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中国留学生怎样在日本"学生活"

今天过目了一篇“日本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 JAPAN）”网络的署名文章，标题语大意是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一旦了解了日本社会真正的“不明亮”的层面，他、她们的心受到极大地震惊。文章先例举了日本卫生、劳工和福利部2017年10月底的数据，证实在日本作为各种劳动力的外籍人员人数约为128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8.0%，增长率是历史上最高的。此现象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人工短缺加速的情况下，政府正简化手续、努力接受目的单纯明确的各种劳动力和招收外国留学生。

文章中，突出的例子也就是在日本人数最多的各种中国人。其中，尤其显著的又是中国来的留学生了。不合理的日本第三产业的顾客是绝对上帝的"神话"，传统日本企业的论资排辈、对外来人的民族岐视、对劳工、对员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合理的提拔、提升的无视与无顾，文章中例举的在日本一家大型旅行社成功就职、却在一年内离开了这家公司的、2008年十八岁时来到日本，在关西一大学学成的郭勇 (28岁)，毕业于中国大学的、其后在九州一家制造商谋职检查和包装产品的26岁的吴丹、等等中国学生，他、她们相同的心境痛苦都是“无法对父母讲真话，无法排遣日本社会无视个人学历、无视个人能力”的绝望的前途展望。

掩巻后心情相当沉重。

不由自己地联系到了日前阅读过的作者顾天下的图片文字，标题是: 卖房代购捡垃圾，留日中国人的100种生存方式。

顾天下，1990年于中国的江南苏州市出生，2012年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部毕业，2013年在Bournemouth University取得了MSc学位，2018年于日本武蔵野美术大学造形研究科写真cource修士课程修了。目前在住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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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做了半年快递员-晶晶，24岁，学习院女子大学。
18岁那年，一句日语都不会的晶晶，独自来到日本求学。为了减轻负担，她找了一份快递分拣的兼职，收入不错，还不用说话。
晶晶每天负责的工作，是将流水在线的快递搬到指定的区域内。而偌大的工厂里，目之所及全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大叔，像她这样的年轻女孩简直是异类。
这是一份扎扎实实的体力活，遇到大件物品，晶晶只能靠在传送带旁，用身体做支撑，常常一个通宵下来，腿上全是深深浅浅的淤青。
半年后，晶晶练熟了日语，换了新的兼职。目前她在会计事务所当助理，也准备申请相关方向的研究生。

2-最穷的时候，就捡过期便当吃-一木，24岁，大三。
 来日本四年，除了大一的学费，一木没问家里要过一分钱。最困难的时候，她打了三份工，在超市后厨做寿司，在便利店收银，在筑地的海鲜店做服务生。一周七天排得满满当当。
 便利店晚上会统一处理掉当天的便当、炸鸡和三明治。为了省钱，一木就从这些“过期食物”里挑出喜欢的，一天只吃这一顿。
 一木说，她来自单亲家庭，原以为自己跟母亲截然不同，所以才会经常吵架。出国这些年，她才发现自己身上有不少她的影子。
 她会像妈妈那样，把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而妈妈最辛苦的时候，从来不会向姥姥开口。

3-我在日本做代购-时雨，24岁，嘉悦大学。
留学之余，时雨做起了代购生意。客户都是老家的亲戚朋友，“天津人不爱化妆，如果我家在上海，肯定赚翻了。”最离奇的一次，是国内的哥们儿请他代购日本“土特产”，时雨咬咬牙也捎了。
 这个原来对化妆品一窍不通的男生，如今对资生堂眉笔、Mac睫毛膏、大表姐口红如数家珍。去年回家，他还给妈妈买了一支YSL的最新款香水。
 妈妈从不阻拦时雨的决定，总觉得离异后亏欠了儿子。听时雨说想去日本留学，妈妈说，“只要你想学，我就依着你。 ”

4-在东京，出门要带一堆钢镚儿-戚七，24岁，房地产销售。
戚七面试的第一份兼职，是一家中餐馆里的服务生。店长打开菜单，让她用日语念菜名。戚七支支吾吾地念了，对方说：行，回家等消息吧。第二家店是麦当劳，戚七应聘成功了。上班第一天，主管看到了她手上的纹身，面露难色。 于是工作又黄了。
那时候，戚七身上只剩下两千人民币。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只能收拾行李回国。
幸运的是，她找到了一份没有任何要求的兼职——切牛舌。只要穿著防护衣，在几度的冷库里站一天，切肉、腌肉、切肉、腌肉。
“怎么也想不到，我会跑去日本做女工”，戚七说，“不过夏天还蛮凉爽的。 ”
如今，戚七早已离开了牛舌厂，生活看上去变好了，但整体依然很丧。人生的烦恼循环往复，打工、升学、考试、毕业、工作、业绩...“每一天都很累。 ”
戚七说，她至今不太适应，出门要带一大堆钢镚儿。相比之下，北京的煎饼果子摊都挂着好几样二维码。
但回北京能干嘛呢？ 可能只会每天呆在家里吧。

5-我一点也不喜欢东京-六六，日本文化大学
六六一脸笃定地说，决不会喜欢上东京。这是她留学的第二年，日子过得昏昏沉沉，除了盼着毕业回国，毫无念想。烟火大会、日料餐厅、闪闪发光的新宿夜景，都不足以抵消身居异国的不适。六六说，自己始终是个外地人。
她唯一宽慰的时候，是冬天窝在房间的被炉里，摆好零食和饮料，刷一整天电视剧。
说到来日本的理由，六六从小就喜欢日本文化，喜欢锦户亮。来日本的第一年，她去了偶像的东蛋演唱会，位置离舞台很远很远，“锦户亮就只有一小丢儿”。

6-来日本后，我变得很受欢迎-小白，24岁，武藏野美术大学。
小白画画时不喜欢穿衣服，衣服有重量，会影响落笔的轻重。
学油画的小白说，他最喜欢的画家是梵高，而梵高喜欢浮世绘，他想代替梵高看一眼喜欢的地方。来到日本后，小白意外地发现自己变得特别受欢迎，情人节能收到50份巧克力。不过这些好意他都拒绝了，理由是“不能只喜欢我的脸”。
小白常年失眠，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为了缓解疲惫，他会定时前往东京附近的河口湖进行短途旅游，绕着湖边散步，换来一宿安眠。
河口湖附近有一片树海，也被称为「自杀森林」，小白偶尔会去那里闲逛。他形容，树海的信号很差，容易迷路，但有一条专门留给行人的小路，小路两旁的树上常常绑着的红线——那是准备离开的人们，担心后悔时找不到回来的路，而特意留下的记号。
小白还记得，一年冬天雪夜，他如往常般在湖边散步，星星很多，空气很干净。对岸的车站、路灯和月亮倒影在湖中，像极了梵高的画。

7-日本同学觉得我很可怕-耳朵，22岁，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美术学科
开学头一个月，沉迷于画画的耳朵没跟同学说过一句话。直到他听见了班上两位女孩的窃窃私语——“那个人画的好好啊。”“可是他看上去很可怕...”
耳朵这才缓过神来，自己是不是表现得太冷漠了。一天早上，他对班上同学打了声招呼，对方愣了一下，赶紧回道：“早上好！ ”
渐渐，耳朵融入了班级。 他是班上的尖子生，每次老师走到他的画前，只有一水儿地赞美之词。渐渐地，他学会了分辨——画的好，老师会说，“画的真厉害啊！ ”
画的不好，老师会说，“画的真漂亮啊！ ”

8-日本人真的很不擅长拒绝-橘子，22岁，东京造形大学
上海姑娘橘子说，来东京的第一年和第三年，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到了第三年，她开始想念上海的外卖、水果、蔬菜和朋友。在最喜欢交朋友的年纪，橘子发现自己跟日本朋友间始终隔了层纱。一次，她约同校学姐看电影，对方笑嘻嘻地答应了。出发当天，却临时找了个理由爽约。
“其实直接拒绝我就好了，但日本人真的很不擅长拒绝。 ” 

9-我嫁给了一个中国人-小曦，28岁，公司职员
在日本客户的推荐下，小曦辞掉了外企的工作，独自来东京打拼。她不想考研—— “多浪费钱呀！”——打算从语言学校毕业后直接工作。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小曦还住在租金便宜的和室里，地上铺着榻榻米，下雨天会泛起一股发霉的草味儿。她的房间在二楼，没有浴室，洗澡要去一楼的房东家借，每次一百日元。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直到今年四月，小曦如愿找到了工作，更换了签证。六月，东京街头开满紫阳花，小曦跟兼职公司的中国前辈结了婚，搬进了拥有水泥墙和木地板的房子里。 

10-我被中国姑娘甩了-小张，27岁，研一
“留学时能找到女朋友的，只有三种人，有钱、长得帅、做饭好。”小张说，自己显然不是前两种。
小张吃不惯日本菜。一开始，他每周和留学生相约去吃海底捞、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时间久了，便开始自己下厨房，还叫上五三好友一块儿吃。
三年前，小张鼓起勇气对喜欢的女孩说，“来我家吃饭吧。”这就样，女孩变成了女朋友。两年后，又变成了前女友。
如今，小张回到了六年前刚到日本时的状态，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至少生活费比较充足，可以对自己好一点。 ”

11-我想在东京买房子-梅原，26岁，房地产销售
身高180、体重180的梅原，初到日本时，只能蜗居在不足六平米的格子间里。这是一栋被语言学校承包的大楼，一共四层，每层10个房间，在日本被称为「学生寮」。搬进来后，梅原才发现，那一层楼除了他全是女生。木造的房间不隔音，梅原常常能在半夜听见隔壁女孩吹头发的声音。
朋友取笑他，这明明住进了女生宿舍，梅原却不以为然。半年后，他和楼下的男孩商量着离开，在池袋附近租了43平米的两居室。
考虑到家里的经济负担，梅原放弃了考研，成为了一名房地产销售。
在他看来，这仅仅是一个跳板。不过入行后，他被中国客户买房的热情所感染。梅原盘算着，工作几年，攒点钱，在东京买一套小房子，也挺好的。

12-我是要成为漫画家的男人-B，23岁，东京工业大学
下飞机的瞬间，B有些恍惚。同一架航班上的游客早已有说有笑地离开，偌大的信道上只剩他孤零零的身影。这一稍纵即逝的瞬间，彷佛生活悄然埋下的伏线—— “接下来的路要一个人走了。”B选择独行的这条道路，是成为一名漫画家。 这个外形魁梧的男孩，身上透着一股少年漫画的热血劲儿—— 他喜欢《海贼王》，喜欢路飞，想成为漫画这片海域上，最自由的人。
不过东京并没有想象中的色彩斑斓，东京是灰色的。 “这里不是实现梦想的地方，而是提醒你梦想还没实现的地方。 ”
B正在创作第一部作品。出道后，他打算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笔名早就想好了，叫“吾辈是熊”。

13-我是一名「村上主义者」-Izard，28岁，中文教师
Izard称自己是一名「村上主义者」。他还记得，第一次接触村上春树的作品，是17岁那年在图书馆读到了《东京奇谭集》，书中收录了五部短篇小说。这本薄薄的148页文集，为少年平淡的高中生活带来了新鲜空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Izard大学念的是日语系，本科毕业后又申请了东京外国语大学，专业方向是研究村上春树。读到日语原版的那一刻，他才发现，比起林少华的译文，日文句式更长，节奏更缓，“原版书要比中文厚一倍。 ”
如今，已经步入职场的Izard，依然保持着阅读的习惯，村上春树最新的长篇《杀死骑士团长》还有100多页没看完。
“村上年纪大了，变得有点啰嗦”，Izard笑称，但他依然能从字里行间找到十年前的那份悸动。
“不知道现在的中学生还会不会读村上春树呢，可能连读书的机会都很少吧。 ”

14-我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小杨，29岁，日本私立大学
2015年，小杨的公司从黑龙江撤资，她所属的行政部被整个裁掉。 27岁的她，发现自己没钱、没工作、没有一技之长。 “其中也清楚，这份工作不可能干一辈子。 ”
小杨觉得，来日本是个无比正确的决定。从未离家的她，在异国迅速完成了升级迭代，不但学会了做饭，还能扛着重感冒做饭。
“现在把我放在哪个国家，都能生存下来。 ”
小杨计划，五年内都要留在日本。她还记得，初到东京时，她在超市排队结账，不小心钱包掉在地上，零钱散落一地。没等她反应过来，四周的日本人—— 不论男女老幼—— 都齐刷刷地蹲下来帮忙捡硬币。
 那一瞬间，她喜欢上了这座城市。

下面的毎１个他和她们都有一段沉重的故事，让我们祝福他、她们吧，请坚持、人生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