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日子里想起了这么一个 “党的干部”

 六四是个敏感的字眼，相信村子里很多人或多或少直接地间接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都有可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想起了这么一个人，一位党的干部，一个曾经是我们单位的人事科长。

八九年，我所在的那个研究所是新建的，业务不是很繁忙，但每年从各个大学分来的大学生倒是不少，年轻人多了，自然思维活跃，虽是新建单位，但和卫生厅直属下的其他十多个兄弟姊妹单位相比，各方面活动绝不比其他单位逊色，每年的文艺汇演（那时候就好这个）总是前二名，演讲比赛，体育活动也是名列前茅，为单位拿到了不少奖状，奖品，光是挂钟就拿了好几个。我们单位的这位人事科长甭提多高兴了，因为这些活动让我们新建的单位在厅里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当然管人事的干部总是高兴的了。那长得不咋样的脸上因为总是堆着笑容，倒是显得有几分可亲可爱，让单位里面相当一部分活跃分子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我们单位组织了一次令人难忘的游行，所有参与的游行者穿上了白大褂，因单位在郊区，二人一排骑着自行车，身上斜挂着红色标语，由单位的白色小面包车带路，浩浩荡荡，洋洋洒洒地沿着公交车路线骑车到了市中心加入了最壮观的各界游行活动，一路上所有坐公交车的乘客给了我们最热烈和支持的掌声。为时5-6个小时，当我们再回到单位，好几位嗓音沙哑得说不出话，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在那二个多星期中，单位的饭堂里，科室走廊的墙上，陆陆续续地出现了诗歌，演讲词，感想等大字报。无非就是表达自己对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的支持。谁知这些连研究所大门都没有出过的诗歌大字报却成了以后的“反革命反党”的证据，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被“无辜”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而这一切，就是由这位曾经是觉得面目和善的人事科长一手造成的。

六四过后，所长觉得那些在单位里出现的大字报不妥，所以当场让这位科长将它们揭下来，当时在场的目击者看到科长把这些撕了，并扔到了纸篓里，可是谁曾想到数月后清查运动开始了，这一张张大字报却“破镜重圆”地一一出现在科长的办公室里，于是开始了文革期间的那一套，追查笔迹是谁写的。那时候电脑还是稀奇之物，要查笔迹当然不是件难的事情，不久，所有的写大字报的作者无一不受处罚，是党员，那就是“留党察看”的处罚，不是党员是团员就“留团察看”，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那就是“行政记大过”处分，一个也不能放过。其中一位因为参加游行，千载难逢的公派出国机会也未能如愿，因为单位不同意，护照不能办理。数年后，当时被处分的人一个个纷纷离开了研究所，出国的出国，辞职的辞职。

今天再回想当时的那些事情觉得很可笑，凭什么去处分那些敢说敢做的年轻人，我觉得最应该被处分的应该是所领导，上班时间去游行不阻止，还默让所里的司机和所里的小面包“带头”去参加游行。那位人事科长本指望通过清查来捞些政治资本，爬上研究所领导的位置，多年后他还是未能如愿，谁敢用这样的人啊？

据说十多年后，很多离开所的同事再回到那里去看当年的同事，那位人事科长曾深深地表示歉意。算了吧，谁又能和那些特殊时代造就的“跳梁小丑”一般见识呢？还是原谅他吧！

象征性的图片说明：当年也是这么骑车去参加游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