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血的巴黎到底是谁的错？这样的故事发人深省!

科琳娜·雷伊站在大楼前，手指正在解锁进门的密码，两个男人突然出现在她身旁，他们蒙着黑色面罩，只露出双眼和嘴巴，身上穿着黑衣黑防弹背心，戴着黑手套的手上拿着AK47自动步枪。

法国巴黎，塞纳河依然静静地流淌，大街上的人仍旧行走在这座世界闻名的美丽优雅之城。一切仿佛还是那样安定从容，然而一场血案即将在这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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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第·古里巴利，一位阿尔及利亚出生的穆斯林移民。他坐在一块大大的白布前面，头的右侧还挂着一面小型的旗帜，黑黑的底色上一个不规则的白色圆圈，旗子上还有阿拉伯文字：万物非主，惟有真主。这是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喧嚣一时的“伊斯兰国”的标志。

“你们袭击哈里发（伊斯兰国首领这样自称），袭击伊斯兰国，我们就袭击你们。”在这段后来被放上社交网站Twitter的视频里，古里巴利这样宣称。

他并不是真正去攻击的人，拿枪站在科琳娜·雷伊身后的是库瓦奇兄弟：34岁的赛义德和32岁的谢里夫。

还在2005年的时候，贾迈勒·贝加勒把谢里夫介绍给古里巴利，那时，他们三个人都正呆在法国的监狱里。古里巴利的罪名是武装入室盗窃，谢里夫则是因为企图前往伊拉克。

出国也是罪过？

谢里夫并非想要出国旅行的普通青年，他是一个叫“巴茨-肖蒙团伙”的穆斯林极端组织的成员，巴茨-肖蒙是巴黎北部地区。

2004年前后，一群穆斯林青年经常在巴茨-肖蒙的公园集体慢跑，里面就有赛义德和谢里夫兄弟俩。这些年轻人都在同一个伊斯兰传教班里学习，名为传教，实际他们在为成为“圣战战士”做准备。从那时候起，“巴茨-肖蒙团伙”输送了一批人前往伊拉克，加入那里的基地组织，和美国为首的西方部队对抗。

谢里夫也想要追随先前那些“战士”的脚步，通过叙利亚转道去伊拉克。可是就在他登上飞机之前，警方逮捕了他。见到古里巴利的时候，他正在等待法律的裁决。

三人中，贾迈勒·贝加勒已经小有名气，他入狱的罪状是，2001年策划炸毁美国驻法国大使馆。

就在他们相会的前一年，11月2日，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街头，导演迪奥·凡·高被枪杀，他的头都差一点被割下来，胸口也被插上一把刀，那并非用来了结他的性命，而是为了将一份五页纸的信件固定在他的尸体上。

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叫阿雅安·希尔西·阿里的女子的，她是一名荷兰议员，原来的名字叫希尔西·马干，故乡是索马里。她和迪奥·凡·高是影片《屈服》的合作者，影片展现了伊斯兰世界冷酷的一面：男人借助《古兰经》教义，堂而皇之地压迫妇女。曾经是虔诚穆斯林的她，在“9·11”之后彻底背弃了原来的信仰，甚至公开宣称，按照现代标准，穆罕默德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娈童癖。

迪奥·凡·高的死不仅是对阿雅安·希尔西·阿里的警告，残忍的凶杀也预示着，那些隐伏在西方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正在学会不依靠任何强大的组织，独立行事，展开他们的杀戮。

贾迈勒·贝加勒是法国最激进的伊斯兰“圣战者”，在他的影响下，古里巴利和谢里夫对古老教义开始无条件地遵从，对他们心目中伊斯兰的敌人——西方社会越来越憎恨。

2006年谢里夫出狱，不久，警方捣毁了“巴茨-肖蒙团伙”，它的成员在2008年分别被判刑。谢里夫也获刑三年，不过有一年半的缓刑。

古里巴利也出狱了，似乎回到了正常生活当中。他原本有过很“西方”的生活。人们后来发现了他当年在海滩上赤裸黝黑的上身和一个热辣的比基尼女郎相拥的照片，那女孩是他的女友阿雅·博姆迪安。

阿雅的出身和古里巴利一样是阿尔及利亚人。对这样的血统，她原本毫不在意，甚至想尽力抹去自己身上阿拉伯人的痕迹，为了“更加法国”，她竟然曾经改姓。

可是跟古里巴利在一起的阿雅终于还是回归了自己祖先的传统，重新成为穆斯林的一员，目前看到的她最后一张的私人照片上，已经全身被黑袍遮盖，脸也蒙得严严实实，只露一双眼睛，手里举起一支弓弩，直逼镜头。

谢里夫原本也并非虔诚穆斯林，他唱Rap，喜欢抽烟、喝酒，爱勾搭女孩子，过着完全不符合教义的生活。可是最终他选择了皈依古老的规条，他的妻子伊萨娜·哈米德跟阿雅一样黑袍裹身。

2010年，谢里夫和古里巴利，还有也恢复自由身的贾迈勒·贝加勒，又走到了一起，筹划一项重要的行动：帮一个叫斯曼恩·艾特·阿里·贝尔卡塞姆的人越狱。

贝尔卡塞姆属于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反叛武装，参与了1995年巴黎地铁爆炸案，那次爆炸造成三十人受伤。2002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一次，谢里夫把他的哥哥赛义德也拉了进来。两个兄弟中，赛义德一直行事低调，安静生活在法国北方的兰斯，已经娶妻生子，这次他却加入了弟弟的冒险。

他们的计划很快败露，等待着法庭的审判。阿雅也被警察问话，她坦然宣称已经“献身”古里巴利，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倾向：“当我看见美国人发动轰炸，导致巴勒斯坦、伊拉克、车臣、阿富汗或任何地方无辜的人遭屠杀，这一切……，到底谁是恐怖分子？”

美国人至少没有导致车臣人的伤亡，听了这番连基本常识都不清楚的慷慨激昂，警察放过了阿雅，无论话语再怎么张狂，在法国和大部分欧洲，这也不过是她的言论自由。

古里巴利和贾迈勒·贝加勒再次获刑，赛义德和谢里夫则被释放，法庭认定他们的犯罪证据不足。


2011年，谢里夫拿着赛义德的护照，顺利来到了一个深深笼罩在伊斯兰极端组织阴影里的国家——也门。

资助谢里夫旅费的是安瓦尔·奥拉基领导的基地组织分支机构。这位在美国出生的穆斯林阿訇，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成功煽动了西方的许多像谢里夫这样的青年投身“圣战”。虽然就在谢里夫到达也门的这一年，奥拉基被美国无人机击毙，但他已经变成极端伊斯兰分子的偶像，激励他们继续和西方世界对抗。

谢里夫学了几个月的轻武器射击作战训练，然后回到了法国国内。

2013年，也门的基地组织在他们出版的英语杂志《激烈》上公开呼吁杀死《沙尔利周刊》的沙博尼耶。谢里夫和赛义德是否看到这个讯息，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在一年多后开始了行动。

“我们分成两路，”古里巴利在那段视频中继续说，“他们兄弟俩去袭击《沙尔利周刊》，我在外面袭击警察。”

于是公元2015年1月7日这天，一身黑衣的赛义德和谢里夫持枪闯进尼古拉-艾培路6号，大喊：“这里是《沙尔利周刊》（即《查理周刊》）吗？”

他们很快发现自己搞错了，转身离开，然后在10号大楼的前面，看到了正要进门的科琳娜·雷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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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瓦奇兄弟抓住了科琳娜·雷伊，告诉她，他们要进去，要上楼。

此时的大楼内部，二层光线充足的编辑室里，主编斯特凡纳·沙博尼耶把身子倚在一张U字形会议桌上，这是他习惯的姿势。沙博尼耶身边是警官弗兰克·布伦索拉罗，政府派他来执行低限度的保护，负责这家政治讽刺刊物的安全。

平头短发，长方形的面庞，平和却不失力度的眼神，嘴唇四周和下颌及鬓角下面密布着络腮胡须，47岁的沙博尼耶外表有型有款。

这样的形象，原本可以做一个沉静又不失魅力的绅士，可是当他出现在媒体上的时候，却经常是一副挥舞拳头的样子，好像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虽然那样的战斗往往是他挑起的。

2011年，燃烧弹袭击了《沙尔利周刊》的办公室，因为在沙博尼耶主持下出版了一期专刊，充满了对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戏谑。这期周刊还宣称：“如果你不笑死，就抽你一百鞭”，又是在拿伊斯兰世界极端的鞭刑寻开心。

对伊斯兰教徒来说，穆罕默德是真主派到人间的使者，在他的召唤下，伊斯兰文明诞生、发展、壮大，一度繁盛无比，其后虽几经沉浮，却至今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堂堂伊斯兰教最伟大的创建者，穆斯林心中除了真主以外最至高无上的真理化身，竟然被一家“低俗”杂志讽刺，虔诚信徒的愤怒可想而知。

燃烧弹余烟终究散去，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沙博尼耶毫不收敛，转到第二年变本加厉地推出一系列漫画，对伊斯兰教的嘲弄更加直接和放肆：先知趴在地上，高高翘起屁股，头上的头巾也给画得像一个屁股。更要命的是，一位摄影师居然就在先知的后面，拿着摄像机拍摄。给先知配的旁白是：“我的屁股？你们爱我的屁股？”

这是2012年9月，即使没有这种挑衅，伊斯兰世界已经淹没在怒火中：美国人山姆搞出了一部丑化穆罕默德的廉价电影，在全世界掀起巨大波澜。笃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冲上街头，反美游行在各国蔓延，在刚刚推翻卡扎菲独裁统治的利比亚，美国大使和三名外交官被杀害。

就在这时，《沙尔利周刊》的那些讽刺漫画出来了。法国政府曾提出劝诫，沙博尼耶全然不听。


“火上浇油真的理智吗？明智吗？”那时的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一边忙着暂时关闭在二十几个国家的使领馆、文化机构和学校，一边发出自己的抱怨。

沙博尼耶的回应是：“我不害怕报复，我没有孩子，没有妻子，没有汽车，没有贷款，这也许听起来有点自大，但我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生。”

在法国，政府再不高兴，也还是要尽到保护公民的责任。沙博尼耶身边多了一个警察，一直保护他到此刻。

法国政府还想阻止本国穆斯林的抗议，沙博尼耶却不领情：“为什么要禁止这些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有权表达我们的观点，他们也有权表达他们的观点。”

固执己见的沙博尼耶，还有他的那些同道，其实是一群坚定的左派人士。一直和《沙尔利周刊》合作的漫画家，已经76岁的卡布，就是这样一个人。

对政府、国家，还有一切高高在上的权威的不信任，早就在卡布的心底萌芽。十五岁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漫画的基本训练，所学的就是讽刺漫画。未成年的他就经常去马恩河边的沙隆市的市议会，旁观那里的各种会议，再将所思所想描绘在纸上，每周他会发表三幅漫画。“那时候我是去找市长和市议员的麻烦，现在则是那些众议员。”接受采访时，他不无得意地说。

对自己身在的西方，卡布和《沙尔利周刊》一样不客气。他们绘制伊斯兰先知的不雅形象，也让基督教的圣母玛利亚张开双腿，欢笑的耶稣从其中爬出。

2011、2012两年的漫画，不是《沙尔利周刊》第一次挑战穆斯林的神经，早在2006年，它就转载了丹麦《日德兰邮报》关于穆罕默德的漫画，遭到穆斯林的起诉。

沙博尼耶面前是一叠摊开的报纸，还有十几个杂志的员工，多数是漫画家，其中有这家杂志的两位创办人：让·卡比和乔治·沃林斯基。

11时20分这一刻，他们坐在一起，为了每星期的这一天都要做的事情，讨论下一期杂志要刊登的内容，全然不知劫难降临。流血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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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琳娜·雷伊也是漫画家，她在那两个武装分子的胁迫下打开了大楼的门。一进到楼内，库瓦奇兄弟就不再管她，她急忙钻进一张桌子底下。那两个拿枪的男人开始搜寻他们的目标。

王方辉听见身后有动静的时候，正在办公室里工作。他是从中国来法国的华人，工作的地方就在这幢大楼。

他回头看过去，门口站着那两个蒙面持枪的人，王方辉的第一反应是，碰上特种部队了？

“蹲下，蹲下！”“特种部队”厉声喝斥。一个人把枪指向了王方辉，另一个已经转身离开房间，这里不是他们要找的地方。

“你们是谁？”王方辉吓得哆里哆嗦，竟然忘了遵从武力的命令，本能地问了一句。

“别害怕，不会伤害你们。”那人这样说着，然后抬手朝旁边就是一枪，子弹打穿了门，又击破了窗上的玻璃。

王方辉惊慌后退一步，举起双手，以为遇到了劫匪。

这时“劫匪”听到同伴的呼叫，立刻冲出门去。王方辉和同事急忙报警，这时他们听见楼内枪声大作……

保安弗雷德里克·布瓦索呆在大堂接待桌的后面，成为喋血者枪下最先的遇害者。大堂里，激烈的枪声回荡，楼里的一些人还以为是什么脚手架倒塌了。

赛义德和谢里夫接着冲上了二楼，去找“罪魁祸首”。兄弟二人胸中充满愤恨的一刻，很可能并不知道，《沙尔利周刊》是怎样走到了今天。


1970年11月9日，法国科隆贝，一位即将八十岁的老人因心脏病猝发去世，他叫夏尔·戴高乐，一位声望仅次于拿破仑的民族英雄。

“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当时的总统蓬皮杜在广播讲话中说道，“1940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

正因为这样尊崇的地位，哪怕戴高乐生前早已立下“静默地把我的遗体送到墓地”的遗嘱，可是12日下葬的那天，法国仍然宣布当天为国丧日。巴黎圣母院内，大主教马尔蒂主持隆重的安灵弥撒。包括美国总统尼克松、英国威尔士亲王在内的多国元首及政要到场哀悼。

然而就在举国吊唁的时候，16日，一本杂志给自己的报道起了这样的标题：《科隆贝悲剧性舞会：死者一名》。刚刚举行戴高乐葬仪的科隆贝被描绘成舞场，“死者一名”当然是指戴高乐不过是舞客而已。

这家杂志的名字叫《切腹》，也就是《沙尔利周刊》的前身。

这些刻薄的作家和艺术家，对一个逝者就是这般不留情面，因为他们根本不喜欢这个被捧上天的英雄。

戴高乐是右派，《切腹》的文化人都属于左翼，甚至是极左派，自然互相看不顺眼。不过引爆他们如此仇视戴高乐的直接导火索，恐怕还是两年多前那场震撼全球的“五月风暴”。

1968年5月，巴黎陷入混乱。凯旋门下，香榭丽舍大道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还有挥舞的红旗。左翼的学生占领大学校园，左派知识分子群起声援，工人也加入抗争的行列，最高潮时全国有一千万人罢工，警察和示威者冲突不断。总统戴高乐获得了军界的支持，态度强硬，最终令“风暴”平息下去。

《切腹》的文人和艺术家是“五月风暴”的坚定支持者，“革命”受挫，他们不得不仍旧生活在戴高乐阴影之下，他们心中必定义愤难平。现在戴高乐死了，他们心里不会有悲伤的感觉，只想再嘲弄这个老头子一次。

连死人都不放过，这样做也并非是《切腹》的人天性刻毒。他们依照的不过是欧洲存在了几千年的古老传统，以玩笑和讽刺的力量挑战权威。

在18世纪的法国，王室就已经是饱受嘲讽的对象，之后就连武功盖世的拿破仑，当他一步步背离共和制度，假借终身执政的名义朝皇帝之位迈进的时候，也被漫画家描绘成一个在前台表演的魔术师，后面的团队正准备着换上皇权的宝座。敌对的英国漫画家更是不遗余力糟蹋拿破仑，后来干脆将他的皇后约瑟芬曾经恣情纵欲的两性关系也在画笔下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1831年，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的脑袋被画得像一只鸭梨，刊登在巴黎的《漫画》杂志上面。创作这幅漫画的动机，仅仅是因为作者夏尔·菲利蓬觉得菲利浦的头就是像鸭梨。法院以“侮辱国王”的名义判他有罪，菲利蓬并不退缩，直接把自己在法庭的辩护词刊登在《漫画》上。

从那以后，《漫画》和菲利蓬创办的另一份杂志《喧哗》曾经在一年内被控告四十五次，杂志收入的一半花在了官司上面，编辑人员经常坐牢。但是这些都挡不住对当权者的抨击。

就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博弈之间，欧洲的言论空间在一步步扩大。

不过在1970年11月这个时候，法国还是忍受不了《切腹》拿戴高乐的逝世开涮，内务部长下令禁止这本杂志出版。

于是《切腹》的员工立刻重新开办了一家杂志，用了美国一个漫画卡通人物查理·布朗的名字作刊名，“查理”在法语中的发音是“沙尔利”，这就是现在的《沙尔利周刊》。

“沙尔利”或“查理”又是“查尔斯”的昵称，“查尔斯”在法语里面的发音正好是戴高乐的名字夏尔。《沙尔利周刊》再次成功戏耍了戴高乐。


其实《沙尔利周刊》的销量并不大，到了1981年，它甚至都经营不下去，被迫停刊。时隔十一年后，《沙尔利周刊》得到重生，但它的销路依然有限，最多也不超过六万份。与之相比，法国最成功的讽刺杂志《拴住的鸭子》的销售超越了一百万。

虽然规模有限，可是论惹是生非的能力，《沙尔利周刊》绝对是一流的。2006年转载丹麦《日德兰邮报》讽刺穆罕默德的漫画那次，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都不得不发表声明：“任何可能伤害他人信仰、尤其是宗教信仰之事都应避免。行使言论自由应该本着负责任的精神。”

面对总统的责备，《沙尔利周刊》立刻用十二名文化人的联名信作出回答：“我们，作家、记者、知识分子，呼吁抵抗宗教极权主义，推动自由平等和世俗价值观。”

“我们的目标是嘲笑。”2012年，就在搞得法国政府急匆匆关闭驻外机构的时候，惹事的《沙尔利周刊》继续这样坚持自己的原则。

遭受赛义德和谢里夫兄弟袭击之前，沙博尼耶曾经创作一幅漫画：一位伊斯兰极端分子装扮的男人站立在“法国尚未遭到袭击”的文字下方，说自己在1月底之前都可以许下新年的愿望。

他没想到竟然真的一语成谶。

4

今天的会议已经快要结束了，编辑室的众人突然听到外面走廊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然后房门就被打开，一个凶徒冲了进来，一看他那全身黑衣的装扮，周刊记者洛朗·莱热一时竟也以为碰上了特种部队。

可是这个人口中却喊出一句：“Allahu Akbar（真主至大）。”

这可不是特种兵的言行。

“沙博在哪儿？沙博在哪儿？”凶徒接下来大喊，“沙博”是沙博尼耶的昵称，很多人都知道。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沙博尼耶，然后朝他开枪。接着向屋子里的其他人开火。

莱热一头扎进墙角一张桌子后面，然后看见同事们在枪声中一个个倒在地面，包括沙博尼耶和老斗士卡布。

枪声持续了大约五分钟，房间里充满了火药味儿。

暴露在枪口下的所有人几乎都非死即伤，那名负责保卫的警察也在其中。但是女自由撰稿人西格莱恩·樊松没有事，她吓得要死的时候，凶徒却对她说：“我不会杀你，因为你是女人，我们不杀妇女，但你必须皈依伊斯兰教，阅读《古兰经》，把自己遮盖起来。”

库瓦奇兄弟随即离开，口中继续大叫：“真主至大，真主至大！”


在巴茨-肖蒙的公园慢跑的赛义德和谢里夫，兄弟俩全都是出生在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后代，从小接受西方现代文明教育，生活在多元、自由的社会环境里，却没有成为宽容、平和的公民，反而变成了偏狭、暴力的杀手。

又何止是他们。古里巴利那位女友阿雅·博姆迪安的父亲，当听说她与袭击《沙尔利周刊》有关的时候简直惊呆了，无法相信自己的女儿会卷入恐怖组织。

这位父亲属于那样的一代移民，他们与世无争地生活在欧洲人的城市，勤勤恳恳地做着底层的工作，为社会提供最基础的生活服务。整整几代外来移民就是这样度过了他们的岁月，时间已经长达半个世纪以上。

七十年前，二战后的欧洲，硝烟刚刚散尽，战争留下的废墟遍地，满目疮痍。好在有马歇尔计划的救助，凋敝的西欧逐渐重现生机，然而难题依然众多，其中之一就是，由于战火对生命的大规模杀戮，英、法、德等国人口减员，劳动力严重不足。

内部缺少人力，最简单的办法是寻求外援。美国在战时就曾经用短期合同的办法引入大量墨西哥人，维持了本国工业的正常运转。此时的西方各国也只能这样做，它们纷纷启动“客工”计划，吸引大批外国劳力。这些人大多来自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国家，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非洲、中东的穆斯林，他们离欧洲距离最短，自然近水楼台。各个工厂、建筑工地、矿山，还有酒店餐馆，到处都可以看到穆斯林员工。伴随他们匆匆忙碌的身影，西欧正急速复兴，经济繁荣的脚步不可阻挡。沐浴在现代化世界的光泽当中，分享着比祖国更多的收入，更富裕的生活，许多穆斯林已经不可能只想当一个临时的过客。同时西欧国家也发现，经济越发达，它们就越需要劳动人口，原本只是应急的“客工”计划不得不一年年延长，也一年年显得不切实际。到了1970年代，穆斯林移民已经有几百万，占了西欧劳动力的6%，不可能再把他们当“客人”。西德率先放弃“客工”计划，其它各国随即纷纷效仿。穆斯林终于在西方社会站稳了脚，有了和那些欧洲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享受着同样的权利和福利待遇。到了这一步，阿雅父亲这样的移民心满意足，不再有其他“非分之想”。

可是阿雅他们不这样看。他们对西方社会的包容与自由没什么感觉，或许是因为已经把这些看成天经地义，能够触动他们敏感神经的，是这个世界向他们给予时的种种不足，也包括不公。

赛义德和谢里夫生长的巴黎北城区，是这座国际都市的贫困地带，众多穆斯林移民聚居在这里。他们觉得自己辛苦付出，但是居住区的公共设施，还有学校的教育，都比不过那些欧洲白人。

一些穆斯林青年可以说流利的法语，却不能拼写基本的法语单词，学校的教育在他身上竟然如此失败，这其中有青年自己的原因，但又不能单纯归咎于此。

这些不“长进”的年轻人，即便想在这个社会寻得一个正常的立足之地，也很难得到满足。找工作的时候，雇主不喜欢招用这些从贫困街区走出来的人，不相信他们能当一个可靠的员工，如此一年年下来，贫困街区的失业率竟高达20%。

缺乏工作，无所事事，加上长时间混迹街头，这种状态下的人，很容易去做违法的勾当，偷东西甚至贩毒。

赛义德、谢里夫，还有古里巴利和阿雅，他们看似放浪无羁，其实内心在寻找更有意义的生活。

一个人在前行中受挫，就有可能转回身拥抱曾经被他丢弃的某些东西，只要那些事物可以让他的心灵得到慰藉和依靠。对那些在西方长大的穆斯林后代来说，伊斯兰教正可以填充他们失落后的巨大虚空。

这股信仰的回潮，其实也有着上一代移民的精神烙印。

不管如何显得与世无争，老一代穆斯林移民对西方现代化的花花世界并非没有自己的看法。在他们平静如水的神情背后，是对种种光怪陆离、“伤风败俗”的时髦玩意的厌恶。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祖师爷赛义德·库特卜，就是在美国生活过之后彻底厌弃了西方文明。

谢里夫、阿雅这样的年轻穆斯林，即便在青春期反叛的时候，身心里面其实已经积淀了父辈们言行之间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决定抛弃西方“丑陋”的时候，能够轻而易举地重新皈依祖先世世代代的传统。

面对这样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穆斯林，欧洲主流社会根本没想好该怎样应对，事实上他们也从来不知道如何接纳众多的穆斯林移民。

穆斯林原本的信仰、观念和生活方式，与基督徒相去甚远。欧洲不是美国那样由移民建立的国家，大批土生土长的白人并不习惯跟一些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外来者共同生活。

法国既不否认自己是移民接收国，又不肯让穆斯林自行其是，有许多规矩是针对和限制穆斯林习俗的。这也让法国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打击目标，2013年欧盟国家遭受恐怖袭击的次数中，法国占了41.4%。

种种敌意的暗流已涌动多时，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让问题雪上加霜，穆斯林青年就业越发艰难。大环境的变化让积蓄多时的愤懑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

正在此时，横跨叙利亚伊拉克大片领土的“伊斯兰国”成立了。这个试图完全按照他们认为的古老教义行事的“国度”，让所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亢奋不已，这其中就包括古里巴利和阿雅。至于那些关于“伊斯兰国”暴行的报道，许多年轻穆斯林都选择不相信，认为那不过是西方反伊斯兰的抹黑。阿雅公开对法国政府的人说，媒体提供的信息是不可靠的。无辜的人正在被美国人杀戮，他们需要保护。

几千欧洲人前往“伊斯兰国”参战，这里面就有一千人左右的法国人，其中多数自然是穆斯林。不过，因为把目光盯在那些曾经在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斯兰国”战斗过的法国人身上，安全部门对赛义德和谢里夫这样的人没有足够重视，没人想到，正是他们将要震动法国和世界。流血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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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至大，真主至大！”

杀了人的库瓦奇兄弟呼喊着走回《沙尔利周刊》外面的尼古拉-艾培路，街道并不宽阔，两边停车线内几乎停满了各色车辆，让这里显得更加局促。

一辆黑色雪铁龙在等待着两位凶徒，里面坐着正是他们的同伙艾米第·古里巴利。

三个人已经不能这样轻松地离开了，在凶徒身后的大楼里，还活着的周刊作家格雷已经按动了警铃，并和外界通了电话：“报警，这是大屠杀、血洗。大家都死了。”

警察出现了，狭窄的街道上，双方交起火来。起先枪声不大（应该是警方的射击），传到附近的楼房，有人可能以为是什么意外的声响，比如鞭炮，竟然还吹了声口哨。但接下来连续几声爆炸似的轰响（或许是凶徒的强大火力），这个人不由得惊呼起来，知道出了大事。

驳火的街头，面对警方的阻击，凶徒毫不畏惧，举枪高喊着“我们替先知穆罕默德报了仇，我们摧毁了《沙尔利周刊》！”他们朝着警车连射十几枪，这才转身钻进雪铁龙汽车，驾车逃跑。

喋血者遭到另一辆警车的拦截，他们不顾一切地向警车猛射，被击中的警员踉跄着下车。喋血者继续开枪，等到那名警察倒地，他们朝他奔跑过去。

警察倒在街边人行道上，武器已经丢在一边，事实上他也是穆斯林，名叫艾哈迈德。他微微抬起双手，似乎是在表示投降。然而喋血者不予理会，在跑到警察跟前时，仿佛是顺手地朝他的头部开了一枪，脚步没有停下。他们跑回了雪铁龙，逃之夭夭。

雪铁龙一直奔驰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广场，三个喋血者才将它丢弃，结果不小心将其中一人的身份证也丢在车内，成为警方查找凶手的重要线索。

他们又劫持了一辆雷诺汽车，继续逃亡。

一支铅笔被一名女子举起在半空，在她哀戚的面容后面，是雨中祭吊的人群，他们都是为了《沙尔利周刊》而来，悼念死难的生命，还有被伤害的自由。

案发当天，巴黎共和广场，不计其数的人聚集到一起，悲悯死者，抗议恐怖。网络上一张图片迅速流传：黑色的背景上只有两行白色的文字：我们是沙尔利。

“毋庸置疑是恐怖袭击”，枪击后赶往现场的法国总统奥朗德说道。

几乎全世界的高层精英都反对赛义德、谢里夫和古里巴利的行为，民间也自发以行动支持言论自由，血案当天发行的《沙尔利周刊》不到黄昏就已经在巴黎各报亭销售一空，有些平常不读书看报的人也购买了一份。

“我们都身陷苦楚，感到哀伤恐惧，”活下来的周刊专栏作家裴路在惨案的第二天说道，“但我们无论如何还是会出版杂志，因为愚蠢将落败。”

坚定和勇气展现着自己的强大，但这并不能让敌对的攻击偃旗息鼓。恐怖事件刚刚发生，《沙尔利周刊》的官网就被黑客侵入，在页面上斥责周刊长期侮辱穆斯林先知，“在网络世界，我们就是你们的诅咒”。一名二十岁的土耳其IT专业学生告诉记者，事情是他干的，他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在西方世界，最初的震惊和哀伤过后，反躬自问的声音开始浮现。

“言论自由是法国社会的重要价值，但它是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的绝对价值吗？”法国思想史学者于格南在给右翼《费加罗报》写的信中说，“……并不是要以法律限制言论自由，而是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表达方式负责任。”

同样是以挖苦人为业的同行，英国讽刺作家威尔·邵夫也对《沙尔利周刊》不以为然，他觉得好的文字会“让循规蹈矩的人不安，赋予不安的人以慰藉……你不知道他们（《沙尔利周刊》）到底在让谁不安，也不知道他们抚慰谁。”他特意强调：“我不是在为枪击者辩护，他们的行为绝对是不能饶恕的，但我们也应该想想，在一个人们动不动就从‘言论自由’中获得高潮的社会里，很少有人质疑行使这种自由需要承担的责任。”

另一位媒体同业者，《金融时报》欧洲版主编托尼·巴伯也指斥《沙尔利周刊》：“当他们在挑逗穆斯林时，自以为在为自由而战，实际上只不过在表现他们的愚蠢。”

即使在以捍卫自由著称的美国，当欧洲媒体为支持言论自由，纷纷刊登《沙尔利周刊》漫画的时候，美联社、CNN以及诸多主流新闻机构，统统拒绝刊登这样的漫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卡尼也在重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同时，表达了对《沙尔利周刊》立场的不同观点：“我们认为这个漫画是一种冒犯，可能会造成潜在的煽动。”

既要言论自由，又要懂得自我克制，尤其不应该故意冒犯他人。这样的期望看上去没有一丝纰漏，完美无缺。

然而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完美的存在。

6

1月8日，星期四，法国宣布将在这一天为《沙尔利周刊》全民默哀一分钟。

然而杀戮仍没有停止。

就在这天上午的蒙鲁日（一座位置在巴黎南面的城镇）地铁站外面的街上，两个人在争吵，引来了一名女警，当她想要调解冲突时，其中一个人突然拿出枪来朝警察开火，女警重伤倒地，旁边的一名清洁工也被子弹击中。

开枪者身穿防弹衣，转身逃进了地铁站，他正是古里巴利，这时的他已经和赛义德、谢里夫分开。那两个兄弟拿着AK47自动步枪，在巴黎东北方向八十公里外打劫了一个加油站，抢走了一些食物和汽油，警方判断他们打算重返巴黎，很可能要再次发动恐怖袭击。不过他们很快就把那辆也是抢来的雷诺车丢弃在加油站附近的镇子上，他们的“圣战”旗帜以及燃烧弹都统统扔在车子里。

蒙鲁日的女警不治身亡，凶手还逍遥法外。政府出动了八万八千人的警力，其中三千余人专门搜索嫌犯，其他力量全面戒备包括总统府爱丽舍宫在内各个重要地点。

紧张的空气中，默哀的时刻到了。这时的法国理应全体肃穆，可是在移民为主的地区，有的学校根本没参加这个活动，即便在参加的学校里，也有学生故意捣乱。

另一方面，全国发生了多起袭击清真寺事件，东部一家清真寺附近的土耳其烤肉店也发生爆炸，幸好无人伤亡。

种族和教派的仇恨不是从库瓦奇兄弟和古里巴利开始，同样不会因为他们结束。这是两大文明命中注定的冲突，悠远而持久。

警方继续搜索，他们认为赛义德和谢里夫就躲在加油站周边的地方。

天网恢恢，库瓦奇兄弟越来越难以藏身。到了9日早晨，他们不得不再冒一次险，两个人从一个女子手中抢了一辆标致牌汽车，在大雨中继续上路前行。

可是他们很快就遭遇了警方。双方奔驰在2号国家公路上，互相交火射击，雨水淋漓之下展开一场真实版的飞车大战。

在离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约十二公里的小镇马尔坦昂戈埃勒，两兄弟逃进了一个工业区。他们这时依然像袭击《沙尔利周刊》时一样穿着黑衣与防弹衣，以致又被人当成是反恐警察，销售员迪迪埃看见他俩，还主动上前握手，结果得到一句：“走吧，我不杀平民。”

迪迪埃赶紧走了，然后报警。

赛义德和谢里夫在一家印刷厂劫持了一名员工做人质，和赶到的警察对峙。

整个马尔坦昂戈埃勒登时如临大敌，五架直升机飞到印刷厂上空，穿着防弹衣、戴着头盔的“黑豹”突击队也来了。

雨已经停了，仍然阴沉的天空下，印刷厂对面的楼上，闪动着警方狙击手的身影。一辆外貌极像勒克莱尔主战坦克的家伙出现在现场，那其实是AMX—10RC轮式装甲侦察车，不过配有105毫米线膛炮。“两人已经被锁定，事情差不多要到结局了。”巴黎的一位警长说。

赛义德和谢里夫似乎并无畏惧，当警方找两个人谈判，他们宣称准备“像烈士一样死去”。

这天下午1时40分，巴黎文森斯地铁站附近的一家犹太超市，身穿防弹衣的古里巴利走进来，他突然开枪，四个人质应声倒下。

古里巴利指挥剩余人质拆下超市里的摄像头，有几个人避开他的视线，逃进了超市的地下空间。

在那里，他们遇到一个瘦削的黑人小伙儿，来自马里的拉萨纳·巴蒂利，二十四岁，到法国已经九年，还没成为法国公民。他也是穆斯林，做的事情与古里巴利截然相反，他把慌乱的逃难者带进了冷藏室，关掉了电灯和冷藏的电源，以免被地上那个杀手发现。

“你们安静呆在这里，”他告诉这些人，“我要到外面去。”

他乘货运电梯升到地面，逃出了超市。已经赶到周围的警察以为他是恐怖分子，命令他举手趴下，将他拷了起来。

一个半小时之后，警方才确定他并非嫌犯，获释的他向警察说明超市里的情形，还有冷藏室的位置。

警方又封锁了超市附近区域，内政部长卡泽纳夫亲临指挥，警方筹划着攻击行动。

古里巴利以人质要挟，要求警方放过赛义德和谢里夫，但是他显然对此没抱什么希望，他最想做的是最后一次向世界发声。他从人质中选出一个叫米凯·埃尔的人，命令这个人打电话联系电视台。

埃尔偷偷拨了警方的号码。警方告诉他，正在准备进攻，要埃尔告知人质都趴在地上别动。

下午五时左右，马尔坦昂戈埃勒那边率先发动攻势。一切只持续了二十秒，警方在赛义德和谢里夫的藏身处破门而入，兄弟俩统统被击毙，人质获救。

在文森斯超市，警察正准备炸开一扇门进入超市，古里巴利从里面向他们开枪。警方立刻还击，然后爆炸的火光闪耀，警察冲进超市，古里巴利身中四十枪，倒地身亡。

这一天，《沙尔利周刊》的幸存者挤进了左派报纸《解放报》的办公室，原来的办公地点仍然不能使用，他们只好暂借此地工作，面前的圆形玻璃桌子上摆着五台电脑，那是另一家报纸《世界报》捐赠给他们的。

他们仍然要继续一直在做的事情，那就是嘲弄。“除了笑之外，我们别的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做。”高级编辑比亚尔后来对记者说，惨案发生的时候他正在度假。

两天后，公元2015年1月11日的下午，奥朗德、卡梅伦、默克尔等四十几个国家的政要站立在巴黎共和国广场上，连敌对的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也在他们中间。上百万民众聚集在这里，加入一场捍卫自由、反击暴力的大游行。法国乃至欧洲的多个地方也同步举行了游行。

十四点四十三分，游行队伍走出共和国广场，街道上拥满了人流。横幅、标语、“我是沙尔利”的字样遍布人群之中，几乎所有人都身穿黑衣。

主流社会再次显示了他们仍然是领导世界的力量。然而万众一心的画面尽管震撼，对文明的威胁却不会因此烟消云散。支持自由的声音湮没不了Facebook网页上正流传着一句话：“Je ne suis pas Charlie”（我不是沙尔利）。

许多人在这句话下面点赞，大部分都是法国的穆斯林。实际上在大游行的前一天，Twitter上就在流行另一句话：“我是库瓦奇”。


游行第二天晚间九点多，《沙尔利周刊》在《解放报》的临时编辑部忽然爆发出笑声和掌声，有人甚至戏谑地高喊：“真主至大！”

他们是在庆贺新一期杂志的封面诞生，笔名吕兹的漫画家雷纳德·吕齐埃展现了这样一幅图景：穆罕默德哭着举起了“Je suis pas Charlie”（我是沙尔利）的牌子。

不等这一期《沙尔利周刊》正式发行，新封面就已经在网上传开：穆罕默德头上还有一行标题：一切皆被宽恕。

还是那样没有忌讳的挑逗。一个支持伊斯兰国的Twitter账号对法国恫吓：“将开始在你们的大街上宰杀你们。”

当惨案后新的《沙尔利周刊》上市时，巴黎人从早上六点就开始抢购，十分钟内这份杂志全部卖光。可是在另外许多地方，第三世界的穆斯林纷纷上街抗议。

也有令人欣慰的消息，那位拯救了一批人质生命的穆斯林小伙子巴蒂利，因为他的勇敢正直，获得了法国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