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经济的吃人原理

资本经济的吃人原理   马力

文章《薄利多销可以多得吗？》指出在满足经济学中所谓需求原理的市场上，某件物品的销售量不是销量越大就越大，而是在某个销量和价位上达到最大。这是因为特定货物的市场总是有限的。当市场有限时，为了多销而降低价格会在物价降低到一定程度后，销售额开始减小，而不是随销量增大而继续增大。因此薄利多销只有当市场无限大时才会产生更大的利益。由于特定市场是有限的，获利最大的营销策略不是薄利多销，而是找到销售额处于极值时的销量和价格。

需求定理是对需求弹性较大的商品而言的(有时称马歇尔商品，相对于吉芬商品而言)，想想如果是刚需商品的话，市场将会怎样变化？

所谓的刚需商品主要指维持生活和改善生活的必需品，包括：一、维持生存的生命资源，如基本食物、衣着和住房条件以及医疗服务等。二、法律要求的法定商品，如法定保险和满足法定标准的住宿和安全设施等。三、跨越阶层的消费需求，如优秀的教育、体面的衣着、必要的交际和良好的居住环境。这里把改善生活的必需品也包括在内、主要是对底层民众来说的。底层人民向往更加体面的生活是人之常情，因此也是一种生活必须。这与追求奢侈的享乐完全不同。

上面所说的前两种刚需商品可称为第一类刚需，第三种可称为第二类刚需。在发达国家，许多刚需商品由垄断资本所控制。刚需商品虽然必不可少，但消费量与人口对应。多数刚需商品并不需要重复购买或使用。很少有人需要同时购买两份医疗或驾车保险，也不需要上两次付费小学、中学和大学，更不需要付两次殡葬费。对需求弹性较小销量比较固定的刚需商品来说，垄断资本是否还可以依据前面所说的极值原理追逐最大利益？这便是以下所要讨论的问题。

一、新的生育率统计

1、全球变化

“这份报告追踪了1950 - 2017年195 个国家地区的妇女生育率变化趋势，结合死亡率、人口、移民数据等绘制了人口模型图。研究发现，将近半数的国家正面临着和“婴儿潮”（baby boom）相对的“婴儿低谷”（baby bust）问题，即出生的婴儿数量不足以维持现有人口规模 ”

“在1950年，女性在一生中平均生下4.7个孩子，到了2017这个数字降至2.4，即减少了49.4%；低龄母亲正在减少，每1000名女性中，由10-19岁妈妈生产的孩童数量从37降至22；尽管195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总和生育率存在悬殊的地域差异——从1.0(塞浦路斯)和7.1(尼日尔)——总和生育率下降是它们都在经历的。”

“研究还提出一个跟全球人口总数有关的拐点数字2.1。如果生育率低于2.1，人口将最终开始缩水。1950年时，没有一个国家低于2.1，如今却有近半数面临这样的危机。报告作者之一、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机构的克里斯托弗·穆雷教授对BBC 说：‘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分水岭，一半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人口替代率（replacement rate，指为了维持人口规模不变所需要的生育率)之下，如果什么都不管，那些国家的人口注定要下滑，这是一个重要的拐点。即便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也很震撼，没想到会是半数国家。’”

二战后经历了不到二十年的“婴儿期”，世界的人口生育率便迅速下滑。这段时期也是全球资本经济快速扩张的时期。欧美发达国家原属居民的生育率早就低于所谓的人口替代率2.1，所以非移民人口长期不增，靠移民来满足低端就业的需要。本地人口保持增长和增长较快的国家是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为在那里，垄断资本要么不存在，要么还没能控制刚需市场。西方学者想要掩盖这些事实，所以他们在该文中闭口不谈资本主义国家生育率的减小，或者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

2、中国的变化

文章兴致勃勃地专门讨论了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这些大国的单位生命资源(可耕地和基本工业原料)养活了远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人口，并处在所能养活人口的上限，因此总人口和生育率的变化受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的变化较敏感。这就成了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这篇文章同样不能免俗，特意制作了中国和印度自1960至2015年的生育率曲线，也就是以下的图一。

图一、1960-2015年间，中国、印度和世界人口生育率的变化

文章提到：“全球大部分地区30岁以上女性的生育率已经低于1。其中，中国中部和北部的生育率低于0.5；中国剩余地区、欧美大部分地区在0.5-0.99之间；南美生育率最高的玻利维亚和秘鲁，生育率落在1-1.49 区间；生育率超过2的地区基本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拉高了全球平均水平。已经有33个国家在2010 - 2017年间进入了人口负增长，它们多数分布在中欧、东欧和西欧。 ”

这里简单提到了“欧美大部分地区(的生育率)在0.5-0.99之间”以及有33个国家在2010 - 2017年间进入了人口负增长，它们多数分布在欧州。既然重点讨论了中国，就来看看中国的情况。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生育率的减小不等於人口的减小。受生命资源的限制，生育率不可能长期保持在高位上，人口也不可能无休止地增长。工业国家之间相互对比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看工业化后人口的增长停止在什么高度上，也即单位生命资源所能养活的人口。

就生育率而言，中国的生育率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才下降到人口替代率。那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十多亿，而中国的可耕地却不到美国的六分之一。美国的人口增长，算上移民，在短期内不超过四亿。可见不讨论人口和资源，只看生育率是说明不了多少问题的。对比多数工业国家，可以说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口实际上已经达到了生命资源的上限。

九十年代后中国官方认为人口还在继续增长缺乏可信度，因为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已经实行了许多年并没有停止，而2010年的人口普查是用统计和估算代替的。中国是在2016年左右放松计划生育的，但生育率并没有恢复到人口替代率。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说中国现在的人口要低于九十年代的人口，并且还在继续减少。过去把中国的生育率过低归咎于计划生育。现在计划生育已经放开，但生育率没有显著上升，可见还有别的因素限制着人口的增长。

二、限制总人口的主要因素

工业国家限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是生命资源吗？不是或不全是。发达国家并不缺乏粮食和资源，有的还有大量的粮食出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等都是粮食或其它农产品的出口国。是富人不想多要孩子吗？有能力享受优越生活的富人为什么不要更多孩子呢？即便工作紧张，他们可以一人工作或雇保姆来照顾孩子。奇怪的是西方国家什么统计都有，也都想得出来，却偏偏没有生育率与收入和财富的相关统计。这如果不是想掩盖什么，至少是要告诉别人生育率的高低与贫富没有关系。

说没有关系，媒体会时不时地提醒你美国移民穷人最爱生孩子。先不说到底有没有统计事实，贫困移民对后代的要求不同，只需要第一类刚需商品，因此养育的成本不同，有的家庭还得靠子女的福利来生活。因此拿他们为例没有意义。问题最多不过是变得更具体点——在对子女有着合理期望的情况下，究竟是什么限制了主流社会的生育率？这时很多人会想到孩子很少甚至是单亲的中产阶级和儿女绕膝的富有家庭。

既然对经济条件避而不谈，就只有老调重弹了。于是该文说到：穆雷特别强调的一个因素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参与工作率提高，从而从传统性别角色中解放。“受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也更多地参与工作，并且能够得到医疗服务，所以生育率剧降一点都不奇怪，对于年轻女性来说尤其如此。” 原来是女人书读多了又要工作，没时间养育孩子。祸水啊祸水，真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西洋版。为说明这一点，文章不厌其烦地列出“女性受高等教育和参与工作的情况”的统计随年代的变化。

但是该文没有直接给出受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统计相关，而只是分别列出两方面的事实来暗示两者的相关性。这是西方学者常用的捣鬼心术或暗示法。这样的独立事实可以说要多少有多少，如工业化水平、贫富分化程度和地球气温上升等。即便两者存在统计相关，如果不能从原理上找到因果关系，也不一定就真地就因果相关。从该文的图表来看，受教育的女性逐年增加，但奇怪的是参与工作的比重从2004或2005年后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而生育率并没有上升。

事实上，韩国的统计早就打脸了穆雷先生。如2018年9月有一篇报道，题目就是《韩统计厅：学历水平越低，越不结婚与生子》。其中说到：“有分析认为，一般进入低生育社会时高学历女性的生育率会变低，但更为明显的是，随着孩子养育费用的增高，低收入低学历女性生育率相对会更为低下。”因此韩国统计厅表示，“原来的陈旧观念认为高学历、职业女性的增加是低出生率问题的罪魁祸首，现在该观念已不能反映现实”，“不同教育水平的调查显示，学历是收入水平的间接指标，从此次的调查结果来看，影响婚姻和生育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实力”。

由于其它国家没有相反的统计结果，韩国的统计因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中低收入者为了接受高等教育而降低了生育率，但“低收入低学历女性生育率相对会更为低下。” 这就直截了当地把生育率与经济实力联系了起来。一句话道出了资本经济最大的秘密，也是西方世界许多年来极力掩盖的事实。这一结果在经验和逻辑上也都合情合理。对于富裕家庭来说，接受高等教育应不会降低生育率，因为这不过是他们代代相承的传统。他们一般没有早生的习惯，正常生育可以在完成高等教育之后。

贫困不仅影响生育率和家庭规模，还影响死亡率。贫富与寿命的统计就很多了。金钱可以买到时间。据报道美联社内政部几个月前公布了关于台湾人平均寿命的新统计。结论是最富有的台北市，平均寿命83.6岁居全台之冠；台东75.5岁排在最后，两者相差了约8年。贫富差别更大的美国寿命差距也更大。据报导美国富有的乡镇北卡罗莱纳州的Fearrington，居民平均寿命97岁；贫穷的奥克拉荷马州的Stilwell，居民平均寿命与东非国家索马里相同，只有56岁。两者相差了41年。史丹福大学经济学者Raj Chetty说，平均而言，美国最穷的1%的女性比最富的1%的女性早10年离开人世。男性则是少活15年。

资本主义雇佣经济对劳工的剥削和资本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国家的掠夺，发生在资本经济兴起和发展的阶段。当制造业的扩张停止进而走向衰落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雇佣经济因剩余价值减小而逐渐被新的商业经济和金融行业所取代。由于这些新的暴利经济成本很低，职工的物质待遇超过之前的制造业劳工。同时幸存下来的高科技企业同样利润不菲，劳工的有价报酬也不错。即便有大量的失业者并存，因失业者找不到合适的长期工作而被官方打上不想工作的标签后从失业者名单和统计中除名。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些变化被影视媒体粉饰成资本主义新的乐园，也为不知真相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所艳羡。

可疑的是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平较高，但人口不高，并且还在持续下降，不得不靠进口廉价劳力来解决本国人民不愿从事的、最底层的脏活和累活的就业问题。这很像美国独立后的南方种植园主需要买进大量非洲奴隶来从事辛苦的农业劳动那样。西方媒体说这是因为生活水平提高后，人们不愿生养更多的孩子。事实上富人家庭的孩子不比以前少，而许多中下层人民却以容易饲养的宠物来填补家庭的空虚。西方国家无所不为的统计不可思议地极力回避非移民人口的生育率与家庭收入的相关性调查，但其它国家不时流出的统计数据却显示了生育率与家庭收入之间的正相关，即收入越低，生育率也越低。这些事实说明发达国家的人口减少不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可能是相反，与社会的两极归化以及中下层社会相对贫困的加剧以至无力脱离底层社会有关。

在西方经济学中，生活水平是以有价消费的货币来衡量的。所谓的高等、中等和低等收入国家的划分也是依据国民的平均有价收入来确定。这里都没有考虑所有阶层的生活成本。然而有价消费究竟能够买到怎样的生活不仅取决于消费量，还取决于消费品的价格。换句话说金钱能买到怎样的生活，即生活水平，要看不同档次的生活所需付出的代价是多少。奇怪的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从来不提这一点。但西方经济学家其实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时不时地抖出靠政府补助的食品价格，或报道其它国家的高通胀等，以此暗示本国的生活成本不比那些国家高。那么西方国家处心积虑地想隐瞒和误导的究竟是什么？是这些所谓发达国家低人口的原因，即如何用高昂的第二类必须品限制低端人口的秘密。

有人会反驳道：既然说这些低人口国家要靠进口廉价劳力来从事本国人不愿干的工作，为什么却要限制低端人口？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很好的问题。答案是资本主义国家限制低端人口的直接原因不是为了减少穷人人口，而是为了牟取最大的商业利益。人口的低下和减少只是资本家利益最大化的必然结果。又有人说：人口越多不是消费也越多吗？西方国家不是还想利用海外市场来扩大消费吗？怎么会实行不利于消费的营销手段？以上的研究表明在市场有限的情况下，消费量大不等于利润也大，因为营业额不仅取决于消费者的数量，还取决于消费品的价格。按照供需原理，提高消费品的单价会压制消费者的数量，两者的变化对营业额的影响相反。这就可能存在某个特殊人口和物价的结合，使营业额及其利润达到最大值。薄利多销且多得的成见只有在无穷市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