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过文革后的四次政治运动

        祝贺他之幸运，并不亚于祝贺我自己。是谓天性趋利避害，人都自私。尤其我主动地躲过好几次劫难，并非有过人的机巧，而是我自私，怕被解除公职，怕劳改劳教，恐惧死亡。每次到了运动的攻坚阶段，我总是咬紧牙关，坚持不说出真理，没做过犹大，却几次都不认主。

        文革暴风骤雨，长达十年。雨过不一定天晴，它常常雾蒙蒙，雨蒙蒙，淫雨绵绵。这场灾祸致使中国这座奇大无比的建筑千疮万孔。有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个民族的长夜难明；文革过后，并未见阳光灿烂。

       “敬爱的华主席，革命的接班人，敬爱的华主席，革命的掌舵人”。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使中国浪费了四年。自以为昂首阔步的亿万人民，本是唱着赞歌进入华国锋时代。这四年里，中国最大的变化，是天安门广场变小，变得拥挤；庞大的纪念堂占据了广场中央两万多平方米的地盘。这里面躺着的伟人，在死前10年就预料到“我死后，右派会造反”；但他未预料到，他死后还能有成功斐然的政治运动；他没有预料到，中国人对他无比怀念，直到他死后的第35年，天安门广场上一次对路人的民意测验显示：95%的各地民众赞成把毛主席的诞生之日定为“东方圣诞节”。

        文革过去四年后，第一场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在全国城乡开始了：八十年代的“严打”。多少人被不公正地处以死刑、无期徒刑，被押解劳改劳教？这个数字至今中国政府还不便公开。我听到还有种解释：地方向中央虚报战果，因此统计数字有水份。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批转公安部文件，有关统计数字仅下发到省部级党组和省部级公检法党组；两年后因以同密级下发为冤屈者平反或减刑的文件，旧件收回，详情至今无人知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严打令青年一代人人害怕。各省公安厅严打条例规定：“同时或交替与两个（含两个）异性发生男女关系，即可定为流氓罪”。事实上，连计划生育二胎的妇女都抓了好多，虽各地派出所两周内得到上级的纠正令，撤销对这些妇女的行政拘留处分。但这些妇女已被强制堕胎，早已出院回家了。当时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四位党员干部联名致信中政委主任彭真，对“从重从快”四个字的严打政策提出质疑，认为这条政策有悖于法制精神，将导致人治泛滥。中央政法委立即连同此信一起，向全国公检法系统发文，针对四位干部的观点展开批判，斥之为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这四位干部随后都受到了应有的组织处理。

        如果说第一场政治运动针对的是社会低层，哪怕是些垃圾，是渣滓，但未象文革那样去对待知识分子。粉碎四人帮，人民是怎样声讨其罪行的? 人民群众感慨道：不管你们上面怎么斗，怎么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和希望，总不能没有社会精英，总不能缺少青年知识分子。

        但是，随后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地兴起。历史也是够荒诞的：四人帮一伙都还健在。

        张春桥早在1977年不公开的庭审时说到：“你们试图宣称自己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脉相承，你们知道不能和逝去的伟人对抗……但你们绝对不同意毛主席建国以来的革命路线，你们本能地要保护自己官僚机构的特权…… 我还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

        张春桥不愧为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首席理论家，他希望看到的都亲眼看到，次数竟然还超过他预见的“另一次”，让这位恶棍死于恶死之日却能安心地瞑目。

        第二场政治运动——“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一批在文革中幸存的知识分子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和领导岗位，全国的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再度笼罩阴暗。

        第三场政治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更多的在文革后崛起的青年学术精英纷纷夭折，其事业荡然无存。胡耀邦被定性为抵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对此负全部责任而被迫辞职，他为党内建立的民主政治业绩毁于一旦；他提拔的优秀青年干部丧失了政治前途；胡耀邦作为中共改革唯一的希望，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四场政治运动——“六四清查”：1989年，知识分子逃的逃，关的关，死的死，剩余的下海经商，下岗待业，自此两耳不问政治。中共为这次向人民开枪的“天安门事件”付出甚至比文革更为沉重的代价：从1949年以来，以来党和军队的法统地位第一次发生了难以复位的动摇，以致于国家若不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纠正为国殇日，这个国家势必永无宁日。

        与党的“三面红旗”一样讨巧，文革作的余孽，让人民承受；文革欠下的血债，让人民偿还。当上边还在五十步笑一百步，下边已个个毛骨悚然。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于是这个民族空前的一场延续毛后35年的大规模移民，将这个社会本来该充任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毛胚，抛向浩瀚大海的另一边。

        再躲就没地方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