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历史怪圈和假如毛远新接班

诡异的历史怪圈：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副标题：假如毛远新接班。。。。

昨天因为看见《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被网民痛骂的报道后，愤而写了篇《问候胡锡进总编》，对胡锡进展开外科手术式的抨击。

今天，又见《环球时报》2月25日发表的忠君爱国献媚社论第二弹【唯恐天下不乱者举世难绝】。

正想着从何下手批驳的时候，忽然感到胡锡进的【世上总有一些人希望天下乱，希望中国乱的人也不可能没有。】是在骂中共毛太祖。因为红都皇帝毛太祖有句文革名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又联想起此时此刻的中国大陆，茉莉花革命之《中国，星期天围观》活动，不正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吗”？当然，我这里指的“天下大乱”是把中共一党独裁的天下推翻。用中共及其走狗胡锡进的话就是“天下大乱”。

诡异啊，我不得不摇头叹息。

当年红都皇帝毛太祖指使依靠红都女皇江青等人发动文革，抢党夺权，所提出的口号就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今，中国民众要推翻独裁政权，要走的路要做的事，就是当年抢共产党权、夺共产党权的毛太祖一样路一样的事。只是，当年毛太祖是为了他一家之私，现在的中国民众，是为了实现自由人权的民主理想。而独裁政权的看家狗胡锡进，所狂吠的【世上总有一些人希望天下乱，希望中国乱的人也不可能没有。】让听的人是哭还是笑啊？

看了1966年毛太祖给江青的信，不得不作这样的假设：假如毛太祖传位毛远新，毛家皇朝的推翻者大军中不光有中国的老百姓，还有绝大多数的中共党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因为，矛盾双方的内容和今天的现状大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法？
假如是毛家党毛家天下，就没有今天这么庞大的权贵集团和太子党集团。社会权力和力量结构就有很大不同，和现在相比。

以下分别转载《环球时报》2月25日发表的忠君爱国社论第二弹【唯恐天下不乱者举世难绝】和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在那封信里，毛太祖第一次谈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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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2月25日发表的社论【唯恐天下不乱者举世难绝】。

世上总有一些人希望天下乱，希望中国乱的人也不可能没有。突尼斯发生“茉莉花革命”后，埃及、利比亚等中东国家大乱，但西方一些人感觉不过瘾，很希望中国也发生“茉莉花革命”。但他们错估形势，失望是必然的。

西方媒体现在举着放大镜在中国搜寻“革命”的迹象，中国人口有13亿之众，中间没有几个想“革命”的人才是奇怪的。在千万人口级的大城市里，这样的人尤其很难绝迹。近日曾有大批西方记者云集预定地点，观摩三两个人行为艺术般的“茉莉花革命表演”，记者和围观者大大多于只有个位数的“表演者”，而有的境外媒体却宣称“示威者”多达“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盼中国乱的急切心情毫不掩饰。

准确地说，中国城市这种几个人级别的所谓“茉莉花革命”，属于新闻学意义上的“摆拍”，是西方媒体在中国搞不出“革命报道”的情况下，制造一个微型的“革命模仿秀”，拿出去充数。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炒作已经构成了新闻造假。

中国没有发生“茉莉花革命”，更不存在对“茉莉花革命”的镇压。当前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这种稳定不仅是社会的真实状态，也是全社会对这一状态的集体认可和判断。

中国确有很多问题和矛盾，发展不平衡、分配不均等引发大量不满。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现有政治框架下主动呈现给舆论的，对于解决它们，中国社会已经形成政治决心，并在认真探讨实施的路径。中国社会没有通过革命解决这些问题的愿望，对各种动荡有着深刻记忆的中国人，更相信发展和改革对社会进步的意义。

然而中国毕竟太大，人口众多，想在中国猎奇，什么都能够猎到。在美国和欧洲，近日也有零星要求搞“茉莉花革命”的声音传出，美欧人士或许会说，在多元化的社会里，那只是成百上千种试图竞争注意力的声音中的一种。

中国远比西方一些人想象的稳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纵深，最终展现的是中华文明的稳定。今日中国横向的斑驳陆离，也形成了西方很难理解的社会平衡。中国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发展“泊来的”，因此中国不是堆放问题的垃圾场，而是同时堆砌了成就和问题的码头。只要发展的中国是流动的，失望和不满就不会在中国社会打成死结。

成功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种高明的说教能与成功辩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铸造了新世纪头十年人类文明的一个最高分，无论赞扬还是批评，在历史的回望中都将被记录成这一伟大成功的轰动。至于西方一些人鼓吹中国“倒下”，历史有专门收集类似“中国预言”的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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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百度空间《如渊如尘如泪》：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首先透露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文革”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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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毛泽东在湖南的滴水洞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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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封长信，一般来说，毛泽东给江青的信都是草草几句话，多为交待工作。此信长达1709字，内容是毛对时势的深思，对自己的剖析，对未来的估量。
　　因为此信极为奇特，内容深刻，有异于大众对毛的认知。引《“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说辞，“此函极为重要的文献，又鲜见于书刊”，因兹抄录于下。信的背景放在信后，是希望观者带着疑惑去读此信。（另，网上亦有少数地方刊载此信，然而仅仅照搬书信，未加注疏，势必会引起读者阅读的困难。故余对其中内容引注，方便诸君阅读。其中大部分注释又是照抄叶氏的，兹以声明。）
　　
　　江青：
　　 6月29日的信(A)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B) 的意见在那里(C) 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D) ，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E) 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F) 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G) ，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H) ，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 (I) ，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J) 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K) 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GCD 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L) ，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4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不在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20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GCD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20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
　　
　　注释：
　　A 指1966年6月29日接到江青从上海发去的信。
　　B 指魏文博、陈丕显，魏时任华东局书记，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与上海市长曹狄萩同为华东地区的最高负责人。
　　C 江青时在上海。
　　D 指接见尼泊尔王国王太子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观察员。
　　E 指杭州。
　　F 指毛老家附近的滴水洞，此洞为韶山附近避暑胜处，毛童年常于此中游玩。湖南省在接到毛亲口指示后于1960年动工兴建“二○三工程”，修了几栋别墅。韶山在杭州之西，故称“西方”。
　　G 此处借黄鹤楼指武汉。
　　H 指林彪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大念“政变经”，讲述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又称颂毛泽东的个人“天才”，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等等。
　　I 指《毛泽东选集》。
　　J 东汉顺帝时，受朝廷征聘之人往往多不称望，恰逢黄琼受公卿推荐，李固素来仰慕黄琼，于是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有所作为，切莫沦为笑柄。见《后汉书•左周黄列传第五十一》。
　　K 见注H。
　　L 此处的“党”专指共产党。
　　
　　
　　信件背景：
　　 1965年春以后，毛泽东大部分时间常住杭州，关注北京的政治局势。1966年6月15日，毛离开杭州，16日抵达长沙，于17日开始在滴水洞闭关幽思十余天。此信初稿成于幽居滴水洞期间，但未马上发出，转交秘书保管。此秘书是谁，书中并无说明。但根据当时其他人的行踪，可以剔除陈伯达和田家英。离开长沙后毛抵达武汉，接见了两次外宾，又接到了江青在6月29日发自上海的信。现在看到信中落款是7月8日，距离开滴水洞已有十天，期间毛必定又谨慎修改过。
　　此信第一次公布是在林彪倒台后，1972年5月的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为会议主要文件印发的。据叶氏云，毛在印发前亲笔于抄件进行两处修改。其一是“他（引者注：指蒋介石）就逃到一个海岛上去了”改成“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另一处则未加说明。
　　此信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发布时，曾注明：“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的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王任重（引者注：王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看过。”另外还注明：“原件为毛泽东销毁，以上为毛泽东校阅过的抄件。”至于为何销毁，并无说明。
　　
　　由于此等原因，此信引发种种猜测。而余所抄录的，据叶永烈注，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71至75页之版本。余手头并无此书，姑以叶氏版本为准。毕竟以中央文献的形式出版，校对都是相当严格，定不允许有纰漏。据叶氏云，《文稿》中注明此信系“根据修改件刊印”，“修改件”是否毛之手稿，并无声明。而《文稿》是书凡由毛手稿刊印的稿件，必注“根据手稿刊印”。至于是书对全信的十三处注释，亦无云“原件为毛泽东销毁”。为何不做说明，或许连编者也不知毛销毁的缘由罢。毕竟此信写成于极其敏感的时期，发布之前又仅少数人阅过。此间秘密，或许已随故人深藏于柩椁之中，永远无法知悉。
　　鄙人在拜读叶永烈四人帮一书前，对此事毫无知悉，所有信息，亦来自于叶书前后，并无私人猜度。抄录在网，只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状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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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革”初期毛泽东给江青写的信，是指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一封信。因为毛泽东写好这封信后，先给周恩来、王任重二人看过之后，由周恩来转交给在上海的江青，江青看过之后又由周恩来带此信到大连，交给在那里的林彪看过。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给江青写那样一封信？
　　
　　毛泽东在那个时候比较信任江青，认为她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有功
　　一开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是比较困难的。许多老干部对此不理解，刘少奇、邓小平等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有不同意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说，中央有“镇压群众”、“围剿革命派”的问题，才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文化大革命”初期才会有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之分。毛泽东要冲破这重重阻力而把“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是不容易的，他需要有人支持。而这个时候，江青成为搞“文化大革命”的铁杆支持者。
　　当时，江青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经常向毛泽东汇报文艺界的情况。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文学艺术界入手，是与江青经常向他汇报文艺界的“问题”分不开的。
　　江青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江青首先是在寻找搞“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要寻找突破口。在哪里选突破口能够既打得准确，又能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呢？毛泽东当时一时还找不到。这时，江青到了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姚文元联手，策划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文一发，引起全国震动。文章中所涉及的问题，牵涉到中国的政治全局，引起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这些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不得不对即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表示自己的立场。因此，《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江青对中央作出搞“文化大革命”决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刘少奇等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支持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所写的《二月提纲》。但毛泽东却激烈反对《二月提纲》。由此引起了毛、刘之间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江青站在毛泽东一边。她不仅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而且组织人写出一份文件，专门批判《二月提纲》。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无论是请林彪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还是组织人写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江青都起了重要作用。
　　还有，“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在高校搞起来的。而在高校中，北京大学又是各高校中最敏感的。那时，江青、康生等人经常去北大活动，物色“造反派”。他们物色到了聂元梓。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贴出了一张反对校长和党委书记的大字报。江青和康生立即拿来大字报的手抄稿交给毛泽东。６月１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张大字报，也是由江青具体落实的。这张大字报的公开发表，对于发动各高校起来造反，起了重大作用。１９６６年８月，毛泽东自己写了一张针对刘少奇的大字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毛泽东在自己的大字报中称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由此可见，江青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环节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江青等极左分子的支持，也需要一些军队领导人的支持，特别是需要主管军队工作的中央副主席林彪的支持。林彪不光是表示了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而且还在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但是，林彪的这个讲话很特别，他是专门讲中外历史上政变问题的，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当时，毛泽东正在南方，他看了林彪的讲话稿，对林彪的一些提法不满意，有担心。
　　毛泽东此时提笔给江青写信，其目的是：一方面要把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想法告诉坚定支持他搞“文化大革命”的江青等人，他认为江青等人是“左派”。另一方面，也把对林彪讲话的看法和自己的担心告诉江青等人。这也表明了毛泽东当时对江青在政治上的信任。这自然是毛泽东写这封信的直接原因，但是，从信中的内容来看，毛泽东要写这样一封信，是早就有思想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