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成败之争

新自由主义的成败之争
马力

之前说过资本主义的未来由资本的两大悖论决定，出路是耦合市场经济。然而西方世界曾把新自由主义当作救命稻草，固然只能有辱使命令人失望。这个谜底揭得太早使后面的讨论成了多余。好吧，假装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跟着别人凑一回热闹，看看能说些什么。

一、成还是败？

最近关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或失败颇多争论。《观察者网》一篇文杨的文章《G20当看清，世界经济还在新自由主义废墟上挣扎》对此作了不错的总结。对科学的经济学来说，这个问题没有太多值得争论的。无论是新老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不能根本改变特定时期人均市场的大小，也因此不会给今天市场和资本几近溢出资本主义经济带来太大的惊喜。所以有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几十年来不断地相互指责和抱怨，换谁都救不了西方世界，合到一起还是生不出娃儿。

但读完文杨的文章后还是想写些什么。文杨在文章中引用的材料说明新自由主义并没有赢得更多的经济维度，而是相反走向更加集中——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他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归纳：巨型企业的崛起、金融霸权的确立、社会控制的深化和意识形态的稳固。这个看似矛盾的结论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本人之前的论述：现代资本主义的形式民主不过是从土地贵族的专制向资本贵族的专制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过渡型政治形式；它将随着资本垄断的最后完成而终结。未来的资本主义专制将会是怎样的形式？请相信资本家精英的创造力。

对照文杨在前一章所描述的新自由主义在市场经济中的失败，成或败的答案便跃然纸上：在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无可避免地走向失败的同时，资本获得了经济和政治垄断的进一步成功。这是新自由主义的挣扎，但还不是垂死挣扎，而是有限市场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在最后的垄断完成之前，“自由”永远是资本主义的口号和武器。一句话，资本主义正是以自由为武器来打败对手实现垄断的。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对这个简单事实装作不知或不敢承认，歪歪叽叽地为成功或失败争得面红耳赤，因为不能正视这个政治不正确的结论。

那么以“自由”为口号的经济政策怎么会导致对自由限制更多的垄断和专制呢？只会玩弄概念游戏的形而上学自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需要从“自由”这个概念的演变说起。

二、何谓自由？

自由，就其本来的社会意义，是指个体言行的任意度。现代西方国家限制个体自由的强制性工具，以其力度和广度的次序来说，是私法、公法(包括公地规则)、道德和行规(如党团纪律等)。私有制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一生中90%以上的户外生活是在私地上进行的。而私人企业的私法对个体自由的限制超过任何现代专制国家的公共法。大部分甚至是不成文的规矩，可以随机而变或因人而异，因此同中世纪的人制没有怎么两样。然而许多人对西方国家的私法专制毫无认识。在严密的私法专制下，公地上的公法(或公共法)可以相对宽松。但由于道德约束不断减弱，西方国家的法律条款还是比许多所谓的专制国家多得多。虽然只有5%的公地，那些国家被法律限制自由的人口比例并不比其它国家少。

对于之前的公有制国家来说，限制个体自由的规定在主次上是不同的。整个国家的秩序主要靠公法来维持，因此公法比私有制国家多承担90%以上的社会管理责任。即便如此，在政权和制度稳定后，公有制国家的公法对自由的限制并不会高出私有制国家的十几倍。这从比较不同国家关押的人口比例就可知道。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在吹嘘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时，只字不提个体受到的90%的私法专制，只把5%的公地法治与社会主义国家几乎100%的公地管制进行比较，企图以此证明西方的自由世界。不少上当受骗的“良民”来到“自由世界”后立刻成了各种各样的违法分子失去人生自由。面对着牢房里冰冷的铁栅才明白哪里更自由。君不见海外华人互联网上差不多每天都有劝自由散漫惯了的国人要“入乡随俗”免受囹圄之灾的文章。

这里不是否定人类社会的法治和对自由的限制。如果把生物和非生物，高等生物和低等生物看作不同程度的进化结果的话，可以用熵或有序性来描述事物的进化程度。进化的程度越高，系统的熵就越低，即个体的自由度越低；反过来说就是系统的有序性越高。可见生物的进化是对分子自由度的限制；社会的进化是对个体自由度的限制。社会越进化，对个体盲目自由的限制也越多。这听起来与西方社会学所说的相反，但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以它的高效有序为荣。

举个现实的例子，西方学者经常用言论自由来证明自由的程度。事实上无论在哪个国家，一个人的政治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就越是要谨言慎行，也就越没有言论自由。换句话说，一个人言论自由的程度通常是与他的政治地位成反比的。只有贱民才有最大的“言论”自由。这里的“言论”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不同于权势者的言论。当他们在选举中把自己的一切政治权力都上缴给别人之后，便把自己完全排斥在从企业到国家各级层面上的决策权力之外，成为会说话的牲口或工具，也因此失去了可影响各级政治的言论和发言权，只剩下无政治作用的闲话，从而获得最大的闲话自由。

西方对自由的误解恰恰是对自由的背叛。人是有理性的智能生物，所处的环境又是多变的，因此须在利弊的选择中随时调整自由的方向和模式。曾经被认为是自由的，一旦发现背后隐藏的危险和陷阱后便不再是自由的了。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对自由的选择。因此没有外人必须为其他个体定义自由的内容。无论是社会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不能代替个体或企业作出决定。换句话说，真正的自由应该由个体自由决定，而不是由某种意识形态强加于人。西方社会学越俎代庖，强行为他人注解自由恰恰是对自由的冒犯，实际上是以自由的名义控制别人的思想和意识，迫使个体囿于政治正确的轨道，否则会被僵化的主流社会所遗弃。

更让人震惊的是自由的二律背反。由于个体利益与整体不可分割的关系，盲目的个体自由，或固定模式的自由，不是高度进化的个体真正需要的自由。在有充分信息的条件下，需要根据整体的动态来选择个体的自由行动。任何否定整体利益而强调个体自由的观念更可能给个体带来意外和不幸。这在西方的“自由世界”也是如此，否则哪会有那么多人蹲在牢房里？无论你有多不信，数学可以确定地证明，在一个无数个体组成的集合中，所有个体的最大自由程(对撞之前的行程)只会出现在有序运动中！这是说在一个高度进化的组织中，高级的自由，即与组织匹配的自由，往往与西方学者所说的低级自由，无视整体的个体自由，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千万不要把一个高级社会的有序活动误认为是对自由的限制，而把个人主义跌跌撞撞的盲目行为当作自由。

三、自由的异化

现代法治国家用越来越多的法律对个体自由进行越来越多的限制，这在事实上是提高社会有序性的一种努力。当这种努力能够维护长期的自然稳定和文明发展时，便是社会进化的一种表现和手段。那末为什么对个体限制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偏偏不肯承认与自然和生物进化一致的努力和成就，而要大肆渲染自己是最“自由”的世界？因为它们是利用人的动物性对丛林自由的向往，歪曲“自由”的真实含义，把低级自由升级为一种最高价值，并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的道德依据。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曲解“自由”，给“自由”一个特定的内涵。在这种新的解释下，受最多、最苛刻的私法加公法统治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便具有最高价值。

此话怎讲？有利于个体的“自由”，尤其是低级自由，本身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价值观上的中性词(相信不少被洗过脑的人听到后会大吃一惊)，并没有明确的社会价值取向，可以是“有利于”社会的，也可以是“有害于”社会的。这里用引号来提醒大家，所谓“有利(害)于”的判断取决于对利害的理解。社会是无数个体的结合。有利于个体的不一定有利于整个社会。正因如此，“自由”在刚刚成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口号时，是与对整个社会具有明确价值取向的“平等”和“博爱”联系在一起的。而后者可以看成是对低级“自由”的限定和约束：自由不能用以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博爱。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发现“平等”和“博爱”越来越不利于他们的自由。医生希望人们每天生病，瓦匠希望家家都有火灾。只有“自由”——丛林世界的自由——才是他们真正的发家之宝。于是不知从何时起，中性的低级自由被染成了金色，而社会价值的代表“平等”和“博爱”则悄悄地从资产阶级的旗帜上隐退了，今天代之以同样是中性的“民主”和实际上与“自由”是同义反复语的“人权”。在西方国家的字典里，“人权”只是以“自由”，包括闲话自由，来量度的，而与同等资源下更多的人口生存权无关。这时的资本主义“自由”发生了质的异化，不是指个体在文明约束下的自由度，而是特指丛林社会中不受约束的、狼吃羊的自由。

上升为最高价值的低级自由还被赋予特殊的内涵用来颠倒黑白地证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于是就如前面说过的那样，西方国家所说的自由通常只是公地上的自由，掩盖私人企业中私法专制对个体的限制，再把私有制国家的人在极小部分公地上所受的公法对自由的限制与公有制国家几乎100%的公地上所受到的限制加以对比，从而得出私有制国家的人民更加自由的结论。同时用类似牲口的，无政治作用和边界的闲话自由冒充言论自由，与社会主义国家自我代表的公民具有政治作用和责任的言论自由，一种高级自由，进行比较。由于公有制国家的公法同时承担了私有制国家90%以上的私法专制所起到的减熵作用，对个体的限制必然高于私有制国家的公法。

然而资本主义不会忘记私地上的自由。没有私地上个体的政治自由，便只好强调个体的经济自由，即丛林自由。而这才是资本主义自由的本意。无数事实证明当社会放任个体自由相互冲突时，最后只剩下强者征服和奴役弱者的自由。每当新的经济危机形成后，就会听到饥饿的狼群发出新的自由主义的嚎叫冲向羊群。如后殖民时代的美国经济陷入越战中的经济危机后，新自由主义在凯恩斯的废墟上起死回生。美国首先解开了把美元与黄金绑在一起的绳索，接着松开了限制政府借贷的镣铐，然后放松对金融资本的管制。于是一头头获得自由的饿狼疯狂扑向海外的美元财产、国内的社会福利、和在风雨中挣扎的中小企业。在后来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同样的自由主义吼声撕开了金融资本的最后枷锁，架起一道道纵横交错的金融杠杆，把沉浸在美梦中的中产阶级撬到天空，然后又重重地摔在地上。在自由主义的冲锋号里，垄断资本攻城掠地所向披靡，中产阶级则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四、结论

有关新旧自由主义成败的争论永远不会结束，并还将继续下去。只要资本主义的丛林社会存在一天，为实现强者对政治和经济的最后垄断，征服海内外弱者的“自由”便永远是强者的口号和武器。这个表里不一的奇葩现象，是百无一用的脑白精英无法用形而上学的概念游戏来拼注的资本逻辑之一。

“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