人的出国梦被即刻击碎。那阵子，我们的研究生宿舍中时常会传出一阵哀鸣。唉呀，咱哥几个姐几个怎么这么倒霉呀。托福考了，GRE单词也背了，申请信发了，这纽约的大苹果，为啥咱非得等五年才能吃着呢。

　　一阵躁动之后，大家开始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艰苦卓绝斗争。乍眼看上去，这个政策好像很严格。但仔细研究一下，文件中有一个死角尚可突破。政策中有一 个附件，给我们的出国之门开了一条窄缝。文件说，假如申请留学者有海外关系，补交相应罚款后，是可以办理出国留学手续的。

　　一提海外关系，我心里就发毛。在那暗无天日的文革时代，我家的海外关系曾经让我的父亲吃尽了苦头。文革那些年，只要有可能，我们是尽量回避提海外关系的。

　　没想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多年前的解放前夕，当我的二伯随着上海的一家工厂开始他的台湾之行时，他根本没有想到，海峡两岸的骨肉相隔几达四十年。他更没有想到，多年以后，他的侄女要靠他的台属证圆出国梦了。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在办理出国留学手续时真是发挥到了极致。即便是现在，某些学子在申请国外大学时，假成绩单依然大行其道。那当年的我们呢？是不是也有作假行为？

　　想当年，在留学政策的重压下，当我们这些渴望出国的学子们终于体会到了海外关系的重要性时，仿佛在一夜之间，北京城一下子便呼拉拉地冒出了很多台属， 美属，加属。那时候，如果你想办出国留学，只要你在中国大陆之外的任何地区有门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你就可以嘿嘿呵呵哈哈地偷着乐几声了。

　　当时对我来说，没有台属证，就像现在你没有签证要来美国一样。所以我办理出国留学的第一步，就是要尽快拿下这个小证证。因为我们是这个留学政策的首批 执行者，官家对我们的防范还是很严格的。你，我说你呢，我看你像赵本山老家那儿旮瘩的，你怎么会是台属呢。当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时，被验明正身成了我不可避 免的一道坎儿。

　　真金不怕火炼。不管什么事儿，只要是真的，就不怕任何考验。关键是，我开始办出国手续时，已经是烈日炎炎的七月份了，而录取通知书明确规定九月初开学。假如我不快马加鞭，十个台属证都救不了我。

　　抢时间，争速度，尽快把台属证搞好，是我办出国的首要任务。那年夏天，当二伯在台北的家中优哉游哉时，北京来的一个电话，把他彻底搞糊涂了。什么什么？我侄女办出国，非要我的身份证干什么？这大陆，又要搞文化大革命了吧。

　　俗话说，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为了帮助我，一头雾水的二伯赶紧把他的身份证复印件以最快的速度寄到了北京。当为我周全此事的大伯向我出示这个不起眼的台湾身份证时，我在心里高呼，乌拉，万岁，革命的第一步成功了。

　　有了台属身份证，官家还需两大证明。一是证明我父亲和我二伯的兄弟关系，二要证明我和我父亲的父女关系。呵，我二伯和我父亲的兄弟关系在文革期间早就被证实了。否则，我父亲就不会为这个海外关系忍气吞声那么多年。这道手续，好办。我和我父亲的血缘关系，还需证明吗？

　　有了这些证明信，似乎还不能满足为我办手续的那位京城女侠。她意味深长地告诉我，现在的假台属太多啦，我不得不严加管范呢。小同学，你要多多理解呀。

　　苍天啊，大地啊，咱都办到这份儿上了，咋还不够呢？难道你们非得从DNA水平上证明我们一伙儿人的血缘关系不成？

　　最后的关键时刻，我急中生智。我无不激动地对女侠说，哎，麻烦您看看我的学生档案，行不？这个挡案是我刚入学时填的。改革了，开放了，我胆子也变大 了。我记得当时我好像把台湾二伯填到社会关系里了。我怕节外生枝，更怕女侠难为我，随后我又加了一句，您说说，即使我想做假，我也不会三年前就提前执行 吧。那时候，哪有这个规定啊。

　　当年办出国手续时，主要是我一人在北京瞎跑。我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被领导拒绝我的合理要求。经过大量的反证旁证，我的台属身份终于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同。我的天哪，咱可是费老劲啦。拿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台属证明，再加上那份割钱赔款的收据，我终于可以办出国护照了。

　　到了美国后，我遇到过很多台湾来的留学生。最逗的一位台湾同胞曾经不解地问过我，哎，你们大陆人出国，为什么非要我们的身份证呢？我爸爸有好几个大陆老乡，非要我爸爸的身份证不可，说是给他们孩子办出国留学用。哈哈，他不懂，我懂啊。假台属就是这样练成的。

　　如今时代进步了，出国手续也简化了。台属证啊台属证，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再次想起你时，真的是恍若隔世啊。现在的留学生出国，哪有这么多的羁绊。台属证啊台属证，你是否和当年的粮本一样，人们再也不需要你了？

　　很久前，网上流行一个关于北京的段子。这段子的大意是说，外地的土皇上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儿小。其实，岂止是当官的到了北京倍感失落，当年我这个穷学生何不如此？

　　从东北到了北京城之后，我仿佛从飞出鸡窝的金凤凰一下子又变成了羽毛未丰的小鸡雏。幼稚而又毫不起眼的我，在诺大的北京城里显得那么渺小。初到北京时，在夜深人静的宿舍里，我默默地品尝着想家的滋味，也想起了我大学同学的临别赠言。

　　在大学毕业前的晚会上，作为班上唯一进京读研的我，得到了我大学同窗们的真诚祝贺。哎，陈晚同学，到了北京后，你别把我们忘了呀。等你站稳脚跟了，我们以后有事儿找你去。

　　同窗的留言言犹在耳，可眼前的现实却不尽人意。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坑坑洼洼的菜户营(医学院所在地)，我心目中的北京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暗自悲观地想，我这个来自东北的丑小丫，哪有在北京变成天鹅的可能呀。说不定读研过后，我还得回东北投奔我的大学同学去。

　　在心绪不安的紧张情绪中，我迎来了开学上课的第一天。那天到教室一看，我心里一颤。哎哟，很多同班同学比我大姐年龄都大，班上居然还有两个大肚子的孕 妇呢。我的近五十名同学当中，有些人属于医学院基础系研究生，大部分人则是北京各大医院的临床研究生。不需远观，细细一看，班上同学们的年纪相差非常悬 殊。很多师兄师姐年长我十多岁。再仔细一打听，他们居然是我崇拜的当年77-78级大学生。

　　三人行，必有我师。在如此背景丰富的同学们当中，肯定会有我的榜样人物甚至是贵人。比如，我们班的英语课代表就是一位77级大学生。在他的眼里，我们 应届生纯粹就是个小孩子。这位曾经出过国后又海归的帅哥，常常鼓励我们这些小孩子们一定要出国看看。多年以后，当我的同学们成了北京某医院的院长，成了北 京某出版社的社长时，当我在电视和网络中看到他们风生水起的骄人成就时，我与他们同窗共读的日子，即刻向我走来。

　　我们研究生班上的学生组成，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像我这样的应届毕业生，年轻，活泼。一类是工作多年的在职研究生，稳重，成熟。开学第一天，当我和几 位应届生嘻嘻哈哈之余，我被前来报道的两位孕妇同学震住了。我心想，女人带着肚子里的孩子，都能读研究生啊。和她们相比，我没有任何生活负担。年纪轻轻的 我，假如学不过孕妇，这说不过去呀。我刚来北京时的那种失落感，就这样被我的阿Q精神慢慢赶出了我的心灵之角。

　　我们医学院的研究生课程是这样设置的。不管是临床的还是基础的，大家在一起统一上一年的基础课。之后，临床研究生奔赴各大医院，基础研究生则继续留校 读研。假如你问我，在多年的求学经历中，哪段时间对我的心灵成长影响最大。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在北京读研的那几年，尤其是在医学院本部上基础课的那一年， 对我日后求学的影响最大。

　　开课以后，随着大家的渐渐熟悉，我对我的同学们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首都医科大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北京当地人。众所周知，北京 人前卫，他们一直领导着时代的新潮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和他们在一个班里混，我很容易照猫画虎似的盲从他们。我心想，嘿嘿，即便是邯郸学步吧，我也得 东施效颦般的走出个猫步出来。我的出国梦，就是我从北京同学那儿学来的第一个猫步。

　　刚入学时，当我为侥幸进京而沾沾自喜时，我发现，我的北京同学们却几乎人人手里一本托福书。那时候，还没有北京人在纽约的故事。但根据我对我们研究生 班的观察，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外地人在往北京挤，北京人在往美国奔。和谐社会下的动态平衡，估计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即便是今天，情形也差不多吧。

　　我从小在东北长大，吃的是高粱米玉米面，喝的是东北风。进京前，我只知道毕业后争取留京才是我的最大目标。对我来说，出国太遥远了。这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我整天被班上的“托福托福”包围时，终于有一天，托北京同学的福，我认真地动起了出国的念头。

　　那时候，虽然北京城出国成风，但我们准备出国考试，要像潜伏的地下党一样隐而不露。为什么呢？托福难，出国难，对这种没把握的事情，是万万不能让导师知道的。假如出国落空，毕业分配再出差错，咱没法见江东父老呀。

　　于是，在北京读研的那三年，我一边应付着导师和课题，一边私下苦读英文。关于如何学英文准备托福考试，我会单独再谈。

　　没想到，天助我也。三年过后，我不仅顺利毕业留京，我同时收到了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更没想到，我刚走出国门，我的科研题目还获得了北京市卫生局一等奖。

　　现在时常有读者问我，我想出国，该怎么下手啊？你瞧瞧我，当年我这个东北来的笨小丫，在没有任何出国打算的情况下，三年之内，我不仅圆了出国梦，我还 居然成了我们研究生班的第一位自费出国留学生。我笨鸟先飞，准备不到三年就走出了国门。假如你聪明伶俐，英文特别棒，又有出国的打算，说不定不出两年，你 的生命轨迹可能就会有所改变。

　　我一直认为，不管中国现在多么强大，美国多么腐朽没落，出国留学仍然是个值得向往并付诸于实现的一项教育投资。这些年，由于个人兴趣所在，我一直关注 着国内大学生的就业危机问题。假如你在国内没后门，专业又没有什么优势，本身又没有什么实力，何不考虑出国一试呢？李开复曾经写过一篇题为“留学带给我的 十件礼物”的文章，感兴趣者不妨读读。

　　几天前，当我和我的孩子谈她几年后的大学报考时，我无不感慨地向她建议道，孩子，高中毕业后，你争取去纽约读大学吧。在我眼里，纽约就是中国的北京。在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里，你会觉得孤独，渺小，卑微。但这种令人窒息的力量，一定会激发你努力向上。

　　不管你在哪里，无论你从事的职业如何，在卑微中进取，这是我们需要的一种自我鼓励的内在力量。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一定要发愤向上。在生活和事业问题上，千万别向海藻似的想一步登天。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偷工减料走捷径者，一定会输得很惨。

　　这几天，我正在阅读著名学者作家季羡林的散文集“这一辈子”。读后，令我感触颇深。书中提到季大师精通12种语言。和大师相比，人家是大象，咱是蚂 蚁。来美国漂泊近二十年，我的英文能力虽然应付生活没问题，教育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也可以，但我至今不敢说我已经精通英文了。

　　当年的我，出国梦诞生后我要面临的第一关，就是要尽快通过美国研究生院的英文考试。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托福和GRE考试。

　　从小到大，我经历考试无数。虽然我没取得过特别骄人的成绩，但在学业竞争中我一直处于领先名次。可惜，一向不把考试当回事的我，当年却被托福吓得半死。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的英文听力实在糟糕。

　　当时我们研究生班的英文课，共有三名老师执教。王老师教我们阅读，殷老师教我们听力，还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孩教我们口语。穿梭于这三个英文课堂之间，排列组合派上了用场。一会儿听，一会儿说，一会儿读，把我们忙得不亦乐乎。

　　那时我们班上有两名英文课代表。除了我前面提到的那名77级的海归，另外一名英文课代表就是我了。身为英文课代表的我，听力又那么差，这让我既沮丧又 有压力。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我把这句话活学活用一下，可以演绎成英文课代表听力差劲，全班皆知。

　　上大学时，我一直喜欢英文阅读，我曾经读遍了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里的英汉对照小说。在我毕业前一年，学校有一个集体阅读英文报纸“China Daily”的读报班。为了提高阅读能力，我曾参加过几期。大学期间，靠着鹦鹉学舌之功，我也能讲几句中国式英语。所以，进了研究生班之后，英文阅读部分 我没问题。我这二把刀的功夫，应付澳大利亚女孩为我们开设的口语课也可以。

　　不是我口语好，而是功课太简单。我们所谓的英文口语课，几乎离不开“what is your name?”, “what do you like”这类最简单的问题。印象最深的一次口语课，是澳大利亚女郎问全班同学你们中国人睡觉时穿什么呀，当一位男同学回答”nothing”时，惹得全 班哄堂大笑。

　　和我的英文阅读和口语能力相比，我的听力实在像个营养不良的婴儿，绝对急需补充大量营养。可谁都明白，一口吃不出个胖子。为了迎头赶上，我非得一点儿一点儿地补奶不可。

　　教我们听力的殷老师是个曾经出国镀过金的海归。每次上课，她都把自己打扮得特像美国女郎。每当她开口讲话，冒出一串串我听不懂的英文时，我常常会走神 到爪哇国，暗地里悄悄琢磨她从国外带回来的那件马甲。这马甲怎么比衣服还短呢？我在东北没见过。得，这么一走神，就连听不懂的英文我都没听见。我这学习态 度，可算是罪大恶极了。

　　在准备托福听力考试前，我的耳朵只被下面几类英文磨炼过：“step by step”录音带，“Radio Beijing”的广播，澳大利亚女郎的澳音英文，口语老师的中国式英文。

　　值得一提的是那套“step by step”录音带。估计今天的学子们不会用这套英文听力教材了吧。在八十年代末期，这套录音带就是磨炼我们英文耳朵的经典教材。当时学校免费给每名研究生 提供一台价值100多元人民币的小录音机。每次课后练英文听力时，我总会把录音带和录音机折磨得半死。一遍遍吱拉吱拉地倒带，一遍遍如听天书般的无奈。最 后，机器和录音带被折腾得累了，我烦了。

　　虽然我心中的出国梦很清晰，但遇到困难时，我确实打过退堂鼓。毕业留校过京城的生活，当时对我来说很容易，这也是父母对我的期待。留在北京不是挺好的嘛，我何苦遭这个洋罪呢。

　　不知为什么，一旦我动起放弃什么的念头时，我总会心生一股重头再来的不服输劲头。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品性，让我又重新振作起来，开始了我新一轮的努力。

　　就这样，在反反复复的自我否定与自我充电的过程中，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1989年5月13日设在北外西院的托福考场。考试过后，我如卸重担。就在这时，北京城爆发了世人皆知的学生运动。

　　那年的夏天，留给我的记忆是永生难忘的。我们医院离天安门广场特近，徒步就可以前行。考完托福后，我本应快马加鞭继续准备GRE。可年轻人爱热闹，我 很难抵挡满城风雨的躁动。那时候的每天傍晚，我总会怀着好奇之心，和三三两两的学生前去广场看热闹。这种盲目的人云亦云之心，确实耽误了我的一些学习时 间。

　　好在我糊涂过后会马上提醒自己，要努力啦，要加油啦。于是，在热热闹闹的北京城，我强迫自己静下心来，开始认真地准备GRE考试。

　　一看到GRE考试的字汇书，我又傻眼了。几乎和圣经一样厚的字汇书，我怎么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我刚从英文听力的折磨中解放出来，现在我又跳进了GRE字汇的火坑。不容易呀。

　　没看GRE字汇以前，我一直觉得自己的英文阅读能力还可以。看过这些GRE字汇之后，我好像突然变成了英文阅读的文盲。我再次开始严重地怀疑自己，并又有了打退堂鼓的迹象。

　　这时候，我的托福考试成绩下来了。我一看，听力部分的成绩依然是我的弱项。尽管如此，我总算达到了申请奖学金的分数线。通过了托福考试，眼看着革命已经成功一半了。对GRE考试，我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我稀里糊涂走进了GRE考场。

　　也许你会疑惑，你到底考了多少分呀？GRE的数学部分，我大获全胜，考了个满分(800分)。GRE的字汇部分，我只考了420分(满分800)。当时美国大学申请奖学金对GRE的最低要求是，数学和字汇总和达1200分即可。瞧我这成绩，勉强触线儿。

　　到了美国以后，当我和我们实验室的美国学生踢母(TIM)闲聊GRE字汇考试时，我真没想到，这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考的还没有我高呢，他只考了300 多分。一听到这个消息，咱的自信心绝对大涨。当然，踢母肯定不是美国学生中最优秀的。但非要和美国最优秀的人看齐，那不得累死我。不尽人意时，咱该阿Q就 得阿Q。

　　准备出国英文考试，我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呢？复习托福，花了五个月；复习GRE，花了四个月。这九个月的光阴，终于融化在我的美国梦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英文考试，并不意味着到了美国后我就会所向无敌。一下飞机就休克，一听英文就发懵，这就是刚出国时的我。那些呜里哇拉的英文，几乎把我置于半聋半哑状态。这种聋哑人的状态，在我拿到美国硕士文凭前一直存在着。

　　在美国求学两年多后，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尘埃落地之时，我的导师和我善意地开个玩笑，哎呀，你刚来美国时，咱俩就是鸡同鸭讲啊。

　　鸡同鸭讲总比根本不讲要好。人不一定非要磨炼到尽善尽美时，才可以四平八稳地圆梦。除了神，没人能做到任何事情都尽善尽美。这世上，最优秀的和最无能 的人，终究只占少数。我们大部分人则处于可进可退的中间状态。是进还是退，全靠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以及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我出国前后，北京满大街都唱着苏芮的这首歌。我在半聋半哑状态时，稀里糊涂就圆了美国梦。我相信，我能做到的事儿，你 肯定也能。就像这首歌继续唱的那样，“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梦想的事哪里都会有”。

　　中学上政治课时，常听老师给我们小屁孩儿大讲特讲辩证法。内外因相辅相成的关系，当时听得我似懂非懂。长大后，我终于慢慢明白，为了成就些大大小小的事儿，内外因确实缺一不可。

　　现在的孩子们如果想申请留学，该怎么办？大家一定是通过网络先搜索感兴趣的大学，然后再和他们联系吧。电子邮件既便捷又经济，轻轻一点，申请信就会在瞬间传遍美国各大学院。

　　在网络出现以前，申请美国大学可没这么简单。九十年代初期，电脑尚属稀罕之物。我们医院的电脑房，据说是个“闲人免进”之地。不仅要穿白大衣，甚至还要换上拖鞋，我们这些电脑盲才能进出此地一睹电脑的风采。至于如今人人都离不开的网络，那时候咱根本就没听说过。

　　为了办出国，我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和美国大学尽快挂上钩。隔山望海，投石问路，我们通常会用英文打字机写第一封联络信。信的内容无非是，我对你们学校感兴趣，你们可否给我寄一份申请材料过来？

　　听说过“活人能被尿憋死”吗？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我好像非得上天入地的折腾才行。比如，写信用的打字机从哪里来？我怎么才能找到美国大学的资料？

　　身为在京城没什么根基的北飘族，为了做好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我们比京城的本地户要付出更多的艰辛。那时，四处寻找英文打字机，就是一道让我难解的习题。

　　我早就知道，家在北外的伯父家有一台打字机，那是他编辑出版百科全书的工具。每次去伯父家过周末，我总会对那台英文打字机深情地行个注目礼。亲爱的打字机，让我用用你，行吗？

　　伯父为人做事向来严谨，我因故对他十分敬畏。观察了好多次，我最终还是没好意思张口向他借用这个宝贝儿。

　　转念一想，要不咱自己买个打字机如何？可惜，囊中羞涩的我，腰包里的银子根本不够。没有打字机，就像战士没有枪一样。我没法冲锋，更没法奋勇杀敌呀。无奈之中，我只好继续找啊找啊找啊找，我这不是在找对象，而是天天在找打字机。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我无意中听说，我们医院有一个供研究生共享的英文打字机。这台打字机，是大家圆梦必不可少的工具。一个馒头十个人啃，一台打字机十个人用。这得排到猴年马月，才能轮到我头上？

　　那时候，我们这帮研究生都在暗中使劲儿圆出国梦。所谓梦，就是无法说出的秘密。好梦难圆，好梦只能藏在心底。那时我时常和自己嘀嘀咕咕，万一出国梦碎了，我还得继续留在北京生活呀。所以，我绝对不能让导师知道我的留学打算。

　　我的这种心态，和同学们的共同想法是一致的。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为了出国无望时还能留在医院救死扶伤，我们医院的研究生都互相隐瞒心中的那个小算盘。每日见面，我们彼此心照不宣。

　　办出国是件大事，长期孤军奋战哪行，好歹咱得找个和我共同研究作战方案的同盟军才好。首先，为了解决打字机的问题，我必须得求助值得信任的同谋。他会是谁呢？

　　很幸运，在我们医院，就潜伏着一位值得我信任的贵人。我的大师兄是我堂叔的同班同学。我当年转学到北京时，他为我做了很多周旋工作。由于这种特殊的亲 友关系，我首先断定他是值得我信任的战友。当时的问题是，几位穷哈哈的研究生都在抢用这台打字机。等排到我头上时，估计美国都要沦陷了。这可怎么行？

　　听到我的难处后，这位长得高高大大的师兄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哈哈，没事儿。这台打字机，你就尽管用吧。别人要是打听这台打字机的下落，我来为你抗着。

　　母亲经常说我傻人有傻命。差点儿让我走投无路的英文打字机，就这样被师兄为我解决了。如今我不得不承认，贫穷时惺惺相惜的纯朴友情真的是无比珍贵。

　　那段时间，刚好我父亲在北京首钢参与一个合作项目。闲暇之时，父亲会到我们医院与我共度周末。在我窄小的学生宿舍里，父亲见证了我申请留学的第一步。 每当我坐在英文打字机前，打出一封封的申请信时，父亲总会和我开开玩笑。哎哟，你这个女特务，又给美国发报啦。嘀嘀答答的打字声，就是我的梦想和希望在歌 唱。

　　打字机问题解决了，下一步，我怎么才能找到美国大学的资料呢？没有网络的年代，为了找到这些信息，是一定要靠纸媒出版物的。当时刚刚建立的北京图书馆新馆，就是我常去的寻宝之地。

　　从天坛附近的医院，骑自行车到离动物园不远的北京图书馆，我这京城走单骑的功夫，还算可以吧。每次出行，我都得在时间上精打细算。我大约要花三分之一 的时间查专业资料，花三分之二的时间查留学信息。为了解除导师对我经常外出的怀疑，出发前，我要把寻找的专业资料先向导师汇报一遍，以获得导师的极大信任 和理解。此外，我还要自备一些简单的干粮熬过午饭时间。

　　每次一走进北京图书馆，我的内心总会生出一股卑微的无能之感。看到那些浩瀚的留学资料，我仿佛有了蚂蚁想吞大象的无奈。美国有那么多的大学，我真不知 自己该从何下手。至于美国大学排名榜，我根本想都不会想。就像盲人摸象似的，不知我自己稀里糊涂摸到的，到底是大象腿呢还是大象鼻子呢。

　　忍着时不时涌现出来的无助和自卑感，我强迫自己一页一页地翻，一点儿一点儿地看。一无所知时，我只能盲从自己的直觉，索性来个随机性的圈圈点点。哪个 学校名字看着顺眼，我就会把它立即列入第一梯队。听说过以貌取人吧，我这是以名字取学校啊。不管怎样，咱先毕恭毕敬地把学校地址抄下来，回到医院后，我再 把它们变成打字机上的一个个字串儿。

　　我在北京盲目发申请信，就好像是买彩票一样，能否中彩，全凭运气。当我在北京摸着石头过河时，早我两年去美国的堂兄开始在百忙之中助我。

　　网络诞生前的八九十年代，美国各大学的信息栏里，会提供很多美国研究生院的索取信息卡片。这种卡片比明信片略小一号，卡片上有索取大学资料者的姓名地址电话等基本信息。

　　自从堂兄在八十年代末出国后，我们经常有通信往来。从他游子思乡的信函中，八十年代留学生的点点滴滴慢慢印在了我的记忆中。打工，送报，上课，想家，堂兄在信中为我展示了他留学时的早期生活。

　　为了帮我圆出国梦，他经常会从他就读学校的信息栏中，找到那些大学信息卡片，填上我的姓名和地址后，堂兄会直接为我索取美国大学的申请材料。

　　这种犹如一路通天的捷径，为我提供了很多便利。一，我可以免去一封一封打印申请信之劳，二，可以省去我的邮寄费。当时，我的研究生助学金收入只有 120元人民币左右。每封申请函，至少要花掉我一顿饭钱呀。寄出一封不知生死的信，两块儿火烧(饼)外加一碗红烧牛肉就没了。三，加快了信函往来速度。那 时候，中美单程发送一封信，大约需要十天左右。堂兄在美国直接为我索取材料，轻轻松松就为我省去了近十天的时间。

　　从师兄帮我弄打字机，到堂兄为我索取申请材料，这些就是助我圆出国梦的外因。除了我自己的努力，他们的热情相助，不仅增加了我的自信心，更让我看到了友情亲情的宝贵。

　　到了美国之后，我和早我几个月出国的师兄有过电话联络。刚来美国时，为了筹资帮老公办出国探亲，我再次向师兄求助。那年，老公去师兄工作的学校面试研 究生院时，他们两人见过面，还在一起吃过饭。那时我恍惚听说，师兄的婚姻似乎在经历一场危机。真无奈呀，好容易出国了，一家子团圆了，却要经历风吹雨打的 考验。

　　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从哪天起，师兄渐渐溜出了我的视线。他目前近况如何，我竟一无所知。毕竟是血浓于水，我和堂兄一家的联络，倒是一直从未间断过。他来过我家做客，我拜访过他的德州之家。靠着电话，网络，电子邮件，我们一直在互相关注着。

　　假如我现在能见到师兄，我一定会问他，嘿，你还记得那台英文打字机和你借我的一千美金吗？

　　十多年前，甘萍唱过一首叫“大哥你好吗”的歌。 今天这首歌不禁浮上了我的心头。我想对杳无音讯的师兄说，“大哥，大哥，你好吗？多年以后是不是有了一个你不想离开的家”？

　　由于XX博客的缘故，我时常会收到国内学子的来信。有人问我，“像我这样的科研背景，可以申请到美国的全额奖学金吗？”

　　读完同学们的来信，我不禁心生感叹。和我在国内读研时相比，现在国内学子们的科研水平实在太高了。有的同学甚至在读研期间，就已经在一流的科研杂志上 发表过第一作者的文章。我想说的是，假如你真的如此优秀，你不仅要拿到美国的全额奖学金，你还要努力站在本领域的最前端。说不定未来的这个领域，就是你施 展才华的天下。

　　在今天看来，当年我在国内读研时的课题，真的太落后了。为了应付硕士毕业，在大学期间没搞过一天科研的我，凭着自己的三脚猫功夫，不得不努力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先科普一下我的课题吧。我的实验模型大体轮廓是，在口腔致龋菌的培养液中，放上一个比指甲还小的人体牙片。经过一定时间的细菌培养，我要分析培养液中的产酸量，同时要检查牙片是否有脱钙现象。

　　在上述模型中，我的主要任务是测试几种不同食用糖对小牙片的脱钙影响，其中包括蔗糖和当时市场上流行的新开发的田叶菊糖。导师对我的期待是，发现新型 糖源田叶菊糖致龋能力最小的证据，并大胆提出它能成为蔗糖代用品的设想。蔗糖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食用糖，它是造成龋齿的罪魁祸首。不管是上海的大白兔还是 东北的虾酥糖，那甜甜蜜蜜的滋味，都有蔗糖的功劳。

　　刚进实验室，当导师向我提出这个课题的设想时，我不禁疑惑，让初生牛犊的田叶菊糖代替德高望重的蔗糖，哪有那么容易。这好比今天的二奶要推翻大奶一样，不经过浴血奋战的折腾，二奶哪能轻易得逞。

　　我虽然对这个课题心生疑惑，但导师的权威是不可违抗的。识时务者为上策。为了拿到学位，高高兴兴服从导师的指导，是我唯一的选择。

　　我在科研室见习观摩一年后，便到了我申请美国研究生院的重要关头。那时，我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数据，托福和GRE考试也刚刚够线。看到那些有模有样的美国大学入学要求，我严重底气不足，更不知道怎么才能应付那些表格和个人陈述。

　　申请去美国读博士时，通常要向系里简介一下自己的科研经历。为了应付对方的要求，在递交申请时没有任何数据的我，只好硬着头皮把开题报告中的摘要寄给 了美国大学：我的课题主要研究几种不同食用糖对口腔龋齿的影响。写完这句，下面我几乎就没词儿了。我只好加了几句展望性质的设想滥竽充数。

　　在美国综合大学的生物系，很难找到和我专业完全对口的实验室。为了和生物系接轨，我只能强调自己的微生物和生化背景。就这样，同样的申请信，同样的科研简介，我分别寄给了美国的十几所学校。

　　申请信寄出之后，天天查看医院的信箱，便成了我必不可少的功课。非常遗憾的是，直到入学当年的四月份，我连一封录取信都没有收到。这时候的我，仿佛已 经接到了留学无望的死亡判决书。面对失败，我十分沮丧。我把托福什么的都扔在一边，我不再努力，不再期待，开始在茫然中准备毕业答辩。

　　那段时间，当理想和现实出现错位时，那种令人窒息的无助，时时袭上我的心头。寂静的夜晚，望着窗外不说话的星星，回味着自己在京城近三年的北飘生活，我忍不住泫然泪下。情感的酸涩，留学申请的不顺，论文数据的生死未卜……，这几件事情同时纠缠在我心底，令我茫然若失。

　　当时，与我同期申请留学美国的几位同窗学友，几乎全部败走麦城。这样的结局有点儿意外，也有点儿悲惨。尤其是在学生运动刚刚结束的北京城，空中时常飘 来一股不稳定的味道。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的心中很难再装下一个安静的书桌。我变得开始怀疑一切，躁动不安的情绪，把我逼到了爱谁谁的悲观心境。那种打不 起精神来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濒临死亡。这，不是累死的，而是烦死的。

　　时近二十年后，当我在大洋彼岸自己温暖舒适的书房里，有幸读到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的传记时，书中的几句话道出了我当时的感受：“我们生活在相互隔离的 状态中，人们常认为自己的痛苦是独有的，自己的奋争是独有的，于是我们就变得更加自闭”。的确，某段时间的失望和无助，不是某个人的专利，它属于一切为梦 想挣扎的年轻人。不说别的地方，仅在那一年的北京城，不知有多少学子的梦想都被扼杀在那个难熬的春季。

　　既然出国无望，我得让自己尽快进入工作状态才行，并争取早日毕业。于是，我重新让自己振作起来，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毕业答辩的最后冲刺上。为了补上最后一个重要的数据，在导师的建议下，我不得不求助于北京海淀区的中科院生化所。

　　那时候，北京城没有满大街出租车的便利。即使是有出租车，估计我也坐不起。从天坛到海淀，我不仅要倒几次车，同时还要照顾好我随身携带的两个冰桶。

　　为了样本的新鲜，我把需要分析酸含量的细菌培养液试管，像码冰棍儿一样，小心翼翼地塞进了那个和暖瓶一样大的冰桶中。上车下车，我一定要轻拿轻放这两个宝贝儿。有一天中转等车时，在京城昏暗的灯光下，不知详情的过路人，还以为我是卖冰棍儿的呢。

　　没想到，冰棍儿我没卖成，我却被卖到了美国。当我在忙忙碌碌中忽视失败和所谓的痛苦时，有一天，惊喜突然向我走来。当年四月底的某一天，我收到了一封 此生难忘的美国来信。美国俄亥俄大学生物系，已经录取我为当年秋季的博士生。学校不仅免除了我的全部学费，还为我提供每年一万美金的助教工资。

　　在绝望中忽然传来了好消息，这无异于天上掉馅饼一样。也好比你一贫如洗时，忽然发现裤兜里还有一千美金时一样。不难想象，我的内心被巨大的惊喜瞬间填 满。这个好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我东北的家中。喜讯传来，父母与我一样惊喜。他们自豪地告诉我，看，凭着自己努力，你一定能行。

　　父母的话，说的并不完全准确。就像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所言那样，“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友谊更有价值了。没有友谊，你将一事无成。”。的确，没有朋友的帮助，我的留学计划至少要晚成功几年。

　　当我在北京行色匆匆东奔西走时，那年四月初刚去美国俄亥俄大学探亲的好友小罗和她的丈夫，正在美国无私地助我。小罗的丈夫当时正从师于俄亥俄大学生物系负责招生的教授。在他的推荐下，我的名字就这样在众多的申请信中被招生的教授挑了出来。

　　来美国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过走后门的经历。我初来美国时的录取，是否属于走后门之列，我不得而知。假如我的托福和GRE没通过录取分数线，即使我 在生物系有十个朋友，他们都帮不了我。朋友就像是化学反应时的催化剂，在我们人生形形色色的跋涉过程中，朋友的存在加快了我们成功的脚步。需要点石成金 时，朋友就是那只无人能解的神魔手。

　　我的留学申请经历让我深深懂得，除了不懈的努力，我们还要学会耐心等待。在等待中，我们来看事情最终将如何发展。另外，在前行的道路上，我们不要忽视任何一份友情和感动。你想象不到，什么人会在什么时候会以何种形式来帮助你。

　　我当年读书时，非常喜欢程琳演唱过的一首歌，“趁你还年轻”。今天的孩子们，你们听过这首歌吗？

　　也许你不相信　你也许没留意

　　有多少人羡慕你　羡慕你年轻

　　这世界属于你　只因为你年轻

　　你可得要抓得紧　回头不容易

　　你可知道什么原因有人羡慕你

　　只因为他们曾经也年轻

　　你可明白什么道理有人嫉妒你

　　只因为他们不能抓得紧

　　趁你还不需要反来覆去

　　考虑又考虑

　　趁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叹气

　　趁你还没学会装模作样证明你自己

　　你想什么什么就是你

　　因为年轻，我们才敢于梦想。因为年轻，我们才会无所畏惧。不管我们多么卑微和渺小，总有一个地方最后会收留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传说中的梦的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