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五月，血气方刚的我在美国圣路易市放了一把火（原创）

那是1989年的五月，我当时是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的华盛顿大学自费留学，华盛顿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学费高的惊人，我仅有部分奖学金，为了保持合法的学生身份我每一学期必须注册三门课，为了交学费我基本上是 Full-Time 打工（白天几乎都打工），晚上和周末上课，圣路易斯市的郊区有一个富人区叫Ladue,都是有钱人的大房子和大草坪，我一个礼拜六天白天都在Ladue打工，主要是 Yardwork(在院子里打工），凭着在陕北当了三年农民的经历，美国富人的那点农活真是小菜一碟，第一家的老头老太太对我的工作满意了就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后来我给十家以上的富人打工，有时是上午一家，下午又是另一家；、我是1988年1月8日到美国，1月19日我就花了$2200美元的现金买了一辆1981年大众德国二手车（Volkswagen Rabbit)是一辆红色的车，当时在华大中国留学生里还引起议论，一般的中国留学生大都是公费，刚到美国就拿出两千美金的中国留学生还没有，我还真不是想显摆什么，因为第一次打工是同我的哥们帮老美搬家，我们两人都没有车，来回光走路就走了两个半小时，在美国的中西部如果没有车就如同人没有腿一样，所以我一咬牙把要交学费的钱买了车，圣路易斯的夏天非常热，1988年的夏天有时华氏 105度我还在室外用剪草机剪草，我头戴一顶草帽，用水把自己的衣裤都淋湿了，二十几分钟我衣裤就又晒干了，那个老太太还怕我晕倒了，一会跑出来问我一句： Are you Ok?  可惜我打 Yardwork的那些富人区都是老头、老太太, 所以俺就想有点绯闻，也没对象啊，那时贝壳村还在娘胎里呢！

有一件可笑的事，我这人从来都不照镜子，也从来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脸长期在室外剪草、锄草，我的脸已经晒得像非洲来的难民，有一天我在图书馆借书，一位印度来的女同学问我：“ Why some Chinese skin are dark, some Chinese skin are light?"

她问我：为啥有的中国人皮肤黑（她的用词很有礼貌：皮肤颜色深），有的中国人皮肤颜色浅？

我心里想，你们印度人的皮肤颜色才深那，中国人相对皮肤都白。 我回答：“中国的广东人皮肤颜色深，北方人皮肤颜色浅。

我是北方人，我的皮肤就浅！”旁边的两个女生都忍不住的笑起来，我感觉莫名奇妙的，我的皮肤就是比较白啊？！后来我去洗手间，照一照镜子，我大吃一惊，我的脸晒得像包公、黑花脸，脸晒得脱皮了！我因为夏天再热也穿长袖的上衣，胳膊没有晒黑，还真没注意自己的脸晒得黑红黑红的，脸也从来不抹油，后来才知道有防晒油！

那时候美国打中国的长途电话特别贵，一分钟好像是五美金！我记得有一次同毛头通话，她就告诉我：”我看见北师大的学生就在我们的楼下游行呢！”　我们在北京的楼房就对着北师大的一个侧门，学校封了正门不让上街游行，学生就打着红旗从侧面到

天安门广场。开始我根本就没有精力想神马学生运动，白天要打工，晚上还有课，还有作业，回到宿舍就是吃饭洗澡睡觉，但是到了１９８９年的五月十几号形势就不一样了，五月十九日李鹏宣布了戒严令！这时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们都被激怒了，在世界各地都开始上街游行，英国，法国，俄罗斯，以及美国的许多城市的中国留学生都上街游行了，但是圣路易斯市却静悄悄的，有一天下午我打工早会来，听我们同一宿舍的中国留学生议论，华大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都是中国使馆钦定的，联谊会的经费也是使馆给的，所以联谊会的主要成员不愿意出面！我当时还年轻，血气方刚的，我就一个人来到联谊会主席的楼下，（因为当时手机还没有发明，学生联络都是靠座机，安在宿舍的电话，一般是３，５个学生公用一个电话），最关键的是，只有联谊会主席

XXX才有华大所有中国学生学者的联络图（名字和电话），我就像去威虎山见座山雕一样，XXX就像座山雕一样蔫蔫的有主意，

好多学生来劝他，他就是躲在家里不出面，他是数学系的博士生，我以前从未同他打过交道，他住在二楼，我在楼下喊他，他在窗户里就是向我摆摆手，我这个人平时看起来是挺文静的，但是我要是发火，我的嗓门比谁都大！

我对着他大吼：“XXX 我今天请你下楼，我就耽误你五分钟的时间！否则我今天就是不走！！”

几分钟以后他无可奈何地走下楼来，我对他说：“第一： 我自己承担我的行为和后果，将来蹲监狱、杀头，我绝对不连累你！

第二：我就借用那个名单10分钟，10分钟以后我就还给你！你要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你就借个我用一下！”

他还是被我的真情打动了，他把印有华大几百名中国留学生的名单借给了我，我开车去复印了几份，十分钟后我把“联络图”

原件还给他！当晚我我们几个哥们、姐们分头把华大所以的中国留学生的电话都打遍了，几个哥们临时提议成立：

当晚大家都是自发的做标语和红旗，第二天上午中国留学生就在华大开始了游行！

后来的学生游行涉及到所有的华人，中国留学生几乎百分之九十九都参加了游行！

后来十几天我就逐渐同学生学者联合会疏远了，

第一，因为有许多学生学者六四后立即申请政治避难，从感情上我还是无法同我祖国彻底决裂。

第二，我这个人看起来挺聪明的，实际上我这个人很傻、没有心计，也不善于跟人斗，我是自己自动退出了民主运动。

最后一次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民主活动是 1990年6月4日的纪念晚会，当时我大女儿欢欢才4岁，她左手被妈妈拉着，她的右手拿着一个小蜡烛，一位美国的女记者当场抓拍了欢欢手拿蜡烛的镜头，（当时我也不知道她是Post-Dispatch报纸的记者），她问了我的名字和欢欢的名字，当时我也没在意。第二天一大早就有哥们来敲门，给我看当天的6月5日报纸的头版登载了我女儿欢欢的照片，欢欢手拿蜡烛，回头看那个女记者...忧郁的神态一下子被那个女记者抓拍到了！

第三，我是从小在陆军38军的军营里长大的，我当时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人民的子弟兵用坦克、自动步枪扫射爱国的学生！

更让我心碎的是我的许多发小、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也是几十万奉命包围北京的解放军军军官！

我相信我当时如果在北京，我也一定会到西长安街面对38军的坦克，我宁愿38军的坦克从我的身上碾过...

国兴百姓苦，国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