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式的威权资本主义

邓小平式的威权资本主义

2007年，杜润生、茅于轼、周瑞金等多位中国经济学家警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正在滑向实质上的权贵资本主义倾向。

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典型由国家力量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国有、国有控股、国营为主导的资本形式。主要表现为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垄断组织在主要产业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生活中具有支配地位，而国家资本主义的垄断组织主体即国家。但是这种垄断资本主义具有较强的民族性，不能组成有效的国际垄断组织，甚至和别国的垄断组织（包括国际垄断组织）都具有相当强烈的竞争，在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进行资本输出的同时，必然导致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和其他垄断组织控制的国家冲突。

奥地利《新闻报》以"非自由的资本主义是专制政权的模式"为题，刊发了由荷兰汉学家、记者马毅仁(Ian Buruma)撰写的客席评论。文章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自由民主制度往往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双胞胎，但是今天的现实表明，这种认知是错误的。

"中国似乎就是一个特例。撇开古巴、朝鲜这样的小国不谈，似乎只有中国维持了共产党统治。但是，那真的是共产主义的胜利吗？实际上，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市民进行了屠杀之后，它就不再是共产主义了，而是邓小平式的威权资本主义。"

后冷战时代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威权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模式的崛起，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以中国为代表的模式融合了威权政治、裙带关系和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

在1988到1990年间，随着冷战终结，从中国到缅甸到东欧，全球各地爆发了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抗议活动在东欧帮助扩大了政治自由，并在其他地区启迪了民众运动，从而在印度尼西亚、韩国、台湾和智利等不同国家推翻了专制统治。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甚至也一度成为民主化改革的积极分子。

不少集权和专制政体的倒台的确改变了全球平衡，令其更倾向于民主力量。但是，并非所有的民主化运动都获得了成功。并且，此后的“颜色革命”令残存的威权政权变得更加谨慎，促使它们出台反制措施来对抗外国支持的民主化运动。

柏林墙倒塌逾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民主制度在全球的扩张显然遭遇停滞。民主固然在西方已经成为常态，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只有少数国家堪称真正的民主国家。利用市场力量来解放高度集中化的政治体制，却事实上助长了威权资本主义的崛起。

政治同质性和经济发展似乎并不协调，正如同时追求市场资本主义和政治独裁主义一样。但在一些威权主义牢不可破的国家，专制政治和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的融合却运转良好。

不过，在共产主义者控制权力或主导政治舞台的国家，单靠资本主义是不足以促成民主转型的。最好的例证就是全球最大、也是最古老的专制国家中国，通过糅合市场资本主义和政治独裁主义，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快速崛起。中国共产党——拥有8800万党员，超过德国总人口——控制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

事实上，资本主义还增强了共产主义国家的能力，令其更有效地利用技术和其他资源来实施对内压制和信息控制。一个经典例子就是中国声名欠佳的“防火长城”，政府通过监视和屏蔽互联网内容，从而为其公民创造一个经过政治净化的信息空间。

人的尊严至关重要。一个穷人可以很开心，而一个富人也可能很悲惨，这要视他们的生存环境而定。如果拥有尊严，穷人也可以抬得起头。问题在于：一个剥夺公民尊严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否长久维持下去？

威权资本主义通常伪装成贤能体制，即为所有人提供高效治理和经济机会。但在现实中，其只维护腐败寡头，不对任何人负责，并将狭隘的民族主义奉为他们垄断权力的合法性信条。

马毅仁的评论指出，中国所有媒体的报导方向都受到共产党的监视，稍有偏离，轻则删文，重则刑拘。 而现在，无国界记者最新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正在透过规模庞大但又极其缜密的计划，将“中国式新闻学”输出到国外，意图建立“传媒新秩序”。

文章接着指出，在六四镇压之后，这场政治运动成为了禁忌话题，同时经济却开始迅猛发展，而城市知识分子阶层--当年示威学生是该阶层的代表人物--正是经济腾飞的最主要受益者。

"即便是如今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也对30年前的这场政治运动知之甚少。即便是了解那起事件的人，也往往会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回应提及六四的外国人，认为这是反华思维。也许，这种抵触情绪是轻微的负罪感的一种体现：许多中国人都是这场不堪的交易的受益者。"

作者随后以俄罗斯、匈牙利、甚至美国为例，指出这种非自由式的经济模式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拥趸，资本主义在这种环境下依然能够实现繁荣。"这种现象，我们当然没能预见到。在美国等大多数西方国家，当年我们太相信于一种假设：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如今，我们意识到，这种假设是错误的。即便在一个一党专政、基本政治自由权利被压制的国家，一个人也能成为一名富有的企业家，或者成为一名普通的中产阶级富足消费者。我们本应该预见到这一切，毕竟，新加坡就是一个威权资本主义的范例。但是我们却忽视了新加坡，也许是因为它太小，或是因为新加坡当权者不厌其烦地强调，'亚洲人'对民主没有兴趣。不过，1989年的中国抗议运动也证明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对民主改革以及言论与集会自由权利的保障有着很大的兴趣。而中国在镇压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则揭露了另一个事实：中国并非1989年的特例。从那时起，非自由的资本主义就逐渐成为了对全球专制者具有吸引力的一种模式。即便在那些30年前推翻了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也同样如此。中国，不过是第一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