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宋彬彬等/王友琴

 网上最近流传《南方周末》上周发表的一组对宋彬彬等人的专访和报道。他们多次提到我的名字。下面是我的回应。
    
    在我写的《文革受难者》（2004年出版，52万字）中，有659名受难者。材料主要来自调查采访。南周报道涉及到这本书中的三个人。
    
    一，卞仲耘，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负责人，在1966年8月5日在学校中被殴打折磨四个小时后死亡。这一章有两万字长。
    
    专访中，宋彬彬用两名外国学者的话来说我对八五事件、宋彬彬和她的父亲的描述是错的。其中一位学者的性别和国别都被宋彬彬弄错。另一位EmilyHonig则回复了我的电邮。Honig不承认曾经对我的文革研究作过宋彬彬所讲的这种否定性评论。而重要的是，即使这两个学者真的说过，也不能证明我的有关叙述是错的。宋彬彬自己也说他们“没有调查”。我在书里描写了卞仲耘被虐杀的过程，描写了宋彬彬在该校文革中的作用，写到了8月18日宋彬彬献红卫兵袖章后，报纸头版关于“要武”对话的报道，和《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发表的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提到宋彬彬的父亲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1日至12日召开）上补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些都是事实。高干子弟和他们的父亲的行为会有互相扩大的效应，这也是常识。我的书里还写了8月18日大会之后，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在师大女附中校园里，西单“玉华台”饭馆的一名19岁的服务员被当作“流氓”抓到学校化学实验室里，绑在柱子上活活打死。女三中，男八中，师大二附中，宽街小学等一系列学校负责人被打死或者被逼“自杀”。同时暴力虐杀从学校扩到到全社会。北京有1，772人被杀害。这些也都是事实。
    
    要说我写得不对，应该指出哪一页、哪一段、哪一行写错了。现在笼统地指责我写的是“故事”而不是“历史”，这不是正常的讨论方式。2012年我曾和刘进见过一次面。我要求她指出我写的卞仲耘之死哪一句不符合事实，她沉吟片刻，说，你书里写卞仲耘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了。不对，没有死。我们排了班值班，一人两个小时，第一个人时间还没有到，就死了。我当时就请刘进写一篇文章，对我的说法进行反驳。但是一年半过去了，她没有写。也就是说，她能指出的这个唯一的“错误”，她也不能肯定。
    
    二，李文波，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家中被女十五中红卫兵打死。他的全部罪名是住的房子是他自己的，以及从前有过小产业。
    
    8月18日大会后红卫兵“破四旧”，一项内容是没收私人房产。大批有自己房产的人在交出房契后仍然遭到抄家和殴打，有的被打死。红卫兵指控抄家时李文波砍伤了红卫兵（后来有人指出这不是事实）。不但李文波被当场打死，李妻刘文秀两周后被判处死刑枪决（文革后得到平反，中法81中刑监字第222号宣判刘文秀无罪）。女十五中负责人梁光琪，一位和卞仲耘身份经历相似的教育工作者，在同日被该校红卫兵打死。我的书中有更多细节。
    
    该报道中，印红标教授说：“杀人高峰出现的缘由，无疑是1966年8月25日的‘榄杆市事件’。”
    
    这是本末倒置，把结果说成了原因。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8月24日，北京单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已经高达44人。而作家老舍等28人在8月23日就在北京文庙遭到大规模的殴打和侮辱，导致老舍在24日投水身亡。在8月18日大会后，每日被打死的人数上升，在9月1日达到最高，278人。一共有1，772人被打死。把这样大的惨剧发生归于李文波的甚至还证实不了的反抗是错误的。
    
    另外，该报道说，1772这个数字是印红标教授1993年在北京档案馆发现的，后来被很多学者引用。实际上，这个数字发表在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上。不需要他在13年后“发现”一个早已公布的数字。
    
    三，张放，北京二龙路中学英语老师，1966年遭到红卫兵毒打，包括“活埋”-把她丢入坑里，把土填到齐胸，再挖出来。1968年春天开始第二轮大迫害“清理阶级队伍”时，她逃到新乡，被当地“革命造反派”抓住。二龙路中学“革命委员会”派人到新乡押解她回北京。在新乡火车站张放遭到“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殴打。5月19日她写下“绝命书”后“自杀”。时年40岁。
    
    记者冯翔的报道说“不少受难者本身也选择了遗忘”，他举的例子是刘秀莹老师说，二龙路中学女教师张放的女儿烧了案卷，不让弟弟知道。这不是事实。
    
    张放家人一直保留着她的绝命书等资料。他们也都知道那个打了张放的“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名字是纪泽华，当时19岁，红卫兵。纪泽华文革后被调到北京第四十一中学，当了校长，2009年被评上北京市“优秀校长”。张放家人写了文章纪念张放但无处发表。他们为张放修建了坟墓和石质墓碑。他们没有想要遗忘。刘秀莹老师也不可能提供关于他们选择遗忘的消息。
    
    最后我想谈到报道中多次提到的刘秀莹老师。她1950年代初在师大女附中毕业，因家贫没有升大学，留校教书。她曾经担任薄熙来妹妹的班主任。尽管她在文革前就已经调出女附中，1966年“红八月”中初三学生薄小莹带着红卫兵抄了刘老师的家，把她家的东西“能砸的都砸了”。（在我的发表物中并没有说到薄小莹的名字。但是现在看到她发表的关于她家人的文革遭遇的文章，认为应该把她的名字写出来。）文革后，刘秀莹老师在北京市教育局负责调查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她特别调查了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被红卫兵打死之事。沙坪从1966年8月19日起连续遭到毒打，8月20日在全校大会上被打死。
    
    刘老师是2001年出版的《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教育出版社）一书的副主编。该书指出：“（1966年8月18日后）短短的几十天里，仅西城区教育系统的干部、教师、职工，就有上百人被迫害致死，伤残者不计其数。”该书一一列出了卞仲耘、姜培良、沙坪、华锦、梁光琪、易光轸、张冰洁、王哲（应为两个“吉”组成，对不起，我的这个电脑里没有这个字）、赵香蘅、郭文玉、邱庆玉、刘竞珍共十二名北京中小学负责人的名字，说他们“在这场红卫兵运动中，受尽折磨，含冤致死。”（第255页）
    
    2013年11月27日，刘秀莹老师病逝。一个月之后，也是在宋彬彬“道歉”的前五天，12月31日发表的网刊《记忆》（该报道提到其主编吴迪）上有文章说，刘秀莹老师生前告诉他们，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出示的一份1967年他调查时写下的笔记，是王晶尧先生伪造的。应该指出，这种说王晶尧先生制作伪证的手段非常刻毒，也很拙劣。王晶尧先生拒绝宋彬彬的“道歉”，他们的这类小伎俩是原因之一。
    
    我在1990年代做调查采访时认识了刘秀莹老师，得到她的帮助和指点。2004年《文革受难者》出版后，我向她报告这个消息。她则告诉我，薄熙来邀请她和别的老师到大连度假了，“招待得非常好”。离开时送了他们每人一箱礼物，“非常好的礼物”。她告诉了我“礼物”的内容，以及对他们不要再提文革事情的要求。当时薄熙来正在权势上升时期。

    2013年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判处薄熙来无期徒刑。那是刑事法庭的判决。刑事犯罪固然要重视，刘秀莹老师揭示的薄熙来对文革历史评判和书写的干预，也值得历史写作者深思。

     我也一直钦佩刘秀莹老师的诚实、正直和坚持道德原则。我也认为不能把无中生有的事情放在死者身上。
    
    我只是个“历史的义工”。我用了大量业余时间来写作文革历史，是为了保留真相追求正义，也是为了让年轻一代从文革历史中受到教育，学会分析外界的煽动和蛊惑，也学会分析自己内心的野蛮和盲从，不要再做文革中红卫兵所做的残忍行为。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ywang7@uchicago.edu。我欢迎读者来信订正增补我已经发表的文章和书。也希望读者们提供资料，一起来参与写作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