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的故事：王丽珍的家庭问题

啪地一声，王丽珍撂下电话，眉开眼笑地对着满屋子的人说，“老太太进医院了。”屋里的人答话不是不答话也不是，终于有人小心翼翼地问了声，“什么病？”“中风。”“呦，”有人说，“中风将来是会瘫的啊。”王丽珍笑着说，“瘫不瘫的我可不管。”说着，脚步轻盈地往自己的办公桌走去。

过了一会儿，就有好事者在门口站下了，探着头到门里，“王师傅，我刚才到技术科，听说你们老刘把你家老太太送医院了啊。”王丽珍笑嘻嘻地说，“是啊，那老太太早该死了。”

王丽珍是六车间的工程师，哈尔滨人。中学毕业后分到当地的工厂里，恰巧赶上工业局要抽调一批根红苗正的青年工人进行技术培训。本来是到哈尔滨军工大学一个月的培训，后来延长成了六个月的长期培训。期间又改了计划，哈尔滨军工大因为是军事学院，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不大，就把这批人干脆做了两年培训，出来后算是大专毕业。王丽珍毕业的时候正好是文革中间，大学已经有好几年不招生了，文革时毕业的大学生又被国家统统送去改造大西北，在劳动中炼红心去了，一时全国有许多企业都闹人才荒。北京某钢厂亟需技术人才，看到这批大专生非常高兴，几乎是连锅端，把他们大部分人招到北京来。王丽珍和丈夫刘军义就是在学习的时候认识恋爱的，毕业后结婚，又双双拿到北京户口，高高兴兴地到北京来工作了。

那个时候共产党提倡知识分子要与工农兵相结合，王丽珍积极响应这个号召。到了钢厂，她主动要求分到车间里去，和工人阶级在一起工作。于是她被分配到六车间，刘军义则被留在了厂技术科。王丽珍说到做到，到车间的头三个月，真正地和工人们同吃同劳动，每天穿着油腻麻花的工作服混在工人堆里跟他们一起干活。她是学电气工程的，到了车间一年以后，把全车间设备的电路系统摸了个溜熟。每次有了技术事故，她总是能从车间的生产角度着想，做出最适合生产的决定。车间领导对她这一点赞赏有加，工人们因为她跟他们一起摸爬滚打过，也对她极有好感。到了后来，如果车间里有什么情况要求技术科支持的，不管科里的人做什么样的决定，只要王丽珍不点头，车间领导就不拍板。提起技术科，王丽珍就总是这样说，“我才不待在技术科呢，那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两年后，车间把她迅速从技术员提升到工程师。虽然是工程师，她决不让别人按照传统叫她“王工”，而是要求别人像叫工人师傅一样，叫她王师傅。

王丽珍的表现特别让车间以致厂领导赏识，她曾一度被树为又红又专的典型，车间把她做为入党的重点培养对象。可是过了不久，领导们就发现，王丽珍入不了党，因为她的家庭不团结。

她丈夫刘军义是独生子，父亲早丧，是寡母一手把他带大的。他和媳妇都到了北京工作，自然也就把母亲的户口转到了北京。刘军义知道母亲含辛茹苦地养大他不容易，所以就一味地对母亲尽孝。每天小心侍奉，结了婚后自然也要求媳妇对母亲也孝顺。他看到母亲不高兴，如果想不起来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是媳妇的错了。于是，只要是刘母的脸色不好看，刘军义就会对着媳妇一顿拳打脚踢，因为他刘军义没做错事，那一定就是王丽珍的错了。王丽珍被打后很不服气，曾经到技术科找刘军义的领导哭闹过好几次。清官难断家务事，领导们也就是说些搞好家庭团结的泛泛空话。他们打架的次数多了，技术科和六车间差不多人人都知道他们夫妻家庭不和睦了。

这天王丽珍下了班就回家做饭，过了一会儿刘军义也回家了。进门一看，老母坐在床上抹眼泪呢。问她怎么啦，又不答话。刘军义怒从心头起，转身进了厨房，一把抓过王丽珍的头发，上去就是两个大耳刮子，把王丽珍给打糊涂了，“你你，你干嘛又打我？”“妈坐在那儿哭呢！不是你招的？”“我，我哪儿知道她在哭啊，我回来就做饭，我冤不冤啊！”刘军义又踢了王丽珍好几脚，勒令她给老太太做碗热腾腾的面片汤。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他对着老太太倒茶递烟，嘘寒问暖，一定要问清楚，妈怎么啦？干嘛不高兴了？老太太面也吃了，烟也抽了，茶也喝了，长叹了一口气，“军义啊，我今儿坐在这儿，我想咱的老家啊。想着想着，就忍不住掉眼泪。”刘军义一听这个，松了口气，正要说点给他妈解解乡愁的话，冷不防，王丽珍一步冲进屋里，对着刘军义的脸就搧了两个大嘴巴，指着他骂道，“你他妈的这个混蛋王八蛋，你妈想家掉眼泪，你打我干嘛？”刘家母子被她给打懵了，过了好几十秒钟，刘军义才醒过梦来，“你他妈的臭娘们儿，想造反啊？”他看见王丽珍往外跑，就追了过去。王丽珍到了厨房，看见刘军义恶鹰扑食似的过来，抄起炒菜锅对着他的脸就砸过去。两个人乒乒乓乓地从厨房打到屋里，惊动了四邻，最后被邻居们劝开了。

那场架是个转折点，给刘家的战争拉开了新的一幕。从此以后，王丽珍不再老老实实地挨打，“他打我，我就跟他对打”是她带着一脸倔强告诉所有人的话。王丽珍身高只有一米五六，体型瘦小，但她在车间干活练的，也有点儿干巴劲。而且她打起架来，又踢又掐又撕又咬，女人打架的十八般武艺全部用上。打完了还骂，不光骂丈夫，“你这混蛋，为了你妈，连原因都不问清楚就打我，你他妈的是人吗？”连婆婆也一起骂，“你这老婆子也不是个东西，你看着你儿子打我，这么多年了，你一声不吭，看着我挨打，你他妈的也不是人养的，你这老不死的。”刘军义本来是母亲不高兴都要打媳妇的，这下不仅母亲被骂连带着祖宗八代都给骂了，竟然没有一点办法。王丽珍自己挣钱，不靠他的工资吃饭，他除了打媳妇，实在没有第二个招数。所以，虽然他在体力上占了点儿上风，在精神上是一败涂地。

由于钢厂职工家庭的不断增加和扩大，住房问题不能不提到厂领导的议事日程上来。在喊了多年“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之后，厂领导终于宣布厂里要盖几幢职工宿舍。宿舍楼盖好后，又在职工们的殷殷期盼中宣布分房方案：在厂的双职工优先考虑。这样，王丽珍刘军义夫妇成了最先拿到钥匙的那批幸运者。

住房条件改善了，但他们的家庭不和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善。王丽珍刘军义还是在不停地打架。不过，分房给了王丽珍自信的新理由，她对刘军义说，没有她王丽珍，他刘军义一个人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这套房子。所以，这房子她也有份，她不许老太太住，让刘军义把老太太送回老家去。刘军义又没有个兄弟姐妹，你让他往哪儿送？当然等于白说。但是，王丽珍认定了老太太是让他们家庭不和的罪魁祸首，说话的口气也一次比一次强硬。后来她干脆说，刘军义你听好了，咱们这个家里，有她没我，有我没她。你不把她送走，我就去死。

这天，邻居们听到刘家又一如既往地打架。过了一阵没声响，大家以为打完了。忽然，他们俩的女儿小秋跑来敲街坊范师傅的门。“大爷，大妈”，门开后，小秋哭着说，“你们快去看看吧，我妈上吊了！”

这下轰动了街坊四邻，大家挤进刘家的门，刘军义已经把王丽珍给解下来了，女人们连忙给她揉胸口，灌姜汤，范师傅麻利儿地从厂子里借了一辆三轮板车把王丽珍给拉到医院里去了。

王丽珍倒是给救过来了，刘军义可是给吓坏了。第二天一早王丽珍上吊的事儿就传遍了全厂。刘军义哭丧着脸找技术科和六车间的领导，他们又去找了厂领导，大家商议了一下，刘家的情况严重，弄出人命来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决定把住到新房的职工换下来的一间旧房子破例分给刘军义，让他的母亲单住。

王丽珍从医院回来后的第二天就来上班了。车间里见到她的人，看着她脖子上那道被绳子勒出来的紫红色的痕迹，都把舌头伸出来半天收不回去。“王师傅，这回动真格的了？”“那可不，”死而复生的王丽珍说话的底气还是很足的，“不把老太太送走，我就死给他看！”

刘老太太搬到小房子里去后，王丽珍就跟她形同路人了，她从来也不去看看老太太。刘家为了省钱，老太太那边不开火，每天一日三餐都是刘军义送过去。自打老太太搬家后，刘家倒真是轰轰烈烈的架打少了，冷战多了起来。有时有好长时间听不到刘家打架，有人无聊了，就会来逗王丽珍：“王师傅，我昨儿看到你们老刘给老太太送鸡汤呢。”

“爱送不送，我管不着。”

“其实老刘也不用每天都去送，挺辛苦的，有时候让孩子们跑跑腿儿就成了。”

“呸，”王丽珍啐了一口，“孩子们要考学呢，哪儿有工夫往那边跑。”

旁边有人听不下去了，“王师傅，瞧瞧您这给您孩子们做出的榜样，您就不怕将来您儿媳妇女婿也对您这样？”

“呵呵，”王丽珍冷笑一声，“我闺女，我早就跟她说了，将来她要嫁人，可要擦亮眼睛，不能找个像她糊涂爹那样的。我跟我儿子说，我将来不跟他们住。就是住了，我也不能看着儿子打媳妇不吭不哈的，我自己就受够了这个苦。”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共产党自从建国以来就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孝悌三从四德斥为封建糟粕，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如火如荼地加以批判。但是，在共产党认为是中坚力量被誉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基层，这种传统仍然是根深蒂固。男工人们，当然夫唱妇随是不能指望了，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的媳妇是不是孝敬公婆，对夫家人好。如果是这样，男人们就会人前夸口说我这媳妇特贤惠。用这个标准，王丽珍跟贤惠可是差着十万八千里。工人们虽然对她佩服，但对她对自己婆婆的行为态度，实在是不能苟同。他们对刘军义也很有意见，一个男人，竟然连自己的媳妇都镇不住。可是转念一想，王丽珍这个人，也实在不是什么人都能镇住的。到了后来，反正入党已经无望，王丽珍对任何劝她加强家庭团结的人都会从头把刘军义怎么打她，老太太怎么看着她挨打也不吭声的事讲一遍。即使是对着党支部书记，最后都忘不了加一句，“那老太太阴坏，早就该死了。”

现在老太太终于有死的希望了，王丽珍有说不出的高兴。晚上打发孩子们吃了饭，小秋说，“我去医院里瞧瞧奶奶。”

“不许去！”王丽珍把碗重重地放在桌上，“你今年高三了，还不赶紧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甭在那老太太身上浪费时间。”

“妈！”小秋皱着眉头地说，“您老说这话，咱家够丢人现眼的了。”

“丢人现眼？那也得怪你爸。谁让他打我。。。”

“得了，得了，您别说了。”小秋很不高兴地走到另一间屋里去。

王丽珍把东西收拾到厨房，一边洗碗，一边哼着歌，脸上忍不住地露出笑容。笑着笑着，忽然心里一酸，眼泪就流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