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民主主义——犯罪合法化的工具

之前说过现代发达国家的民主制不能避免核陷阱，民主国家的总统竞选人已经回答了这一点。那么原因是什么？

一、一个脑洞

首先给大家挖个脑洞。请各位打开世界地图，看看世界大国和强国周围有哪些邻国。在中国、俄国以及欧洲大陆的强国周围都有多少不一的小国或弱国。而在美国和英国附近却基本没有。整个北美大陆只被彼此啃不动的两个国家瓜分：“民主”的美国和加拿大。历史上美国几乎与所有邻国主动发生过战争。不要以为美国的版图“古来如此”，事实上是“民主”美国建国时的十三倍多。在战后的所谓“冷战”期间，美国还曾在海外一百五十多个国家拥有几千个军事基地。

与此相似，在整个英伦半岛就只有一个国家。自1215年自由大宪章建立之后，被认为走向现代民主的英国先后征服和吞并了半岛上的威尔士和苏格兰，建立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接着又占据了邻近的爱尔兰岛北部。随后开始了征服世界的全球扩张，侵犯过世界上90%多的国家，占据过超过本土一百多倍的海外殖民地。“民主”扩张的版图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专制帝国。

领土扩张当然不是靠和平实现的，伴随的是战争、死亡和苦难。因此英美这两个世界上扩张最烈的国家自然有许多非凡的经历，从殖民侵略、种族屠杀到贩卖鸦片黑奴，比历史上任何君主国家的所作所为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什么成就了两国的扩张功绩？先进的科学技术？非也。两国在吞并比邻的时期都不是科技大国。除了都信奉鼓励致富的英国新教外，就是它们都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先行者”。

这只是历史的偶然巧合吗？历史的偶然可以解释突发事件，但不能解释世纪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德国引进的魏玛民主产生了力主复仇与扩张的希特勒政权。贫民出身的希特勒能在一个民选总统的任期内，以专制手段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提供了有异于英美的、非贵族起家的现代民主导致扩张的新模式。希特勒当选后的专制手段不过是为了获得英美的“民主”贵族无须通过额外手段就有的专制权力。在“民主”的幌子下，民族主义的多数暴政很容易获得对抗传统道德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历史上的专制君主为了长期统治，需要靠被人民认可的道义来施政，而所谓的“民主”政权则可以仅靠“多数”的“民主合法性”来统治。这“多数”甚至可以不是民众的多数，而只是决策集团的多数。希特勒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事实上是德国人普遍参与的多数暴政，与北美、澳洲和非洲殖民主义者的种族或权力集团的多数暴政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不妨问一问，如果在一个传统的君主国家，作为家长的国君会像选举产生的希特勒政权那样肆意屠杀并没有威胁国家统治的子民吗？如果没有高票当选所赋予的合法性，一介武夫希特勒有可能顺利地发动世界战争和屠杀几百万人民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个对比。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同样是战争的发动者之一。但德国和德国皇帝大规模屠杀本国公民的现象并没有发生。许多君主国家通常是为了维护统治而镇压反抗者的，其规模远不能同“民主”当选的希特勒相比。到十八、九世纪，连世界主要的君主国都不忍心保留大规模的奴隶制度时，只有“民主”国家在“多数”的支持下继续在殖民地或本土实行着奴隶制。它们的历史学家可以“理直气壮”地举出当时有表达权的国民拥护奴隶制的“民主”证据。因此没有人需要对当时的奴隶制和种族隔离政策道歉认错。不仅如此，那时的总统们也都是人类史上伟大或最伟大的统治者。

二、西式民主

这里不是否定西方国家的现代民主制。这种“民主”制度是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私有经济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下是一种必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否定的是作为其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不是西式民主本身。这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包括现今的许多“左派”，没有弄清楚的地方。换句话说，当代“民主”制不过是贵族统治失败后，从散资形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的政治过渡形式。有点像土地贵族形成前，多神教时期的市民民主制。只是在一神教的专治文化时代，市民的民主权力更小并被资本集团所“代表”，于是才有无关政治功能的“闲话自由”。在最后的资本垄断形成之后，像土地贵族的家族专制那样的资本专制就会取代当代“民主”制。

在这种代议制“民主”中，还没有取得绝对垄断地位的各个资本集团只能轮流执政，除此以外别无选择。这与民主或善恶无关，只是不得已的权力分配或分赃。选民只能在它们之间进行被动挑选，被迫把自己固有的、除诉讼权以外的一切政治权力无条件地奉送给素昧平生的“代理人”。因此选票和选举的本质是交权，而不是相反，获得什么权力。就像在两个陌生人中被迫挑一个来性交不是做爱一样，在两个陌生人中被迫挑一个来上缴自己的一切政治权力不是真正的民主，除非有受法律制约的权力代理合同。被代表的民众个人失去了政治权力后，也就同时失去了可以影响政治的言论，只留下闲话和闲话自由。集体的诉求也很难通过资本家控制的媒体来表达。

西式民主的这些似是而非的反民主本质，决定了它在缺乏资本专治的国家任意推行的难度。成功的西式民主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维持和稳定。其中最基本的条件是：必须具备建立在生存依附条件(如雇佣关系)上的严格的私法专制，和旨在维护这种私法专制的、完善的法治体系和国家机器，包括严密控制社会舆论的资本家媒体。也就是说，首先要有西式民主存在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和国家机器。这便是西方国家在别国推行西式民主时，总是与推行私有化同时进行的原因。除此之外，还需要在竞选机制中有效地排除对立阶级和民族的代表。这是通过候选人的提名来进行。美国选举中的代表人制度为排斥对立人选设定了双重保险。最近美国民主党在竞选中不择手段地排斥非完全对立的左派候选人桑德斯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形式上的民主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反抗提供的方便。专制国家不能镇压反抗，因为是专制。而“民主”国家可以合法地镇压反抗，因为是“民主”。为什么？因为“民主”国家的人民可以通过“民主”选举和平地“推翻”政府(实际上是政府执政期满)。事实真是如此吗？前面说过，“民主”国家的“民主”选举并不能改变政权的阶级属性和基本制度，只是换个资本集团的代理人而已。没有西方国家被提名的候选人能够提出改变现行制度的纲领。因此人民无法通过选举来真正地改变政府。一句话，“民主”选举只是把君主国家世袭的君主和家族专制转变成世袭的阶级专制或资本专制罢了。

三、极端民主主义

西式民主虽然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但却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谁也不能想象在最终的资本垄断出现之前，能有一个人或家族可以长期垄断国家的统治。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经费来自国家的税收，其中占主要部分的是各个资本集团的企业税。没有这些集团的合作，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经费来源。所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搞不了专制，非不为也，乃不能也。没有必要为做不成什么事而骄傲。同时自上而下的“民主”资本主义因为本来就牢固控制着所有政治权力，也不需要像贫民出身的希特勒那样通过非常手段来实现极权。只是在不具有资本专制的国家推行西式民主时，常常导致希特勒式的暴政。

然而物极必反，“真理超越一步就可能变成谬误”。任何事物，包括宗教信仰，走到极端就很危险，引出前面脑洞里说的事来。我们真地需要警惕任何极端现象的产生和造成的灾难。今天英美国家的许多人从上到下都在反省造成百万人死伤的伊拉克战争，但没有人为之道歉，因为这是当时通过“民主”程序发动的战争；虽然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推翻了萨达姆的“专制”政权。这里“民主”和专制取代了人类文明的一切是非和善恶标准，成了指导行为的唯一指南。在这种新的准则下，可以罔顾他人的生命和财产，罔顾社会的传统和秩序，罔顾国家的稳定和福祉。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

事实上，“民主”或民主程序只是形式，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尤其当多数觊觎少数利益或劫持少数意志的时候。因此民主不能是唯一的或最高的行动标准，而必须受到其它道德和传统的约束，使之不为罪恶所用。希特勒利用民主上台实现其早已主张的排犹和战争的愿望，最终对本国和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然而当赤裸裸鼓吹个人利益否定传统伦理的资本主义失去道德高地后，便只好把不得不推行的形式民主标榜为普世价值，取代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为利益扩张制造合法性和正义性借口。这实际上是把形式民主推向极端，变成极端民主主义。

极端民主主义有两个最常见的表现。一是在社会学中贬低或无视除西式民主之外的一切文明标准，甚至干脆将其否定；只以某种定义下的“民主”作为是非和善恶的唯一标准，并在相关领域取代其它一切传统标准和科学标准。这就是所谓“普世价值”的真实含义。只要符合某种“民主”的，就是对的好的，就可以合法推行，而不管与其它标准有多大冲突，造成多大灾难。同时，只要把事实和道义与“专制”联系在一起，就都可以罔顾历史任意否定。因此同样的事，“民主”国家做了就是对的，“专制”国家做了就是错的。

二是把近代史上的一切事件都归结为民主或专制的结果，无视经济制度、扩张政策和传统势力等更深层的历史动机和必然因素，从而掩盖追求国家、阶级和集团利益的最终目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把民主产生的希特勒政权所犯下的一切罪行都归结为专制，以便隐瞒单一有价的资本主义经济必须打破围堵，进行军事扩张的危险本性。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都不过是资本扩张对应于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手段。平民出身的希特勒靠“民主”上台后只能采用专制手段才能获取更多的权力。为了攫权，希特勒首先采用的是民主手段，然后才是专制手段。没有民主的希特勒，就没有专制的希特勒。这里是因果关系，而不是简单的两面派问题。战争和排犹早在专制权力形成之前就已是“民主”希特勒的既定目标，也是后来的统治集团的共识。然而所有历史学家都对“民主”希特勒和他诉诸于民主的“雄心壮志”视而不见。

这种极端民主主义实际上是主观唯心史观在“民主”时代的表现。政治上的主观唯心主义本质上就是思想专制，因此西方的民主政治总是带着资本和媒体构造的不可逾越的壁垒，排除对立阶级拥有同等的民主机会。与此同时，把部分人拥有的民主庸俗化，变成万精油和红药水到处抹。以为能治百病，实际上什么也治不了。今天的西方国家“民主”依旧，但都不约而同地走向衰落。可见有比民主更根本的原因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必然命运。这个原因对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就是资本主义单一有价的私有经济在后殖民时代所面临的市场危机。西方国家曾想用贷款经济来自我殖民以便继续富人贪得无厌的资本积累。最后因贷款违约和金融危机而宣告失败。建立在私有经济基础上的形式民主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走向衰落的命运。

四、民主恐怖主义

历史证明任何不受道义约束的主义和观念都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极端民主主义同样如此。在短短两百年的近代史上，西式民主和“民主”国家，包括民主转型中的国家，制造的灾难丝毫不亚于过去的专制国家。这种借极端民主制造灾难的行为可以叫作民主恐怖主义。最常见的民主恐怖主义是以民主为旗号，在没有别的充分理由的情况下，破坏国家的稳定和秩序，给人民带来不幸。今天臭名昭著的伊斯兰国就是民主恐怖主义的直接产物。造成的死亡和难民给许多国家带来灾难。

民主恐怖主义的行为还可以发生在每天的社会交往中。民主本该允许别人畅所欲言、自由表达不同的观点。但一旦被抬高到普世价值后，一些极端主义者便以某种形式的民主为武器，肆意攻击其它有价值的文化和文明；不仅攻击观点，而且攻击个人，随意给人扣上专制和拥护专制的帽子。他们死守着一知半解、不能自圆其说的民主教条，便以为高人一等。即便对其它学科一无所知，也要处处置喙充当判官。由于西方民主理论本身漏洞百出、缺乏事实论证，信徒们不能在辩论中说服对方，反而经常被驳得哑口无言，所以只能“义愤填膺”地进行人身攻击。

这些极端主义者无视大多数“民主”国家科技落后、人民贫困和内乱频繁的事实，仅以极少数发达国家作为民主的代表，嘲笑和攻击“专制”国家，同时却不能证明发达国家的发家史和扩张史与民主到底有什么关系。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今天要地球上所有国家像发达国家那样以“民主”为扩张的工具已没有可能，除非想要毁灭这个星球。苏联解体后实行了西式选举制度的俄罗斯的复兴就是一个眼前的例子。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要把俄罗斯与伊斯兰国并列的原因：它们都是“民主”化的产物，都对西方造成更大的威胁。

五、人类未来最大的威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快速民主化造成了希特勒政权，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后的中东和北非的极端民主化造成了今天的伊斯兰国。而“万恶的共产主义”(实际上只是社会主义)专制却反而带来工业化后罕见的六十年和平。所有这些事实都不足以使人类反省。资本主义不断利用人的动物性，把人类一步步推向丛林世界毁灭的边缘。在核武库已经无比庞大的今天，核大国还在不断更新和扩大核战能力。每个国家都以为能彻底摧毁对手，以致一个偶然(从长期统计来说是必然，因为即时的小概率事件会因期限扩大而变成有效概率)事故就可毁灭地球。

这里我们回答了本文开头的问题。人类社会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内部的极端行为。极端民主主义也是一种极端，而不是正常的民主。正常的民主，受道义制约的民主，的确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最不坏的”制度。专制资本主义则更加可怕，因为是另一个极端——私法与公法的同向专制。然而即便是正常的民主也改变不了资本主义衰落的命运，无法避免给人类带来灾难。因为形式民主改变不了私有经济下资本积累与资本增值之间的矛盾，改变不了资本扩张的需求。这正是正常的民主有可能走向极端的原因和动力。为了继续资本的专制统治，自由资本主义必将转向垄断资本主义，把雇佣经济变成新的奴隶经济——一种极端和变态的耦合市场经济，并最后终结资本集团轮流执政的“民主”形式。

极端民主主义将比极端伊斯兰主义更加可怕，因为拥有大国资源。美国建国时期的“联邦党人”就已经开始耽心极端民主的产生。他们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一致反对古代的雅典平民民主制和街头政治，推崇如今这种受资本制约的制度，称之为“共和制”。而当时的“反联邦党人”才是真正的民主派。正是这个原因，以民主为新武器的美国至今没有出版《反联邦党人文集》。许多人以为美国宪法开创了美国民主。事实上，之前的殖民地比后来的美国更“民主”。许多地区每一、二年进行大选，政府议员不能终生连任。而美国立法人——而不是执法人——的终生制才是专制的保障。用联邦党人的话来说就是保证制度和政治的连续性。总统不过是执法者。除此以外，联邦党人还主张用统治集团来“规范”民意，用非民选法官与民选政府抗衡。法官的豁免权和判决的有效性特权使法院实际上凌驾于民选政府和议会之上。这才是三权分立的要害，也所以有欧洲人的惊讶：美国最高法院可以废除美国议会通过的民权法案。

为了避免人类的终极灾难，我们需要研究和批判任何极端主义，包括极端民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