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对世界 （德）埃·海登莱希

1962年春，弗兰齐斯卡中学毕业后离开父母家到慕尼黑去上大学，那时十九岁的她依然是个处女。这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那年代人们在性关系方面比如今要拘谨得多。在德国执政的仍旧是阿登纳，1968年[1]还远远没到，母亲们一般而言要守身如玉到新婚之夜，她们自然也教育自己的女儿要这样做。人们期待年轻男子积累性经验、能够宣泄自己的激情，但年轻姑娘则必须洁身自好。弗兰齐斯卡并不想守身如玉到结婚那天，她也想积累经验，她觉得自己已经像熟透了的果子，她想知道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想最终把大家都那么看重的著名的初夜拿下。但办这档子事她得找个行家，决不能找个面色苍白的学生，那些接她去跳舞的乳臭未干的学生们往往笨手笨脚。几乎有两年时间，她曾和其中之一处朋友，那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军官儿子，他瘦长而动作不太灵活。其实他们已经好得就快一起度过双方的初夜了。这时他给她写了一封长达十四页的信，信中他说自己不敢，他怕会做错什么，他宁愿与一个有经验的妇人度过自己的初夜。男人就可以随心所欲。那好，她也能、也想照方抓药：不要双手因害怕而出冷汗并发抖的毛头小伙子，不要情场上的半吊子。弗兰齐斯卡决定要亲自筛选出她的第一个男人。谁应成为她从姑娘到妇人这段人生重要路程上的老练引路人，她不想让偶然性或是愚蠢的热恋来安排。

其实弗兰齐斯卡也并非一点儿经验没有。在社交聚会、学校庆典、毕业舞会以及电影散场后，黑暗角落里不乏色情练习。汗淋淋的热手摸过她的胸脯，也曾从裙腰和紧身袜间向下摸过，但一碰到她紧紧并着的双腿就知难而退了。她最后一位男友是个结了婚的音乐教师。她父母去听大提琴演奏会时，她曾和他一起在她闺房中狭窄的床上躲在百衲被下呻吟、打滚。她甚至脱得半裸，允许他往她裸露的双乳间轻唤“我爱你”。从开着盖的手提电唱机中飘出法国诙谐歌曲?普罗旺斯的蓝色天空?，贾克斯·布雷尔[2]咬牙切齿地歌唱着他并不相信的爱情，因为他认为所有的女人都不忠实、残酷而浅薄。这位音乐教师抱怨他的老婆自打怀孕起就不让他碰了。反正弗兰齐斯卡觉得他并不是她想要的理想人选，他虽然颇有经验，可他的触摸让她感到匆忙和笨拙，他使她失去耐性。他不像个沉着的情人，倒像个烧过了头的蒸锅，随时都会炸裂。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不出所料，音乐教师尚未进入她体内就早泄了，道过歉，穿好衣服就无地自容地逃之夭夭。不一会儿父母回来了，她假装睡着了，心中暗想：真倒霉。

接着就是中学毕业：各科考试、各种激动以及各类庆祝。后来她终于来到慕尼黑开始了大学生活。现在她给自己改名叫弗兰卡。

她学罗马语族语言文学和民俗学的第一学期已经结束，但仍旧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她曾几次躺在学生宿舍的毛烘烘的希腊牧羊人地毯上听凭男人亲近自己，可那都是些什么男人啊！或者是虽能引用海德格尔，却不知道如何解开乳罩的学生；或者是镜片肮脏、有口臭并穿着廉价皮鞋的助教。而且她第一学期也确实有很多事要做：报名参加该上的专题研讨班，熟悉大学、图书馆和学生生活。她找了间房子，不久又得搬家，因为房东骚扰她。而且他也确实并非她心仪的那种男人，是个秃头、足穿拖鞋的肥胖单身汉。早晨他总是边敲她的门边沙哑地喊道：“施泰因梅茨小姐，您为什么把自己锁在屋里呢？我只不过是想对您好点儿。”

假期里她和女友一起到法国，在布龚特帮助摘葡萄。干活多，挣钱少，但十分有趣。可在所有收获葡萄的帮工中，她仍旧没有找到愿与之共度初夜的那位男子。那是些友善的农民，他们的双手因劳作而粗糙。和他们可以一起欢笑、歌唱、干活和畅饮葡萄酒，但激情就难以想象了。此外所有帮工都集中住宿，姑娘们住在一个粮仓，小伙子们住在另一个粮仓。

第二学期弗兰卡不得不找一份零工，因为他父亲寄给她的那点钱不够开销。她在她住的郊区当邮递员，每月可以挣八百马克。总的来说是个不错的差事，但早晨五点就得起床，五点，这太恐怖了。十月初的早晨五点连鸟还没有叫，最后一批酒鬼还在昏睡，最早的有轨电车还没有开始行驶，就连运送垃圾的车辆都还没有上路。五点钟怕影响房东还不能洗漱，为了能清醒过来，弗兰卡唯一能做的就是打开窗户放冷空气进来。她站着吃块面包或是吃点巧克力，喝杯黑咖啡，接着就得上路了。五点半弗兰卡必须赶到她供职的邮电分局，她的两位同事分别是瘦胡戈和胖瓦尔特，前者几乎一言不发，后者则总是喋喋不休。瓦尔特所谈则不外乎性以及他和自己的老婆是如何做爱的。要是碰上瓦尔特上厕所，胡戈就会说：“他根本没机会做爱，他老婆早就跟安联保险公司的一位私通了，让他戴了绿帽子——你可什么也别说啊。”

瓦尔特带着弗兰卡送了几次邮件并给了她一些指点。他告诉她哪些特别丰满的妇人或是热心的年轻姑娘会在特别阴霾的天气给可怜的邮递员送上白酒和热吻。可弗兰卡对妇人和姑娘没兴趣，至于男人嘛，瓦尔特则无可奉告。

如今弗兰卡已经能独立送邮件了。每当她把所有的信、报纸和明信片按着街道和门牌号整理好后，就骑着邮局那种有两个大兜的、沉甸甸的黄色邮车出发了。

这天大约七点钟她送完了邮件，打了个哈欠，在胡戈的奶酪面包上咬了一口。此时瓦尔特正在用一张明信片的边角剔净自己的指甲，他顺便念出明信片写的字：“‘亲爱的母亲，问候你，你的克劳斯。又及：也许我不久会去看望你’。这个不要脸的家伙，他从来没来过。也许他这些毫无意义的明信片最好就不该给那个可怜的女人送去。”

弗兰卡间或也读明信片，她认为人们所写的几乎全是些无聊的东西。其实有趣但不知为什么让人费解的总是明斯特某位疯子写给赫尔德尔大街年轻女兽医的明信片，那是些用铅笔潦草写就的明信片。前不久他写道：“未来！魔术！当！”今天他又写道：“欧洲，你是接受坚信礼小伙鼻子中的鼻牛儿。让我们到阿拉斯加去。戈特弗里德·本。”这是怎么回事？戈特弗里德·本不是个著名诗人吗？难道他竟写什么鼻牛儿？这些寄给一位女兽医，传递的又是什么信息呢？除了这位女兽医，弗兰卡的投递区内还有三位大夫。这是件好事，因为总有很多试用品寄来，给医生的样品、维生素片，她可以扣下一些。

在邮局的工作让弗兰卡逐渐有机会窥见一些男人的心灵。例如住在新教堂街的阿尔贝特·马特斯，为什么他总是穿着敞着的浴衣给她开门呢？不错，他还穿着条裤衩，但此外就一丝不挂了，敞着浴衣，光着脚。当她把信件递给他时，他总是挖苦地说：“没别的了？”她本想把邮件扔进信箱，可每次那人都能听到或看到她来。他打开门，亲手接过信件，但当她转身要走时，他总轻轻地在她屁股上拍一巴掌。有一次她甚至想，随它去吧，干脆就让阿尔贝特·马特斯来当初夜情人吧，他看上去也愿意。但她觉得他还是不符合自己的标准，他胸口上有毛，这让她很是腻歪。她不想让自己的脸贴在这样毛烘烘的胸口上。

她对自己有些丧失信心。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要是她这么挑剔的话，就是到二十五岁她也嫁不出去。不，不要想这些。为什么一切都这么复杂呢？她坚信，一旦有了突破——考虑到要办的事，这个词用在这里可谓贴切——接下来与男人周旋就易如反掌了。那她就可以今天有一桩风流韵事，明天有一段色情故事了。只要先开了头，克服了这一不利障碍，也许她最终还能经历真正的伟大爱情！她希望自己能有个美好的初夜，因为她从所有女友们那里听到的都是灾难性的第一次：偷偷摸摸、疼痛难忍、毫无经验、暗中摸索，最终以苦涩的失望之泪洗面。经历了这些以后需要很大的勇气才敢尝试第二次。不，她不想这样。她的初夜应是明亮的，在一张大床上，他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是兴趣高涨地去做。他的乐趣要足够感染她，让她以后对这种事永远有兴致。弗兰卡想，为此值得等待和期盼。

有一次她几乎如愿以偿。在她负责投递的区域内住着一位头发有些花白的男人，他大约四十来岁，看上去稍有倦容，但仍旧风度翩翩。有一天早晨他走近她，递给她一张二十马克的钞票。他身上散发出的气味很好闻。

“您叫什么名字？”他问道。“弗兰卡”她答道。他赞赏地扬起了眉毛。

“有意思，”他说，“弗兰卡。您听好，弗兰卡，要是有这种笔迹的信到了邮局”，他边说边给她看一个长信封，上面有倾斜的、蓝色的、看上去像是女人的笔迹，“请不要扔到信箱里，任何时候都不要往信箱里扔，弗兰卡。车库的门总开着，请把信放到上面左侧第一个颜料罐的后面，那里总有一张这样的钞票在等着您。弗兰卡，我亲爱的，我们互相理解了吧？”

他们互相理解了，弗兰卡感到：他是个行家，她想要他，这个男人，立刻，就在车库里。但他只是又冲她挤了挤眼就回房子里去了，她看见他的老婆正在厨房里洗碗。

三天以后来了这样一封信。弗兰卡自然小心地拆开了信并读了它。不来梅一个叫乌拉的写道，她几乎等不及在周末见到他。她将去车站接他，无论天多冷，她都不会穿内裤，这他应该明白。“这样”她写道，“你就可以立即给我，在离得最近的门厅、在咖啡店的厕所中、在电梯里。然后我们融入人流，那我就可以拥有那种脸色，你知道的，灿若桃花的脸色。”

我的灿若桃花的脸色！弗兰卡用颤抖的手指把信重新粘好。她多么希望自己也终于能拥有“那种脸色”！现在她日夜所想的就剩下性了，但那位漂亮男人她再也没见着，只是在放那位女人用蓝色笔迹书写的信时，颜料罐后能定期见到他的二十马克钞票。有几天她也没穿内衣，但毕竟已是十月初，她送邮件时冻了个半死。尽管如此，在牛仔裤和毛衣下不穿内衣确实有一种轻佻、冲动的感觉。她梦见约翰·F·肯尼迪，他当时是备受赞赏的美国总统，作为男人她很喜欢他。虽然那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是约翰·施泰因贝克[3]，她偷偷地读安妮·戈龙[4]的安格丽卡小说，那里面满是情欲的呻吟。

她终于遇到了他。

那天她送完邮件正骑着车回邮局，他在自行车道上走。她按了铃，他转过身，打了个道歉的手势躲向一边。他高高的个子，金黄色头发，眼睛的颜色令人难以置信地浅。他咧嘴笑着瞧她的样子很不寻常。“对不起！”他喊道，她再次向他转过身并做出一脸坏笑。“留神些，漂亮男人！”她喊道。

她在邮局停放好沉重的自行车，拿着空兜走进了屋，胡戈正在用勺子吃着他的草莓凝乳。她结了账，把挂号信存根整理好放入一个文件夹，为第二天做了一些分类性准备工作。她准备把《时代》周报和《星》杂志拿回家，乌姆巴赫街的退休女教师第二天星期五得到这些报刊就足够了。然后她对胡戈和瓦尔特说：“再见，你们这俩蠢货。”胡戈说：“我们爱你！”瓦尔特则说：“总有一天我得揍你，或者我跟你在公用厕所干一场。”她想，别，可别是你，接着走了出去。刚过十一点，要是抓紧的话，她还能赶到大学去听十二点关于福楼拜的讲座。福楼拜对艾玛·包法利浪漫的多愁善感的愚蠢性所做的几近残酷的客观描述对她是剂良药。

他站在门外，靠在墙上，一边坏乐一边抽着烟。弗兰卡想：就是他了。

她径直向他走去，拿过叼在他唇间的烟卷，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又把它插回了原处。

“邮局的克里斯特尔[5]？”他问道。“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我一直以为自己认识所有漂亮的女人呢。”

“也许你不在我负责的区。”弗兰卡说，这时她的心快跳到嗓子眼儿了，以至于她怕他看出来。

“军用机场，”他说，“我是那些奇异而有魅力的飞行员中的一员。”

后来她得知，他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士。但他喜欢说自己是个飞行员，以便在女人那里显得更有吸引力。他是来自乌尔姆的钳工，志愿兵，三十五岁，他在军用机场差不多还要呆上一年。

“军用机场，”她说，“啊哈，他们不让女孩子去那儿。跟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在一起太危险。”

“我是海因里希。”他边说边向她伸出了手。“弗兰卡。”她说。他问道：“你真是邮递员吗？”

“不，”她说，“我是大学生。”他笑了。

“噢，惹人喜爱的女大学生们，”他说，“总是那么聪颖，对实际生活却一无所知。”

“实际生活是什么？”弗兰卡问道，“如果你了解实际生活，那就展示给我。”

海因里希笑了，踩灭了烟卷，挎起她的胳膊，就好像他们是一对彼此熟悉的老夫妻。

“你周末做什么？”他问。弗兰卡答道：“我跟你在一起，你给我讲解什么是实际生活。”

他停下脚步，坏笑了起来。“你们女大学生一般不是总扭扭捏捏的吗？”他说，“看来今天我运气不错。那好，我星期六开车去兰茨贝格，那儿的一位朋友结婚，盛大庆典。你愿意一起去吗？”

那还用问。她恨不得马上就出发，就现在。她不愿松开他那温暖、结实、充满阳刚之气的胳膊。可他们走到了她住的地方。

“我住这儿，”她说，“你得按泽胡贝尔家的门铃。”

“我会按喇叭的。”他说，“像这样。”

他模仿着喇叭的声音，神经质的意大利人开着他们那微型菲亚特就是这么按着喇叭在街上疾驰而过的。然后他弯下身吻了弗兰卡，这可不是毛头小伙子的吻，而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吻，他知道他想要什么。这个吻是坚决的，具有挑逗性，虽短暂，但目的那么明确。弗兰卡的膝盖都酥了。

“还是今天这个时间？”他问道，她点了点头：跟今天一样。为什么不是今天？现在，她多年梦寐以求的事情终于近在咫尺了，她怎么能等到星期六？

他走了，她甚至没有勇气目送他。她坐到了门厅的台阶上，一直等到呼吸平静下来，她才上楼走进自己租的带家具的房间。

星期五到星期六的那个夜里她失眠了。她洗了盆浴（每周她可以用一次泽胡贝尔太太的浴盆），全身抹了护肤膏，剪了指甲，做了头发。她企图在一夜之间变漂亮。早晨她着急忙火地送完了邮件，跑回家穿上最窄的三角裤、最紧的牛仔裤、最漂亮的体恤衫。金色的十月，艳阳高照，她把三角裤又脱了，只穿了牛仔裤和体恤衫，光脚穿了双体操鞋。她坐在窗边等着。

他来了，开的是一辆银灰色的大众车，他按了喇叭。她动弹不了了，就是动不了。最后她终于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走到洗手池那里的镜子前，看到自己那张姑娘的面庞：如此潮红、如此渴望。

她又回到窗前，他靠在车身上正在点一支烟。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他了。

她奔下楼梯，背着小小的旅行袋尽量从容地向他走去。“哈罗。”她打了个招呼。

他们两人互相审视地打量着对方。事情进展得毕竟有些快，他们在评判对方。他们评判的结果是满意，彼此都满意。她又拿过他的烟吸了一口，他把她的旅行袋扔到后座上，他们上了车开走了。

“海因里希，”她说，“我有个秘密，但这个秘密我今天晚上才告诉你。”“我热爱女人的秘密。”他说，“什么秘密，是不是你结婚了，小大学生？”

“是色情方面的。”弗兰卡说，他笑了起来。

“这类秘密我就更喜爱了。”他说。他左手握着方向盘，把右手放到她膝上。

他们行驶在车辆不多的公路上，两侧是绿色的草地，上面有母牛在吃草。艳阳高照，微风习习，金色的树叶还挂在枝头，但已做好脱落的准备，仿佛弗兰卡在内心已做好失身准备似的。弗兰卡像包法利夫人在她的婚姻初期一样，在通晓各种理论之后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进入美妙的性爱氛围。

海因里希讲述着军用机场里发生的故事，他不时说些傻乎乎的俏皮话：“飞行员，你们是一道绚丽的风景，可黑森林却是最美好的季节！”她讲起了民俗研讨课，在课上她得做个有关小圆面包形状的专题报告。她问他是否知道，小圆面包是模仿女人的阴户成形的？他笑得几乎无法继续开车。他们笑傻呼呼的战士、笑更傻的大学生。弗兰卡感到无拘无束、幸福而满意。她想：再过几小时我就过了这关了，今天这位是一定不负重任的。

他们在一个老式旅店里开了个双人房间。双人床是由两张单人床拼起来的，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房间在阁楼上，面朝一个小广场，广场上有个喷泉。弗兰卡把窗户整个打开，伸展着胳膊躺在一张床上，姿势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似的。海因里希进了浴室，撒了泡尿，冲了个澡，在凉水下发出噗噗的声音。他走进房间后才把牛仔裤裤门的拉锁拉上，几乎所有的男人都这么干，甚至当他们在饭馆上完厕所后都如此。弗兰卡经常看到这一情景，觉得此行径可恶之极。可海因里希这么做却让她觉得煽情。他光着上身，胸口上没有毛，不像住在新教堂街的阿尔贝特·马特斯。弗兰卡每接触一个男人都要先不引起注意地搞清楚他胸口上是否有毛，要是有的话，就根本不予考虑。在海因里希身上她假设一切都是完美的，结果一切不出所料——都是完美的。

海因里希端详着她，感到她已做好准备。他有过不少女人，所以能够立即嗅出性欲的特殊味道。他没有解开鞋带就把弗兰卡的体操鞋拽了下来，把牛仔裤从她腿上扒下来，把她的体恤衫向上撩起。

“噢……”他声音嘶哑地喃喃自语道，“没穿内裤。”接下来又说：“漂亮的胸脯。”

他吻她的胸脯，迫不及待地褪下自己的牛仔裤。弗兰卡用双臂和双腿拥住他小声地说：“海因里希，我的秘密是：你是我第一个男人。”

他沉重地压在她身上，先前胀得硬邦邦的阴茎一下子疲软了。

“倒霉！”他懊恼地说。

然后他抬起头望着她。他们不得不笑了起来，互相拥抱，在床上打起了滚。他喊道：“这怎么可能，你多大了？十九？这些年你到底都干什么去了？你为什么还要装得很有经验，立刻跟最先碰到的任何一个男人去旅馆？”

“因为我知道你是最佳人选，”弗兰卡说，“我一直在等待着合适的人。”

“难道我是那个合适人选？”他不相信地问道。

她点点头。“你是个行家。”她说，“是个行家，也是个能手。这能看出来。我想要一个这事干得漂亮的，跟他做爱能有乐趣。”

他光着身子坐在床上，尴尬地用手从裤兜里摸出香烟盒并给两人合点了一支。

“我想人们总是办完事才抽烟吧？”弗兰卡洒脱地问。“嘿，至少这你倒知道。”他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后叹了口气说：“真倒霉。头一回做爱尝不到甜头，至少跟我谈起过这个话题的所有女人们都这么说。这是我必须得告诉你的。”

他躺到她身边，往房顶上喷着烟。

“没错，”他接着说，“我有过不少女人，但还从没遇到过一个处女。大多数男人偏爱处女，我可不。我碰到处女就溜了。开溜或是运气好没碰到。真该诅咒，现在你跑出来了，你这个小女大学生。”

“总得有人出这把力吧，”弗兰卡说，“所有我以前遇到的男人都太蠢。现在你可千万别扫我的兴，让我耷拉脑袋。”

“耷拉这词用得好，”他自嘲着指了指自己缩小了的鸡巴。

“这个我们马上就能让它斗志昂扬。”弗兰卡说着把那玩意握在了手里。她滑动的手真地让它硬了起来。

“会有些痛，”他嘟囔着并很快地往她身下垫了一块毛巾，“而且还会出血。”

 弗兰卡闭上眼睛，尽可能地舒展开自己。她的心、她的身子、她的灵魂都向这个男人敞开了。她躺在这个男人身下，这个男人终于温柔而小心地开始进行那项她等待已久的工程。他们两人均已大汗淋漓，她呼吸急促，当她感到他进入自己体内时，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喊叫。他向她耳语道：“你知道吗，我们军用机场的巴伐利亚人管这叫什么？借用十月啤酒节的术语：给啤酒桶装龙头[6]。”

“现在正好是十月。”弗兰卡喘息着说。

他们笑得前仰后合，以至于他的阴茎从她体内滑出。但他又一次进入她，紧紧地搂着她，抚摸着她的面庞，吻她并温柔地向她耳语：“给啤酒桶装龙头，疯狂的小女大学生，现在你终于如愿以偿了。”

弗兰卡感觉到他的整个身体紧张起来，他射了精，然后放松而大汗淋漓地趴伏在她身上。她用双臂紧紧抱着他说：“谢谢！事情并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糟糕。挺美的。请马上再来一回。”

但他却站了起来，把毛巾拿进浴室洗了，又拿了一块小毛巾替她擦去身上的血和汗。他完全与她一向所梦想的第一个男人相符。她没看错人，她极为幸福。她跳起来，以便去照镜子看看自己的脸色。

“能看出来吗？”她问。她看到了自己泛着潮红的面庞和乱蓬蓬的头发。

“能闻出来。”他说。他站到她身后，把双手放到她胸部。她感到无比幸福、性欲高涨、快乐无边。她是如此地自由和轻松，以至她向开着的窗子发出了一声响亮的欢呼。几个市场女贩抬头往上看，她冲她们招了招手，然后把海因里希重新拉回了床上。

在他们晚上出席他朋友的结婚庆典之前，他们又在一起合欢了四次。弗兰卡几乎无法走路，那里面都磨破了，而且痛，可那种感觉确实是无与伦比。她神采奕奕、热血沸腾地靠在墙上，一边喝酒一边调情。海因里希从她身边走过时冲她耳语道：“该死的，别这么得意，别人真能看出来。”她小声回应道：“待会儿再来一回。”

他们在兰茨贝格逗留了两天，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离开床。然后海因里希就该回兵营了，但他却请了假。他们一起去阿梅尔湖十天，他的朋友在那儿有座空房子。弗兰卡在邮局请了病假，瓦尔特骂骂咧咧地接管了她负责的地段。大学那边她干脆逃学。

那是爱的十天。他们在床上、在地板上、在厨房的餐桌上、在浴盆里做爱。他们站着、在森林中的树下、甚至在他的大众车里做爱。只要他能够勃起，他们就做爱。她任何时候都可以。他是个绝妙的师傅，他通晓男女间性爱的一切可能性，没有障碍、没有恐惧、没有做作。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允许的。弗兰卡是个求知欲很强的学生，她了解了他的身体和自己身体的所有做爱可能性，熟悉了他们身体的各种味道。做爱的过程中她学会了她所应该知道的一切，这样今生在温柔乡中她都不会再经历恐惧和失望。她能够要求，能够给与，能够享受。事后喝杯葡萄酒并抽上一支烟，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她心醉神迷。

十天。

最后一天她望着他心想：这回可够了。这位来自乌尔姆的三十五岁钳工和这位十九岁的女大学生，他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未曾试过的做爱姿势，更没有什么还没谈论过的话题。他们确确实实是彼此性爱够了，他们沉默而满足地并排躺在床上。最后一夜他们睡得很沉、很香，虽然紧紧相拥，却头一次没有发生性关系。他们该分手了。她微笑着想起了所有他说过的俏皮话，从“一杯温度适中的啤酒”到“宁可什么都别干，也别分开坐着吃饭。”他满嘴都是这种胡说八道，她曾为此捧腹大笑。现在她不愿再多听一天这些俏皮话了。此外她还注意到，最后一晚在乡村小酒馆中他曾和酒馆女招待调情，他的一句俏皮话甚至不再是说给弗兰卡，而是说给女招待听的：“最小的酒馆也比最大的鞋厂强，我说得没错吧，漂亮妞儿？”

他对她也腻了，对此她丝毫也没有感到忧伤，而是获得了一种平静和从容的满足。他们彼此做了有益的事，现在即将友好地分手。要说她有些许遗憾，那也是对他有些爱犹未尽，而不是因为他明摆着不爱她。她突然害怕会丧失爱的能力，但很快又驱逐了这种恐惧，准备平静而轻松地与他分手。

他们的分手确实也是这样的。第二天他们回到慕尼黑，当他把她送回住处时，她拥抱了他并说道：“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海因里希。我这辈子都感谢你。”他吻了她并说：“你真是个绝顶聪明的好学生。现在你可以勇往直前了。”

他临上车时问道：“我们还会见面吗？”弗兰卡点了点头。她目送他离去并想：再见了，我的朋友。到处都有失意的女人在等着你，你要让她们幸福，你有这个能力。

下午弗兰卡去胡戈和瓦尔特那儿报了到，他们再次见到她很高兴。瓦尔特问：“要是真打起来了，你会干什么？” 弗兰卡没听懂他在说什么。“打起来？”她问道。胡戈生气地说：“现在你该说你什么也不知道了吧？”

不知道，弗兰卡什么也不知道。她把退休女教师的《时代》周报和《星》杂志拿回家，万分惊讶地读到：当她在海因里希那儿学习情爱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世界在那些天曾险些堕入深渊。所有报纸上都称其为“古巴危机”，古巴危机幸好没有导致战争。在他们没有离开床的那个星期天，由于在古巴发现瞄准了美国的苏联导弹，美国让自己从格陵兰到土耳其的全部导弹进入战备状态。约翰·F·肯尼迪在对美国公民——《我的公民同胞》的演讲中宣告了事态的严重并宣布“全民最紧急动员”。而那天弗兰卡第一次在户外做了爱，那滋味奇妙无比。菲德尔·卡斯特罗再三提醒他的人民：“祖国或死亡，我们必胜”，主席的顾问蔑视而嗜战地说：“把他们炸回到石器时代去。”当时弗兰卡正在阿梅尔湖和海因里希躺在浴盆里。为了可能打起来的核战争，人们开始囤积食品，美国邮局倔强地保证：“假如核战后还能剩下什么，那我们就会继续递送邮件！”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的是：“闪避和隐藏！”如果炸弹落下，要用书包或课椅遮住头，闭上眼保持镇静。

当时弗兰卡还没有像几年后参加大学的示威游行时那么关心政治，但她懂得，曾经发生了能戏剧性改变世界命运，甚至说差一点能毁灭世界的事情。当她第一次与一个男人日日夜夜沉浸在温柔乡中时，加勒比海水域游弋着的所有核武器能够把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化为灰烬。她吃惊地意识到，当人们沉湎于自己的私情时，是会彻底背对整个世界的。

弗兰卡又投身到紧张的学习中，心满意足，如虎添翼。只是为了开心和把刚刚从那个钳工身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她与民俗学助教开始了一段恋情，她要让他明白明白小圆面包的形状是什么样的。

三周以后海因里希和弗兰卡还见了最后一面，一起喝了杯温度适中的啤酒。

“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他说，“我正在编写新的电话簿。”俏皮话一直要说到底，但她现在听到这类话已经笑不起来了。她望着他想起了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些充满激情并让她学到很多东西的夜晚，她还是感激他的，可他已经不再能让她燃起激情。

不久后海因里希退了役。他惹了大麻烦，因为在整个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当部队进行战争动员时，他却没了人影。现在他拿了补偿费回到乌尔姆，想在那儿开间洗衣店。

弗兰卡忘了他，却也未能彻底忘却。她和男人们的关系不错，有激情，不复杂。近年来她有过几段较长的恋情，后来嫁给了一家铜丝厂的厂长。他有钱，她也有钱，他们很幸福。弗兰卡把名字又改回弗兰齐斯卡，她从事法语和意大利语文学的翻译工作。她丈夫和她经常到世界各地去旅游，他们相处得很好，他们没有孩子。弗兰齐斯卡并不确切地知道，她丈夫是否一直对她忠诚。他们俩人不是那种不停地用打监控电话的方式折磨对方的两口子。他们俩都认为吃醋是一种很愚蠢、很没有必要的习性。弗兰齐斯卡认为要是不过分监视对方，也就没有必要吃醋，她丈夫肯定也是这么想的。他们从容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从不用毫无意义的问题来破坏美好的东西。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之后，他们仍旧有时喜欢在一起行房事。在所有这些年中，弗兰齐斯卡只有两次欺骗了她的丈夫，都是纯粹由激情引起的短暂恋情，每次都是一夜情，这根本不算数。她所追求的爱情是否确实存在，这一点她不知道。她感到，人们对爱似乎有许多期待，甚至似乎有爱的证明，但爱本身却像燃烧的荆棘中的上帝，是隐形的，是摸不着的幻象。但存在着感应。

1989年秋，弗兰齐斯卡的丈夫为了一笔新的铜丝生意逗留在新西兰，要在那边呆十四天。这段时间她去慕尼黑拜访一位女友，本想与她一起购物和看戏，但这位女友的父亲遇到事故，她得照顾父亲。弗兰齐斯卡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她住在斯图加特附近。

那天的天气灰蒙蒙的，让人伤感。弗兰齐斯卡坐在头等车厢里望着窗外的雨。她现在四十六岁，有时想重新还原成那个不安分、活泼好动的弗兰卡，想重新体会迷惘、心跳、蹦蹦跳跳地在路上走的滋味，渴望能够胡思乱想以及不思而行。但她已经上了岁数，是个穿阿玛尼衣服、戴着钻戒和贵重手表的女士，冒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她走进餐车，要了葡萄酒和一些吃的。当她等着上菜时，车厢里响起了广播声：“下一站是乌尔姆。下一站：乌尔姆火车总站。”

乌尔姆。二十七年前，海因里希当时不就是去的乌尔姆吗？也不知他是否还生活在那儿？突然，她自当时一别第一次萌生了想再见到海因里希的强烈愿望，也许是因为乌尔姆现在与她近在咫尺。兴之所至，她有时间，开往斯图加特的火车多得是，中途下趟车易如反掌。弗兰齐斯卡把订餐的钱放到桌上，饭还未到，葡萄酒还没喝完，她就回到了自己的车厢，为了穿大衣和取箱子。她不去想自己要干什么，她就是有这个愿望，伤感突然不翼而飞。

火车停在了乌尔姆，弗兰齐斯卡下了车，兴冲冲地有些跃跃欲试。“我们倒要看看。”她边想边向有地址簿的邮局走去。

她很快找到了他的名字，姓他那个姓的并不多，地址也有。弗兰齐斯卡记下了地址，没记电话号码，然后她叫了一辆出租车。

直到站在他住的房门前，那是幢住有很多家的老式出租公寓，他住在二楼，她才突然觉得有些唐突。他肯定结婚了。他一准认不出她了。现在他该六十二岁了。她该怎么向他的妻子解释自己是谁以及为什么按门铃吗？年轻时的一位女友，碰巧来乌尔姆，一次短暂的再会，只需十分钟。最后好奇心战胜了害怕和顾忌，弗兰齐斯卡按下了门铃。她让出租车司机等着她。

房门打开了。她上了二楼，他站在那儿。她一眼就认出了他，但他的脸上却露出了疑惑。他上了岁数，发了福，上身穿着件柔软的毛衣，下身着褐色灯芯绒裤子，膝盖处已经向外鼓起。他站在那里凝视着她。

“你还认识我吗，海因里希？”弗兰齐斯卡边问边向他伸出了双手。“我是小女大学生，弗兰卡。”

“我认不出来了，”他说着把她拥入怀中，“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快三十年了，”弗兰齐斯卡一边回答一边望着他。“我恰巧路过乌尔姆，我只是想再见你一面。”她看着他那张疲倦而沧桑的脸，深深的皱纹，过度饮酒留下的痕迹。他戴着一副眼镜，但他那浅色眼睛中仍有些许年轻时的那种魅力。

“进来吧。”他说着把她推进了屋子，屋里通风不够，有股发霉的味道。有些俗气的起居室里放有皮长沙发、靠壁组合柜和电视机，弗兰齐斯卡坐到沙发上。她脱去大衣，他拿来了白兰地和两个酒杯。

“小弗兰卡，”他边说边审视地看着她，“跟我相比你保养得不错。”

“我比你也年轻整整十六岁呢。”她笑道。“十六岁？你那时就那么年轻？”

他们碰了杯，喝着酒，弗兰齐斯卡问道：“你都做些什么？洗衣房怎么样了？来，讲来听听。”

“这些你还知道？”他感到有些吃惊。“是的，当时我是开过洗衣房，一共两家，生意不错。现在我提前退休了，出过事故。”他撩起裤腿指了指一块大红伤疤。“肝也不好。酒喝得太多。”

“结婚了吧？”弗兰齐斯卡问道，她在这套荒凉的公寓住房中看不到丝毫女人留下的痕迹。“三回，”海因里希边说边自信地坏乐了起来，他的这种调皮的坏笑当时曾那么吸引她。“结了三回，离了三回，有两个女儿。你呢？”“婚姻美满，没有孩子。”弗兰齐斯卡说。她审视地望着他。“我还记得一切。”她微笑着说。

“嗯，”他说，“我记不得一切了，但还记得许多。我对你印象很深，弗兰卡。我能清楚地想起我们的事。我是你第一个男人。”

“你是第一个，”她点了点头，“你身手不凡。如今情场上可得意？”

他摆了摆手。“早退出情场了。我已经四年或五年没跟任何女人睡过觉了。没这种事了。”

弗兰卡无法相信。 “你曾是个多么出色的情人啊，”她说，“这种事怎么能突然结束呢，更不会才六十二就退出战斗？想想查理·卓别林，八十多他还生了个孩子呢。或者安东尼·奎因[7]。”

“你想让我跟你生个孩子吗？”海因里希坏乐着问，她说：“你想想看，我已经进入更年期了。”

他们两人都笑了，再次碰杯，海因里希把酒又续上。就在那一瞬间，弗兰齐斯卡意识到：或者事情现在会继续发展下去，或者她立刻起身乘下一趟火车回斯图加特。

“要不这样吧，”她说时心又跳得像当时那么快了，“我很高兴与你重逢。现在我们就住进一家漂亮旅馆，就像当时那样，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顿丰盛的晚餐。你觉得我的主意如何？”

他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却问道：“为什么要住旅馆？不住旅馆不是也能吃饭吗？”

“不,”弗兰齐斯卡简短地回答说。她站起来，边穿大衣边说：“穿件大衣，换上鞋，别的你什么也不用带。”

“等会儿，”他说，“我不能穿这身衣服去。”他指了指毛衣和灯芯绒裤子。“不，”弗兰齐斯卡说，“当然不能穿这身衣服去。所以我们得马上改变现状，请相信我，让我来安排。当年都是你花的钱，今天该我了。我是个富有的女人。”

“这看得出来，”他边说边穿大衣和鞋。他弯腰的时候直喘粗气，他说：“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阿多尼斯[8]了。”“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弗兰齐斯卡说，她对他知道阿多尼斯这个词感到惊奇，“人掌握的本领是不会轻易丧失的。做爱就像溜冰或是弹钢琴，只要稍微练习一下就会轻车熟路。”

他站起身，用双手捧住她的面庞。她突然觉得他又像当年那么自信、那么有男子汉气概、那么了不起了。“那我们现在就练习？”他问。她点了点头。他吻她，吻得坚决而具有挑逗性，与当年一模一样。她对他耳语道：“我一直想向你表示感谢，也许现在是个恰当的时刻。”

他们乘出租车去市里最高档的男装店。他们坐在后座上，手拉着手就像热恋中的青少年。弗兰齐斯卡给海因里希买了一身西服、一件质地柔软而漂亮的西装上衣，还配了两件蓝白条的衬衫、维沙哲牌牛仔裤和丝质袜子。她跟着他进了试衣室，紧紧地贴到他身上，她感到并看到他还完全有能力去爱一个女人。

他们在最好的旅馆订了一间套房。“住几宿？”门卫问，弗兰齐斯卡看了一眼海因里希，大胆地说：“五宿。”

他只好笑了笑，摇摇头，提起那些装着他新、旧衣服的袋子，西装上衣他已经穿在了身上。

在套房里他们飞快地脱掉了所有衣服，互相打量着彼此的身子，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仍旧毫无拘束、一点也不羞愧。他们俩都发福了，两人都有了不少皱纹。她的胸脯不再像从前那么紧绷绷的，他的肚子也一样，但他的胸部仍旧和过去一样光滑而漂亮。他的左腿上有道大伤疤，除此之外他们彼此熟悉并喜欢对方的身体。他们直视着对方的脸，像当年一样他们都想要对方。

“来，”她边说边把他拽到了床上，这张床又宽又大，而且这回中间连缝都没有。“今天你不用跟新手费大劲。今天我要让你看看你当年都教会了我什么，这样你就能重新忆起做爱的程序以及其美妙。”

他们做爱，他们一起洗鸳鸯浴。他们让人把饭送到房间里来，他们喝精品葡萄酒，他们坐在靠窗的小桌旁，点上蜡烛聊天，互相讲述他们的一生。然后他们再次做爱，接着彼此绝对信任地并排入睡了，睡得很沉，连梦都没做。他们不开电视，也不看报纸。他们只关注自己，就像二十七年前一样，但与当年相比，这次一切进行得更安详、更成熟、更自信，他们极为幸福。晚上他们紧拥着出去散步，抽烟，找一家小酒吧再喝上一杯，慢慢地走回旅馆，然后再做爱。他们以同样的乐趣重复着当年的所有姿势，只不过动作慢了些，不再那么迫不及待，而是更加从容不迫。当他尽兴之后疲倦地躺在她身边时，他望着她。

“我没想到，我还能做这一切。”他说。弗兰齐斯卡抚摸着他的面庞，看到他那浅色眼睛中的眼泪她有些感动，她说：“出色的情人永远是出色的情人，哪怕他休息了一阵。”

“你帮我找回了自信。”他向她耳语道并吻她的肩。弗兰齐斯卡说：“要是你当年没有馈赠我自信，我今天也就没有什么可回赠你的了。”

最后一天他们在楼下旅馆餐厅里就餐，他们坐在一个角落里的桌旁。周围的人都显得很激动，好像发生了什么事似的，但他们俩并不注意此事。为了告别，他们要了香槟酒，海因里希突然又想起一句他那些著名的俏皮话，他说：“我曾怕自己成了废物。但仅仅害怕最终并不能让人幸福，对吧?”当她随后看到，他在不远处发现一位打扮得有些招摇的金发女郎，正试图隔着几张桌子与她调情时，弗兰齐斯卡知道自己给了他新的生活：生活、女人、爱情。她很高兴。

第二天他们收拾好各自的东西。她在去火车站前先用出租车把他送回了家。

“请您等一下。”她又对出租车司机说，然后下了车。在公寓门前他们互相拥抱。“谢谢！”海因里希说，弗兰齐斯卡回复道：“谢什么？也谢谢你。我们现在两清了。”

“你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吗？”他问，她摇了摇头，“不，”她说，“除非你急需，因为你又在编写新的电话簿。”

他们俩都笑了并最后吻别。弗兰齐斯卡知道，这次确实是最后一次了。

然后她上了出租车，说：“去火车站！”她不再回头看海因里希，他站在公寓门前，手里拿着装西服的口袋，在向她招手，一位上了年纪、但正直而自信、而且仍旧很帅的男人。用弗兰齐斯卡的词来形容，他又神采奕奕了。

在火车站弗兰齐斯卡买了张报纸。当她在头等车厢读这份报纸时，她才知道，当她与海因里希在旅馆的床上幸福地沉浸在温柔乡的日子里，也就是1989年的11月6日至11日，柏林墙倒了。

他们一点儿没有觉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