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中国人 （3）

抵美伊始，就陷入了当时正风尚的声讨中共的浪潮之中。在北京亲身经历了**的我并不认同另一种对**一边倒的描述，更何况其中还有诸多声讨者的自身利益於其中，刚离开中国的我对这样功利的行为还无法宽容，我所接受的传统的教育和道德观使我无法容忍在外人面前揭家丑的行为和那些以此作为博得同情的人。在与民运人士争辩中，我被斥为保皇派。尽管他们的辩论中也有事实在其中，但中国是在异国的我唯一的精神支柱，心中的尊严已所剩无几的我无法再後退。

好在政治毕竟不是留学生活的主要内容，读书治学才是要紧的事情。我相信许多留学生都有同样的经历，我们如同一块在另一架机器里已经成型的产品，重新在西方教育体制下，经过各种烧砸压锻，最终由新机器（体系）的另一端生产出与原来面目全非的产品。在这样压力处理下，我在国内大学研究生院7年的教育被打得粉碎，我不得不重新认识并学习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重新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坚持真理，从头学习坚持信仰并尊重坚持信仰的人。

没有人是天生聪明或愚昧的，没有人生来就有信仰的，环境改变人，智慧和信仰是环境所给予的。随著科学治学观点的重新确立，随之被打碎的是我的狭隘的中国中心观。美国的教育和生活使我的眼光逐渐放开，心态逐渐放开，对不同的观点、体制逐渐宽容，并且在宽松的心态中逐渐了解别人的优势和长处。除了专业知识外，生活点滴使我们的文化观念也在耳濡目染中得到潜移默化的改变，尽管许多内容也是多年之後才真正理解清晰。我想，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留学生生走过的共同心理历程。我们另一个共同的心理情结就是我们祖国。在美国六年间，我与中国的所有接触都仅源於人民日报海外版而已，那时还没有INTERNET，也没有足够的积蓄像现在的留学生一样经常回国。距离产生美，远离故国思乡更切。我始终坚信，用一句套话来说，我的事业在中国。

有个美国同学问我，你怎样看待美国。我告诉他，我以两种身份看待美国，一个中国人或一个世界公民。在一个世界公民看来，美国是全人类的一个大实验。几百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带著一个同样的信念，在一个平等自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双手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尽管美国这个制度还不是最完美的制度，但毫无疑问是一个领先的制度，是一个成功的实验。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我为其感到骄傲，为亲历其中感到幸运。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羡慕美国的同时，我感到心痛，为什么我的国家不能有同样好的东西，为什么我的家人不能享受同样的有钱的自由和没人管的自由。我告诉我的美国同学，我读完书後就要回中国去，那里有我的所有梦想。真诚的激动万分的美国同学告诉我，当我说这番话时他看到我的眼睛里有火焰在燃烧。

我在美国的所有准备都是为了回家的一刻，读完书我回到北京。当时的时尚语句是：中国不缺优秀科学家，而缺企业家。於是我理所当然的梦想是：做个成功的中国企业家。

转眼间，十年过去。

十年里，我从敲门找工作开始，到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其间起起落落。我从一个无产阶级学生变成了一个中产阶层，我对财富和私有权利的看法产生了变化。

十年里，我的儿女在美国出生，我的生活重心和价值观在为人父之後发生变化。

十年里，中国经济以年平均近9%的速度在发展，我亲眼目睹了我所居住城市的翻天覆地。

十年里，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更一步的激化，我越来越体会到中国社会深层的体制问题。

十年里，我在中美两边的生活、经商使我更深切地感觉到两种不同文化对於人权人道主义的不同理解和由此带来的对民主的不同理解。

回首十年，我不想述说我自己的经商历程，因为在中国商人中，我的经历平淡无奇。无外乎初入商场时，读书人学做商人，别人要喝酒就喝酒，别人要桑拿就桑拿，然後别人要钱就给钱，领导要被捧就吹捧，只为凑和活下去。而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时，你会意识到你的问题不再是商场中的，而是官场中的了。你受到的种种限制不是源於商场，而是源於体制。前些年低位高速的发展越来越进入瓶颈。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当你遵纪守法时，你根本无法生存，因为现行商业法规根本不合理。无论是行业管制还是税收政策，无论市场机制还是金融制度，体制中的种种问题不仅阻碍了你的发展，而且为你体制中的国有企业竞争对手所充分利用。官商们可以利用国有资产与你不公平竞争，尽管这些所谓国有企业名义上是纳税人的，而且从来不向国家缴利分红，他们甚至可以打著保护国有资产的名义动用专政工具打击商业竞争对手。我自己多次被他们牵扯进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反贪局……，没有一次这些机构站在过毫无过错的我的这边。这些以官商为代表的对法制的破坏滥用导致所有人都不把法制放在眼里，结果是合法经商死路一条。这一点每个商人都知道，执法者也心知肚明，大家在含糊中凑和著。但如果你想利用体制，则意味著你要涉入商业之外的政治领域，一个双刃剑式的选择，中国所谓的成功企业家身上一半是商人一半是政客。今天的非法可能就是明天的合法，而今天的改革探索却又可能是明天你政治对手秋後算帐的利器。在这样的世道中，你想做个清白商人，根本没有可能，你只能尽各种手段而求生存，你的任何选择都是「原罪」的，最终的结果也必然是「宿命」的。我曾理所当然地以为我们一些违心违「法」的行为只是小节，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小节，是我们个人「成长」的炼狱过程。直到有一天我问自己：我是当初想成为的人吗？答案是否定的，我在日日远离我当初的梦想。我不想只把这种变化归为面对现实的成熟过程，因为成熟不是堕落。我们是在堕落，无奈地，为了生存而堕落，跟著整个社会在堕落。

在每天的生活中，从小区的开发商、物业公司，到出门上路的交警，到工商局、税务局和各个政府机关，到业务相关的客户，到路上互不谦让的车辆，每个你接触的人都在一种紧张的斗争状态中。每天中的每个人都在尽量的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利用这些势力范围为自己牟利，人们的心态中始终充满著防止被别人占便宜的警觉和寻找别人便宜的机智。当你开车或行走在北京的街头时，你会感觉到这个城市和每一个人的浮燥、不满和愤怒。他们的姿态是随时准备向任何人表明他们的强悍和霸道。当你停车主动让行人先过时，行人回顾你的眼光中很少有赞赏和感激，更多的是不解甚至胜利的姿态。在高尔夫俱乐部里，你要晃著膀子直直向对方走去决不让路才能获得「尊重」，因为这里对球童叫骂声越高是通常表示你越有权势，尽管如今在俱乐部里的最低学历都是在本科以上，尽管叫骂并不代表权势。作为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个体，你每天要表现你的霸道你的恶，但这都是表面上的伪装，因为事实上你每天在挣扎著，被别人拿捏著、挤压著，歧视著，对自己的权利你绝没信心。如果在路上对方过错把你的车撞了你绝没把握一定能胜诉，因为他也许认识交警，也许他认识法官，也许…….，也许为了安定团结局面的政治需要，不能按照法律判决…….。这是每个当今大陆中国人碰到任何事时本能的潜意识，几千年来的中国人压根儿没相信过我们头上有青天。这种拿捏、挤压、歧视是我在国外生活多年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让我每天体会到被人捏在手里的，是在我自己的国家里。然而我从来不认为每天拿捏蹂躏别人的人都是坏人，因为他们同时也每天在被其他人拿捏蹂躏著，这是体制使然，任何一个处在体制中同样位置的人都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於是我要问我的国家怎么了？这个社会怎么了？当每个人的本能的行为方式变为这样时，当这个社会和它的文化已经使人民凡事都往恶处想往低俗做时，当这个社会的基本机制和人民的行为方式已经不再抑恶扬善而是相反时，这个社会必定在走向没落。

一个回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的留学生最後不得不离去时曾感叹：机翼下是我深爱著的祖国，但此刻我却无法再继续留下，因为这片土地已经腐烂了，烂到了每一个角落。

然而这些城里人的麻烦还远远不是中国社会的最大痛苦。当频繁的矿难使中国人在世界上脸面丢尽时，在那些矿业县里闹事的竟是那些因为安全检查而被禁止下矿的民工们。城里人在不解他们为什么不把性命当回事时，却不知道不下矿同样是一家老小要饿死。中国古语中「苛政猛於虎」的情形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变为了「世道险於矿难」

那个泣血上书朱总理的乡干部，对著心中神圣的权威和信仰哭诉著当今农民的凄苦和基层官僚的凶恶，却不知横徵暴敛的始作俑者是谁，是谁给了那些鱼肉百姓的恶吏们权利和借口。

我知道我的人民不是坏人，我知道我的祖国仍旧美丽富饶，但我的国家被绑架了，被一个腐朽的制度给绑架了。这是一个我们都知道的答案。每个讨论中国问题的人都在说，中国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民主制度的缺失是中国走向未来的最大障碍，这一障碍不仅阻碍著中国的发展，而且正在把中国一步步地拖向深渊。

这不是秘密，是包括中国政府和中共领导人都知道的一个事实，但又是一个所有人无能为力的事实。我的一位朋友是美国名校法律系的毕业生，因祖上与中共的「老朋友」关系，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邀参加中国诸多法律的起草。他告诉我第一次到北京见到胡耀邦，胡耀邦对他们说，我们的体制给我们带来的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果，但也使我们陷入了今天的困境。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请你们各位专家来告诉我们，怎么拆。我的朋友听後大为震惊，因为他没有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能说出这样的话，他从中听出了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明智，也听出了其中的无奈。胡耀邦对中国改革的贡献不仅在於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更在於清醒地知道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很不幸，胡耀邦也最终没能完成在政治体制上破旧立新的愿望，并且最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左倾政治体制的受害者。

因为太难了，因为民主的源头是人道主义精神，不理解人道主义精神，就不会真正理解民主。而人道主义这个文明的标志在中国文化中根本没有任何传承。不仅在中国文化中，在整个东方文化中，人和人欲是得不到承认的。生命和社会的最高境界不是生命本身，而是在生命之上的所谓道、禅、义等等，而人和人的欲望是要被克服、被超越的，以达到在「人」之上的那些境界。传统文化中人道主义精神的缺失使中国社会的基本信念始终是非人的，人们对生命麻木、漠视，并直接导致了东方社会民主精神的缺乏。因为不承认个体的人权，就谈不上个体间人权的互相承认和协商，就谈不上民主。我们对生命的漠视、刻薄直接反映在我们缺乏对别人的尊重，并且常常别有用心地利用人之上的所谓理想与境界压制他人的权利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或政治集团将这些非人道的所谓「境界」冠以包括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等等名称，用於自己的统治和政治斗争以维护本身政治利益。无论专家学者们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怎样搜罗片言支语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是充满人道精神的文化，无论统治者怎么在文字上强调百姓的重要，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就没有人道主义的渊源，中国历史至今也还不曾有过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