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选择真的比奋斗更重要：《上海生死劫》读后感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拿到一本英文回忆录《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由于工作忙只匆匆浏览看了一遍。作者是郑念女士，主要讲述的是在1949年之后选择回到大陆，在文革期间遭受的迫害。最近在网上搜索看到了中译本《上海生死劫》，又从头读了一遍， 那些描述的经历真令人不胜唏嘘。

郑念女士原名姚念媛，1915年1月生于北京，父亲曾留学日本，并任北洋政府官员。她中学就读天津南开中学，然后考入燕京大学，后又到英国的“英国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并在英国遇到了在那里读研究生的郑康棋先生，两人相爱成婚，从此改从夫姓。郑先生回国后在外交部供职，后被派到澳大利亚做外交官7年，夫妇俩在澳洲有了唯一的女儿。他们在1948年10月回到上海。在49年5月中共占领上海后，他们选择留下。郑先生被英国壳牌石油公司聘任为中国分公司经理助理。因先生在57年病世后，郑念女士受聘接任助理。

文革爆发后，她被称作“洋买办”“帝国主义的走狗”，她家被炒，多年收藏的古董被捣毁， 人也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她在书中主要讲述了在狱中被关押六年半受到的各种人格的侮辱和身体的摧残。因为在受审时不承认自己有间谍行为，也没有揭发别人，她多次被打骂，有一次连续11天被铐上带齿的手铐，吃饭睡觉都戴着， 以至于腕部皮开肉绽，13年后都未能全部恢复知觉。而她没有自杀的原因一是相信自己的无辜，要与关押他的人斗争到底，二是惦念着女儿郑梅平。可在她出狱后才得知，女儿已在自己入狱后不久就被迫害致死了，仅活了26岁。

文革之后很久她才出狱，之后也一直受到监视，还被要求参加学习。直到大陆与美国建交后，她才以到美国看望妹妹为名，逃了出来。郑夫人晚年居住在美国，至2019年94岁时去世。她用写这本回忆录的稿酬设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资助大陆留美学生。

读这本回忆录， 是我更清楚地了解到文革中所暴露的人性的丑恶。读后在为郑女士的不幸遭遇感到痛心的同时，也想到她还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者。因为从反右到文革，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他们有的自杀，有的在夹边沟等劳改农场被活生生饿死。

前些天看到一篇文章，列举了数位在49年后留在大陆或从海外回国科学家，本来想报效祖国，但却在政治运动中被报销的悲剧。蒋介石在败走台湾时，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有81名院士，其中59人选择留在大陆，后来有14人死于政治运动。而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也没有几人能幸免于难。如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计算机之父”董铁宝、南开大学物理系创始人饶毓泰，都在文革中自杀；华罗庚的导师数学泰斗熊庆来、教育学博士董时光，都被活活打死。地质学家谢家荣更是携全家一起自杀。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历尽磨难，勉强活了下来，如物理学家徐璋本，坐牢22年。郑念女士在回忆录的结尾也提到， 她的亲弟弟50年从英国毕业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几年后就在反右时被打成右派，虽然患有胃溃疡仍被下放到郊区农村养鸡，37岁就已头发花白。文革中又被送到五七干校监督劳动。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共产专制体制的残酷，也更深刻地理解了那句话“人生在有机会选择时能作出正确选择比奋斗更重要”。确实，人生有些事是无法选择的，如出生在哪里。但在有选择时一定不能受人鼓动，头脑发热。最近争论很大的电影《长津湖》令我想起那些放弃去台湾的机会，选择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再联想到不久前复旦大学那位从美国回去将书记斩首的博士，他们都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一念之差”而终生受难，不知有多少人会为自己的选择悔恨终生。