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往事（19）电报大楼的钟声

京城往事（19）电报大楼的钟声

位于西长安街六部口与西单路口之间的电报大楼是这一带最高的建筑。报时的钟声曾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在电子表，石英钟进入寻常百姓家以前，校准时差的方法，一个是广播电台的整点报时，再一个就是电报大楼的钟声。不过一直有个疑问没弄清楚，到底整点的那一刻是以第一下还是最后一下的钟声为准。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报时都会说“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XX点整”。

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早上七点整，听到电报大楼的钟声就得赶紧起床，用二十分钟完成穿衣，洗漱和吃早饭，背上书包，赶在七点半之前到校开始早自习。冬天的早上是最不情愿钻出温暖的被窝的，听着钟声敲响之前的乐曲还在床上赖着，真希望这乐曲再长一点，因为乐曲结束也就是非爬起来不可的时刻了。

到了上中学，走在西长安街上，抬头就可以看到钟楼上那巨大的白色表盘，黑色的时针和分针，（其实两个表针是墨绿色的，这是听电报大楼内的工作人员讲的）。这样的表盘有四个，分别装在钟楼的四面。当时手表还是高档消费品，同学中如果有人戴块手表那是很酷的。所以电报大楼钟楼上的时针就是最常用的计时工具。中午放学，急着赶回家去听广播电台十二点整的评书连播，眼盯着钟楼上的时针，计算着脚下的节奏快慢。跑进家门的那一刻也就是乐曲结束，敲响钟声的时候。

单田芳的《隋唐演义》，刘兰芳的《岳飞传》好像都是伴随着钟声开始的。家里的闹钟校对时差也是听着钟声来完成的，当然那会儿对时间的精度要求不高，只要别差的太远就行了。还有，去北京音乐厅和首都电影院看电影也是看着钟楼上的时针来计算时间，所以没有手表也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每回逛西单，或是在大会堂后面的空地上踢球，听到电报大楼的钟声就知道是不是该回家了。

虽然从小就听着电报大楼的钟声，但走进这座建筑物却是很晚的事。以前，发电报和打长途电话是很费钱的。小时候听邻居讲述打长途电话的情形：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上面写着要讲的事项，一二三四，对着话筒一口气读完，挂机。收费是按通话分钟来计算的，不能有太多废话，那会儿谁家也不富裕，更不敢随便把钱扔给电话局。打长途一定是急事，不能拖延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做。稍微慢一点的方式是拍电报，电报会由电话局的投递员递送给收件人。投递员穿着墨绿色制服，斜挎公文包，足蹬长筒皮靴，骑着墨绿色的两轮摩托车，在大街小巷里穿行，进到院子里，大声吆喝着，XXX拿戳儿（私人名章）。在交付了装有电报内容的信封之后，皮靴噔噔响地走出去，跨上摩托车，在一阵轰鸣声中远去消失了，留下一股青烟和汽油燃烧后的尾气味道，那样子很是威风，令人羡慕。

去电报大楼发电报才第一次认识到每个字都是有价值的。大楼门前是总共有一人多高的十几层台阶，大门内是宽敞的营业厅，右手边是长途电话室。往里走，正对大门是一排写字台，供顾客写电文，两边是接受和处理电报的服务柜台。填写标准的电报单，收件人地址不计入字数，电报正文是按字数收费，所以要言简意赅，标点符号能省则省。由此还发生过许多有喜有悲的故事。

有一件事是说一个小孩儿叫兵兵，随父母在某地生活，爷爷想念孙子，临终前想见上最后一面，托人拍电报叫儿子带兵兵来京。去发电报的人就去发了一份电文：速带兵进京。

那年月，人们的警惕性高哇，这封电报没到兵兵父母的手上，兵兵的爸爸却进了保卫处的临时拘留室。可怜的爷爷最终也没有见到孙子。看来取名字不可不慎啊，还有一个教训，就是应该多花钱的地方不能节省。

晚上十点整，躺在床上，听着悠扬的乐曲和雄浑的钟声进入梦乡，一下一下的钟声在空中悠悠飘荡，没有了白日里的匆忙和急迫，那一刻感受到的是宁静，静得甚至可以听到火车进站的汽笛声。

对电报大楼钟声的记忆其实是伴随着小时候生活中的喜怒爱乐，和对往日岁月的感慨。有时候脑海里也会出现上海外滩海关钟楼的形象，很想知道上海人对外滩海关钟楼的印象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