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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主义与国家民主主义 马力
标题中提到的国家民主主义是个新概念。我们之前听说过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但没有听说过国家民主主义。望文生义，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而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国家垄断的社会主义。然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国家垄断的。而希特勒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简称纳粹，实际上是一种专制政治下的资本主义制度。许多人不理解或有意误导，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或拉上亲戚，并进一步将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
那么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国家民主主义又是什么？
一、国家社会主义
希特勒在其自传《我的奋斗》（后面简称为“书”）中专门解释过国家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由于该书一直是禁书，加上文字较差，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原意。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与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最多有点集体主义或团队精神的意思，而不是指一种社会形式或社会制度。简单地说，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国家集体主义或国家团队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民族主义，所以早期也被译成民族社会主义。下面就用希特勒在他自己的书中所说的话来解释。
首先，希特勒说的社会主义不是人们常说的社会主义，如一种主张社会平等按劳分配的社会制度，或是有一定规模的国有企业，并以高福利来缩小阶级差别的社会制度；更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以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合理分配和阶级平等的制度。希特勒说的社会主义甚至不是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理论体系。即在一个由优越的种族和创造性的贵族建立的特权社会里，以愚民教育和蛊惑宣传实现的内部和谐与民族团结，以便枪口一致对外。这样的内涵与通常的社会主义概念完全不同。
希特勒在该书的上篇第十二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中说道：
“如果工人不尊重公共幸福，不维持民族经济，只知靠自己的强力横肆要挟，那么他对民族所犯的罪，实不下于雇主以残贱的剥削手段蹂躏民族的劳动力，从工人的汗血中榨取厚利所做的。”
可见国家社会主义否定工人争取利益的斗争，并将其视为对民族的犯罪。希特勒根本不相信阶级斗争的意义和作用。他写道：
“倘使有人相信当代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用纯粹的机械方法和优良的经济组织使本国异于他国，或通过调整贫富扩大经济控制减小巨额的工资差别，这样的人必将陷入绝境，因为他没有我们所说的世界眼光。。。。如果一个国家仅仅信赖这种浅薄的改革，那么在国际竞争中决难获得胜利。一种运动的使命如果出自这样的妥协方式，因其肤浅而势必不会有伟大的改革。”
希特勒将一战时德国共产党主张的国际反战思想称为”愚妄的国际主义“。他要德国工人摆脱这种国际主义，与资产阶级联合维护种族的利益：
”这个新兴运动同伙的来源，第一便是工人团体。这个运动的任务是使工人脱离愚妄的国际主义从贫困中解脱出来，改善落后的文化增进知识，并能在团结完美充满热情的社会中成为主要的一员。。。。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在民族内部掀起斗争运动，而是使反民族的人改变他们的态度，信奉我们的主张。“
那么如何才能跨跃阶级矛盾和贫富差异实现全民族的团结呢？这要靠愚民宣传：
“这种一贯而明显的态度表现于党的宣传中。这态度是宣传者必须具有的。宣传的内容与方式必须能感动群众，还须观察其效果如何。这才可以测验这种宣传是否正确。 ”
“在群众大会中效力最大的是演说。这演说并不在于能感动知识分子，而在于能投合群众的意思。”
为达到宣传的目的，除了演说和媒体外，还要
”训练忠实党员，建立学校，以便将来为这种理想进行宣传。“
在希特勒看来，国家社会主义宣传是为了造成不分是非善恶的民族主义宗教狂热，从而把国家社会主义视为唯一的权威，例如：
“基督教的伟大，并不在于委曲求全地使教义和古代的哲学相调和，而在于对其教义坚决和狂热的宣传辩护。如此就可使本党的同志产生对民族敌人的仇恨，并使这种仇恨被看作是平常和理所当然的。“
“凡是一种理想所寄托的无论什么组织，它的伟大就在于他的宗教狂热和容忍固执的精神。他们攻击别的组织时坚信人家都是不对的，只有我是对的。”
“一种运动的将来有赖于运动者的狂热（甚至是偏激）。他们把这一运动看作唯一正当的运动，并强烈反对相似的其他组织。”
最后，希特勒反复强调所有这些宣传和狂热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建立民族主义的理论和信仰：
“民族主义世界的理论应该锻炼成一个工具用作武力防御——就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所宣扬的国际主义那样。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便是以此为奋斗目标的。“
“如果工会在政治和民族的问题上具有狂热的民族观念，就可使无效的工人变成民族中最优良的分子，而与纯粹的经济斗争完全没有关系。”
综上所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是将德国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转变成一致对外的民族主义。它与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干，而是用民族主义的大旗调和阶级矛盾，以期联合整个民族。这种策略能够成功得益于一战失败后，战败国德国所感受到的民族屈辱和国际压迫，和由此产生的突破战胜国的围堵重新崛起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使德国人能够暂时将民族理想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实现一定程度的妥协与合作。希特勒的这一策略终于将德国人民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工具和战争机器。
二、国家民主主义
现在来看第二个问题，国家民主主义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国家社会主义是将一个党派——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纲领变成民族主义的全民意志，那么国家民主主义的目的与之类似，但不是通过民族压迫下的阶级合作，而是用选票的权威将国家主导的民族主义合法化，淡化阶级矛盾强化国家竞争的实力。这正是当代西方实行了选举政治的资本主义强国所践行的政治法则。
百年来的经验表明西方民主制度在缓和国内阶级冲突，团结各个阶层共同对抗国家的竞争对手和敌人的过程中是卓有成效的。选票打碎了传统的阶级阵营，将所有阶级的民众混合在一起，按照党派竞选的主张分成两大派别。在欧洲可能有一些小党参选，分流数量不大的部分选票。选票之所以有这种功能，是因为竞选按人头数取胜。竞选人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会提出各种各样的口号和承诺迎合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这样就打乱了以经济地位和分配多寡为标准的阶级界限，将全体国民分成多数派和少数派。最后通过投票在规定的候选人中挑出得票最多的成为当选人。
由于竞选纲领要迎合各阶级的利益诉求，这些纲领和口号通常空洞模糊，不会涉及阶级对立中最敏感和最棘手的问题，如企业利润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还是按资分配等。当选人对各阶级的承诺能否实现并不受法律的约束，也不受选民的监督。事实上大多数承诺通常不会实现，因为当选人的权力有限，受到国会和法律的制约。因此这种没有责任的选举程序最多不过是一种政治游戏。当选人胜选后不仅领导选择他的选民，而且领导没有选择他的选民。失败的选民没有拒绝被领导的权力。这就叫赢者通吃。
赢者通吃的本质是多数暴政。这里的暴政指强加的意思，不一定是残暴的统治。在投票人数不足时，没有选择当选人的民众还可能占据合格选民的多数。这时的多数暴政实际上是少数暴政。有人会问既然是多数暴政，为什么占人口多数的劳工阶级不能组成政党参加竞争，赢得选举后推行劳工阶级的社会主义制度呢？这是因为生产资料和投资资本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劳工领袖即便竞选成功也无法解决劳工的就业与分配问题。立法议员的多数代表资本家的利益，他们不会通过新法来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也不允许劳工阶级暴力革命夺取生产资料。
劳工领袖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就只能与资产阶级合作，在资本控制的秩序下提出有限要求，改善劳工的处境缓和劳资冲突，并承诺放弃武装革命的道路。这便是欧美国家选举政治得以长期继续的原因。将这种理念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相比较，便会发现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国家社会主义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主义，而选举制度将阶级矛盾转化为选票政治号称民主宪政。都是转变阶级矛盾，所不同的是民主宪政不一定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然而为了转移阶级矛盾，西方国家的民主宪政多少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以至帝国心态。统治集团也会有意增强这种国家意识来统一意志团结民众。在特殊时期，这种国家意志还会在国外压力或内部需求的鼓励下膨胀起来，上升为一种民族主义。希特勒在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时，也在利用当时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宪政来推行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从竞选成功到实现独裁，表面上都遵照了魏玛宪法所赋予的民主程序，用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念成功欺骗和笼络了社会各阶层的民心和选票。
由此可见，西方国家的民主宪政也可以变成一种程序化的民族主义体制，像国家社会主义那样把国内的阶级矛盾直接转化为民族主义的情绪。这种披着民主外衣的国家社会主义就叫作国家民主主义。它是一种结构性的民族主义，比单纯的民族主义主张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它指向外部的民族，而不是内部的不同种族，并且不总是贬义的。因此国家民主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权下常常被称为爱国主义。
有人说这是强词夺理硬想把西方民主制度与希特勒的制度扯到一起，就像把共产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一样。其实不然。按照基本的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稳固的政治制度即便有许多表面的差异，存在着本质上的共同点并不奇怪。正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希特勒能够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再按照民主程序和宪法条款将多党宪政顺利转变为独裁体制。而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是与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经济基础相对应的，最多只有形式上似是而非的相似性。
资本主义表面上不同的政治制度之间的相通性提醒我们要随时防范一种正常的制度在国际国内的形势影响下变成一种极端的危险的制度。这其中最需警惕的就是成为某种民族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俘虏。近来美国在新冠病毒的肆虐下出现各种歧视性和极端性的现象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有些人甚至将其喻为法西斯思想或行为。平心而论美国还远没有到这种地步，正常的民主力量还很强大。但我们仍然不能不以史为鉴防患于未然。这篇文章就是企图从理论上说明这种变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