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之际，林彪哪来的那么多日式武器

　　很久以来，都很奇怪林彪他们那么多的的武器是从哪里来的。苏联人说信守条约把武器库和城市都交给了国民党，八路出关前把很多武器都留下了。那么，出关的共军哪儿来的这么多的武器呢？日本鬼子投降后的武器都哪儿去了呢？难道都被苏联人拉去大炼钢铁了？

　　周保中到了长春第二天，就找到了苏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要枪。“我要扩军，你要支援我武器。”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中将军衔的代总参谋长，“德意志精神堡垒”终结者，关东军的掘墓人。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了“尽你的力量，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剩下的归我。这是咱们的战利品，我们分用。既然是战利品，《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又没 有规定战利品交给国民党，所以我只能交给他们武器库房和长春市。”华西列夫斯基又说：“我立即通知所有苏军，把守的武器库房，让他们只要看到你的条子，就 立即帮你运武器。”

　　周保中立刻通知所有抗联的人，抢运武器。周保中的老婆王一知也在抢运武器之列。穿着苏军制服、开着苏军汽车的王一知就参与运了好几天武器，当地国民党只能干瞪眼。

　　

　　周保中夫人王一知于长春担任接管伪满中央放送局苏军代表。

　　因为抗联的人当时穿苏军制服，带苏军军衔，所以畅通无阻。在长春他们一共运了两个月的武器，然后发给关内来的部队和新编的部队。仅长春一地， 大约步枪六万余，机枪两千余，掷弹筒五百余，迫击炮二十余，山炮野炮五门，弹药一千二百余万。看，共军的确没有从苏联人那里得到武器，是从中国人那里得到 的。苏军也的确把武器库给了国军。

　　除了周保中，李兆麟也起了相当大相当大的作用。因为驻扎绥化苏军不合作，李兆麟就找到他的上级告了一状，很快这支苏军的指挥官就被撤换了。

　　齐齐哈尔的王明贵找当地苏军运了一个团的武器。因为自己人太少，还是找苏军帮着运的。

　　

　　王明贵将军，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王明贵获得了斯大林颁发的苏联红旗勋章。获此殊荣的抗联将士仅有王明贵、周保中、李兆麟、王 孝明四人。2005年俄罗斯颁发的“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在李兆麟率大部队西征小兴安岭之后，他和下面提到的的王均搭 档，一路打入内蒙腹地，与关内的根据地只有咫尺之遥，可惜双方没有消息沟通，他们又打回了嫩江。

　　

　　王均，就是那个骑兵打飞机的那位，收到苏军当地驻军司令的电话（他是副司令），有从哈尔滨过来的运武器的火车，把车皮号码都给他了。他又找到当地苏军铁路部队，苏军干脆给他把车皮摘了下来，让他找人慢慢拉。

　　王均大校，他和王明贵一起，打了两个鬼子机场，灭了两个鬼子少将（这个待考证是哪两个）。“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之后的两句就是说的他们二位。抗战期间他的腿骨曾经被在作战中被打成叁截，送过境后是苏军指挥员像《亮剑》里面救李云龙那样才把他救回来。

　　树干上“抗日”二字几十年后仍然清晰可辨。

　　另外一个武器的来源是民间的武器，当时抗联估计，整个东北散落民间的武器大约要几十万支。通过各种渠道，比如收编等，也得到了一部分武器。因为当时抗联人员属于苏军，他们通过当地苏军司令部，发了不少委任状。

　　还有一个途径是原来失散人员组织的武装，这也征集了一定的武器。

　　当然还有一个途径，就是直接上门要。比如一个“抗联一枝花”的事情。

　　抗联一枝花是一支骑兵队伍的指挥员，以马上双枪、弹无虚发闻名于当地。抗联撤入苏联之时，她被留下做地下工作。鬼子和汉奸都知道她就在当地， 但就是找不着。日本投降后、她赤手空拳就进了当地一家地主汉奸的家门，告诉他们，自己是抗联一枝花，你家有长枪若干、短枪若干，自己到何时为止，送到何 处。地主片刻都没敢耽误。

　　最后补一个周保中将军的生平

　　

　　周保中将军与妻子王一知1943年在伯力的合影，请注意他们此时都身着苏军军装。

　　

　　周保中将军

　　周保中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杰出领导人。毛泽东曾称赞说：“保中同志在东北十四年抗日救国斗争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周保中，原名奚李 元，1902年生，云南大理人，白族。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曾在滇军和国民军中服役。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历任营长、团长、副师长等职，参加北 伐战争，率部英勇作战，屡建战功。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先后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国际列宁学院学 习。“九一八”事变后回国，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组织领导抗日武装斗争。1932年5月起先后任中国国民救国军总参议、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总参谋 长，指挥两次攻克安图县城、三打宁安等战斗。1934年2月领导组建绥宁反日同盟军，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率部在宁安地区开展游击活动。1935年后历任东 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领导创建绥宁抗日游击根据地，指挥大盘道、前刁翎、依兰城等战斗。1937年10月起先后任东北抗日联 军第2路军总指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1938年初，为打破日伪军6万余人对佳木斯地区的“讨伐”，组织指挥第2路军主力从依兰地区向五常地区西征，亲率 留守部队多次挫败日伪军的“讨伐”。1939年春，针对日伪军军事“讨伐”、经济封锁和政治诱降的严峻形势，主持召开中共吉东省委扩大会议，他坚定地 说：“临到革命者牺牲的关头，就应该慷慨就义。我们要决心用自己的鲜血来浇灌被压迫民族解放之花。”随即整顿部队，调整部署，指挥各军分路突出重围。 1940年在抗联部队遭受严重挫折、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继续组织开展小分队游击活动。1942年8月任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坚定不移地率部继续 坚持战斗。1945年8月率部配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和接应八路军、新四军调赴东北的部队，曾获苏联授予的“红旗”勋章。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人民自卫军 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东满军区司令员、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吉林军区司令员，参与领导东北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曾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主任兼民政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64年2月22日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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