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的孩子都是一样的（一）

活了几十岁，我从来没想过，如果自己是个残疾人会怎样。好像从一生下来，我的整个世界里就没有“残疾人”的概念。也许正因为自己是个健全人（身体上的），才很少想这个问题。

从中国到外国，算起来我也教了十几年的书，但从未关注过残疾人，尤其是残疾儿童。是自己缺少爱心吗？记得我在上中学时，高位截瘫的女青年张海迪的故事曾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但那个时候年龄小，还未真正理解这位瘫痪的女青年的心声。这些年也没再听说有第二个张海迪了。

也许这是我灵魂深处的一个空白吧。感谢N大学教育学院给了我这个机会填补了这个空白。

N大学教育学院开设了一门特殊的课程，叫“特殊教育”。起初，我很不喜欢这门课，因为这门课开头尽是些大道理，又有太多的小组讨论。由于语言没有这些当地学生那么溜，一讨论我就心烦意乱。再加上教我们这门课的老师，Julie，说话口齿不清，使我学起来感到更加吃力。直到老师讲到莎莉（Sarah）的例子才引起了我的兴趣。莎莉是一个二年级的小女孩儿，很聪明，学习成绩优异，在班里是前五名的学生，就是天天迟到。进教室时，她常常眼圈发黑。有时迟到了，她还坐到别人的座位上，造成了同学对她的不满。因为她天天迟到而被老师罚在黑板上写五遍自己的名字。她的数学和科学很好，但对于英语和社会科学毫无兴趣。她经常在写作课上大发牢骚：It’s boring ! 她很乐于助人。当别人需要帮助时她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帮忙。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老师要求我们用Maslow, Erikson, Skinner , Vygotsky, Piaget 等七大心理学家的理论来分析莎莉的心理状况以及老师应如何应对这种情况。这又是Group work。读完这个故事，我笑了：这是什么例子呀。在我的教学经历中，这就不叫例子。在学生当中，这种情况简直太普遍了。数理化好的孩子一般都不爱学语文之类的课，说到迟到，哪个年级的学生都有这种事，学习好的孩子也有经常迟到的。这有什么奇怪的？还值得拿出来研究一番！

我们小组是用Maslow（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来分析莎莉的问题。Maslow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人格理论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起者。Maslow对人的动机持整体的看法，他的动机理论被称为“需要层次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类动机的发展和需要的满足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的层次有高低的不同，低层次的需要是生理需要，向上依次是安全、爱与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指创造潜能的充分发挥。追求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动机。它的特征是对某一事物的忘我献身。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具有超越自我的特征，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他相信，生物进化所赋予人的本性基本上是好的。越是成熟的人越富有创造的能力。邪恶和抑郁症是环境造成的。

就这么一个莎莉的例子我们得用Maslow的理论分析来分析去，最后得出的结论：莎莉有更高层次的需求。首先她生活得很安全，母亲很疼爱她。其次，她的性格好，很乐于助人。她很聪明，学习不吃力，逻辑思维很强。但是由于她的母亲平日对她要求不够严格，以至于她常常迟到。莎莉对英语的写作课很反感，她已经不只一次抱怨英文课枯燥了。老师必须想办法采取措施改变教学方法。另外，因莎莉迟到，老师让她每天在黑板上写五遍自己的名字是对莎莉人格的严重侮辱，也对她改正这个毛病没有任何帮助。 莎莉感到受了屈辱，很沮丧但又说不出来，这对她心理的健康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位老师必须停止这种惩罚莎莉的做法，及时跟她的家长取得联系找出她迟到的原因，共同商讨如何克服她的迟到现象。

大家一致认为这位老师的爱心不够，也不懂孩子的心理。每个孩子都爱面子，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比如，莎莉，当她做完数学课堂练习时，有意走到未做完练习的同学面前，问同学是否需要帮助。实际上她也是在间接地告诉同学，她已经提前完成的课堂练习。当老师表扬她成绩好时，她特别高兴，可以几天连续不迟到。她知道迟到不是好事，所以每次迟到她都耷拉着脑袋，觉得很不好意思。这说明她在精神上有更高层次的需求----爱与被理解。最后，我们的探讨结果是，老师和家长必须加强配合教育莎莉。莎莉应该被放到超长班（Gifted class）学习。

然后，我们开始拟定莎莉的特殊教育计划（The  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 ）,简称IEP。这是一个模拟的教学计划。首先，我们需把莎莉的基本情况填在统一制定的表格里。然后，我们除了要按照省统一的教学计划来实施教学外，还要特别拟定一份如何帮助莎莉克服厌学英语和迟到的现象。我们做了大量的周密细致的教育计划，所有这些计划都是围绕这两条——英语和迟到，展开和实施的。做完 了特殊教学计划我算明白，西方人对孩子的心理的健康发展真实太重视了。作为教育工作者，就必须明白一条：学生是学校的中心。老师所做的一切都是如何使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孩子都是一样的，需要理解、尊重和爱护。对孩子的任何惩罚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前面说过，开始我对Julie的印象不太好。尽管她长得非常漂亮，穿着也十分讲究。但她说话乌鲁乌鲁的，我常常听得很模糊。直到她讲到“诵读困难”的病症时，我开始喜欢她了。她告诉我们诵读困难的孩子占残疾儿童的80%，它严重影响着5%-17%的学龄前儿童。在一年级，有28%的孩子被诊断为诵读困难。诵读困难有两种：一种为先天性的，叫“Developmental  Dyslexia”，另一种是后天造成的，称为“Acquired Dyslexia”。 紧接着，她就以自己为例，说：“我六岁时被诊断为‘诵读困难’。从那以后，除了正常的语言课意外，我还接受了语音训练。我有专门的老师给我正音，教我拼写字母。根据发音和拼写来记忆单词。开始我不能完整地、流畅地拼出一个单词，比如：Good 。我总是把它分成两下读，就这样，Goo—d。尽管这样，班主任老师和我的特殊教育老师总是不厌其烦的给我正音，教我正确的拼读方法。到了四年级我的情况开始好转了，我可以不费力地读完一篇小说了。后来，我读了滑铁卢大学的文学系。在大学里我也有专门的正音师给我正音，继续指导我如何流畅地读完一个句子。后来，我读了博士，我的博士研究的课题就是关于特殊教育的。现在，我当上了一名大学教授，站在讲台上给大家上课了。我很感谢在我成长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老师和医生们。”这时，我才恍然大悟，难怪我听不懂她的话。原来如此！

打那以后，凡是上她的课我都认真预习，听她的课也格外认真，一有问题下课就追着问她。她对我的态度一直很好，特别是当她知道，我是用第二语言在学习时就鼓励我多问，勤思考。可以这么说吧，在后来的学习中，Julie给我的力量绝不亚于我的家人。

Julie的故事告诉我，每个孩子都有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只要教育得当，孩子们都可以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