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新冷战早已经开始

美中新冷战早已经开始

美国近现代犯了两次重大战略错误：第一次是被毛泽东的假民主真独裁给骗了，间接的帮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还与美国在朝鲜、越南开战；第二次是被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给骗了，以为让中国人富裕起来就会更加民主与开放，得到的结果却是给美国和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且处处与美国为敌。

凯文·珀雷诺(Kevin Peraino) 的著作《动如脱兔：毛泽东、杜鲁门和1949年现代中国的诞生》(A FORCE SO SWIFT：Mao, Truma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49) 讲述了1949转折之年的故事。是年，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上台，发生剧烈变化的不只是中国国内的局势，还有中美关系。美国曾在数十年间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保持密切的联系，其中包括组建战时联盟，此后一头扎进与中国的冷战，随后是热战（在朝鲜半岛），接下来的几十年，两国外交几乎完全中断。

透过一群声名显赫的人物的视角，《动如脱兔》详细纪录了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其中包括时任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美国众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Gen. Douglas MacArthur)、“大元帅”蒋介石、蒋夫人、毛泽东、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领衔主演则是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他那浮夸的八字胡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James Reston)称为“政策规划的重大成就”。

1949年，艾奇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做出军事回应的压力，但他坚定地予以拒绝。在欧洲，马歇尔计划和北约(NATO)让美国显出坚决反对苏联、站在民主阵营中的姿态。但在亚洲，艾奇逊表示，“现在显然是共产党占据了优势”。他拒绝按照在中国传过教的明尼苏达州共和党议员周以德的要求行事。周以德坚称，鉴于亚洲将发生“影响未来一千年的大事”，美国应该对抗毛泽东，就像此前在欧洲对抗斯大林一样。“我永远也无法理解，我们为何无法拿出一项能同时在两大洋行得通的政策，”他抱怨道，尤其是在那些“信奉真正自由”的中国人面对“灾难”之际。

随着中国落入共产党手中，艾奇逊担心杜鲁门的威尔逊理想主义或许会推动其更积极地反对共产主义的“虚假哲学”。事实上，即使凯南宣称美国“尚未真正做好带领世界走向救赎的准备”，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一党制也有着与美国完全相悖的价值观，因此华盛顿的一些机构已着手开展针对毛泽东的秘密行动了。美国很快就采取了一种对冲策略，声称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杜鲁门往中国方向第一次掷出回旋镖。

蒋夫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和个人自由的信奉者。当艾奇逊发布被他称作“大炮仗”的中美关系白皮书时，她非常震惊。白皮书称，“国民党军队本来不一定战败，他们是自行瓦解的”；“这一无可避免的悲哀事实，是不受美国政府掌控的中国内战的险恶结果。”《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白皮书的文章，标题这样的：“美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蒋介石政权。”

蒋夫人认为，艾奇逊的态度意味着美国不仅背叛了一个忠实的盟友，还背叛了其自身关于自由和民主的崇高价值观。她愤怒地离开位于里弗代尔区的寓所，返回台湾，并声讨在她看来出卖了“自由中国”的那些“道德弱者”。

1949年是很多断层带开始出现的一年。美国内部的一个断层，存在于支持消极遏制中共的人和寻求积极回击的人之间。这种分歧，为今天依然存在的结交派和对抗派之间的矛盾奠定了基础。而珀雷诺这本书的结尾读起来颇似一句墓志铭：“1949年的争吵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延续至今。”

此后美国总统们继续掷出回旋镖。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已经对北京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而他本人已经受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杭州以及上海，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签署了《上海公报》。在公报中，两国承诺会为外交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努力。1978年，卡特总统在未征询国会或要求国会同意的情况下，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由在台北市的美国大使安克志通知总统蒋经国。由于此举并不符合传统外交惯例，前外交部长钱复曾批评说这是无礼之举。而同一时间美国国会也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订立《台湾关系法》，规定假使台湾安全遭受威胁，美国有义务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卡特也在稍后签署该法案。1979年1月1日，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时结束美国与中华民国的官方关系，美国与中华民国之外交工作转由新设立的美国在台协会负责。

1979年1月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美，开启了两国之间一连串重要、高级别的交流。美国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

2001年12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15年的谈判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欧盟和美国一样希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方面出于政治考虑，希望将中国的崛起纳入世界经济体制，以便多少掌控来自中国的变数。另一方面是经济因素，西方当然不能拒绝增长速度长居世界之首市场的诱惑，能够在那里分得杯羹是众心所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发展轨迹，打破了西方政治学界“富裕程度的提高会带来民主发展的进步”这一定律。

自由民主制与威权专制的较量

瑞士《新苏黎世报》以“疫情危机是否奠定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崛起？不，中国得益只是暂时的”为题，刊发评论指出，在这场自由民主制与威权专制的又一场较量中，中国只是在宣传方面暂时占了上风而已，短期的突发事件难以从根本上撼动长期的权力政治格局。即便是中国，通过展现自己援助者形象而获得的地位上升也只是暂时的。诚然，意大利、西班牙现在正对欧盟各国的不团结感到万分失望。但是，这几乎不可能导致意、西两国与威权中国之间的政治分歧就此消融、罗马与马德里从此走上疏欧亲中路线。

现代中国一直是威权体制。但是，过去40年的成就，还是因归功于邓小平的谨慎开放、集体领导制、权力制衡机制。这恰恰和习近平现在所做的相反。让中国强大的，是邓小平的功劳，而非习近平一项又一项的决定。

德国经济学家柯武刚(Wolfgang Kasper)、史漫飞(Manfred E. Streit)认为：“尽管目前的全球化正在与国际性制度竞争紧密相连，但国际制度竞争的概念并不新颖。”也就是说，制度竞争一直存在，只是有些国家看不到、认识不到，或者不愿意认识、不敢承认而已。柯武刚和史漫飞说，“制度竞争概念突出了内在规则和外在规则体系对于一个国家的成本水平从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由于全球化——密集的贸易和更大的要素流动性——对高成本的制度系统会存在更加直接的反馈，由此会出现调整那些制度的必要性，不仅会出现被动的制度调整，而且还可能出现预先主动进行的调整。”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建设，就是这种“主动进行的调整”。基于对制度竞争的认识，柯武刚和史漫飞提出制度资本的概念：“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要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我们可视共同体的制度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我们可称其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

2019年9月在韩国首尔的辩论会上，中国著名经济学者林毅夫教授与美国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讨论结束时打赌。林毅夫认为20年后，中国将超过美国，而弗格森则不同意中国经济会超过美国。

不过弗格森在讨论中承认，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迅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按照购买力评估，中国经济已经超过了美国。但弗格森指出，中国取得经济和科技成就的手段缺乏正当性，例如国家支持企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以及技术盗窃问题。

弗格森在《纽约时报》撰文，描述中国和美国经济共生关系的新词“中美共同体”(Chimerica)已经不反映现实，新冷战已经开始。

目前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具有旧冷战时期美国的主要对手苏联不具备的特点，其中主要是经济挑战。苏联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显示出强大的经济活力和科技竞争力。

美国前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Mike Rogers）在广播节目中说，在冷战中苏联的挑战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和军事方面，但是今天的中国对美国的挑战除了表现在上述方面以外，更主要的是经济能力方面的挑战。他说，历史上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在经济能力上如此接近的竞争者。

但尼尔·弗格森在《纽约时报》中撰文说，中国的挑战比冷战中苏联的挑战更大，因此与中国的新冷战会更冷，时间更长。他还说，在冷战中西方有“北约”遏制苏联的扩张野心，但在新冷战中还没有建立类似组织遏制中国。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说，未来，中美朝向矛盾不断、日益紧张的关系发展，妥协的余地和回旋的空间越来越小。中美两国从全面竞争走向全面对抗，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首要的战略考虑不是“新冷战”，与当年的美苏关系相比，中美如果全面对抗，将比美苏对抗的代价更高昂。当年美苏相互隔绝，没有经济关系，也没有文化交流，更没有科技合作，只是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的隔空竞争关系，只限于军备竞赛，即发展核武器。如今的中美双方一旦走向全面对抗，双方深度融合的经济、文化、社会交往等不得不强行拆分，即所谓的“脱钩”或“离婚”，关系更复杂，影响更深远，更像是反目成仇。

原来美国对中国抱期望，期望中国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由化，中国也总觉得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中国有大量留学生、访问学者去美国，双方有大量的技术交流、经贸合作，在政治上也提出努力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其实也意味着中国对中美关系也抱有期待。但现在这种期待已经基本上都消失，振荡效应和心理上的“内伤”开始出现。

相比之下，美苏关系是本来也就不抱期待，压根儿就没打算好。中美双方则互有所求，期待挺高，如今各自失望。这种痛苦比美苏冷战的痛苦更为严重、持久，更让人难受。

现在的美国，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开始显性化，比如对亚裔人的歧视、恐惧。加上政治因素，对美籍华人和华侨，还有中国留学生的隔膜和歧视也变得现实。中国民众中越来越普遍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豪感也令美国人不服气。

王缉思说，近期来看，中美关系不太可能突然翻车。首先，第一阶段经贸协定暂时缓和了经贸冲突。其次，两国各自的国内生态使双方都会努力避免双边关系突发严重事态。中国正全力以赴争取抗疫胜利，实现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现在复工、复产、复课已经提上日程。美国除了应对疫情，政界正忙于大选和两党相互攻击。再次，新冠肺炎正在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蔓延，疫情发展很难预料，挑动中美关系的势力也很难得逞。所以，中美关系虽然在变差，但也不至于中美断交或全面恶化的突变。当然，未来不能排除这种突变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